儿童“赋权”：内涵、依据、意义与策略 ——基于社会工作理论的视角

儿童“赋权”是指通过内部赋权和外部赋权来挖掘儿童的内在潜力，改变儿童“权力”现状，减少儿童的无力感，增加儿童对自我生活的掌控感与行动的能力和信心的过程。儿童“赋权”有其赋权的应然性、可能性和必要性。儿童“赋权”有利于儿童自身和社会的发展。应通过改变儿童观念、技能赋权、建立儿童工作小组等策略来进行儿童“赋权”。     

儿童读经之“经”与“读”的审视

近年来儿童“读经”现象引发了学界的广泛争论，儿童“读经”的本质是一场经典文化的教育活动。在“经”的选择上，要关注文学的经典，在内容上要体现广博性、科学性和递进性；在“读”的问题上，不仅要关注儿童的兴趣，而且要处理好“阅”与“读”、“读”与“解”的关系。     

同样的骄傲

近日，逛书摊翻看《可乐》时。我“一不小心”看到了自己的“文章”!好激动!好兴奋!好可乐啊!没想到我的文字能在杂志上变成铅字!虽然寥寥数语，却让我狂喜了好久：虽然只是以书信的形式发表，我却一样骄傲!     

何以成人：“开笔礼”仪式铸魂育人的理论逻辑、历史溯源与当代价值

“开笔礼”仪式是小学教育场域中一项重要的文化教育活动,旨在引导儿童走向“成人”。在人类学“阈限”思维的理论逻辑下,“开笔礼”仪式将儿童置于“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流程中,让儿童在“分离—过渡—接纳”中体悟生命流转与进步的意义。“开笔礼”仪式由古代蒙养教育传统发展而来,穿越古今之变、贴合时代教育,在守正创新中探寻儿童走向成人的行动线索。作为教育实践,“开笔礼”仪式以“打基筑模”“习事明理”“修身正心”为价值预设,进而在具体的仪式过程中实现了引导儿童走向成人的根本教育旨归。     

论中国诗英译流派的“文、质、雅、俗”四分法

中国诗英译流派之“文、质、雅、俗”四分法基于中国古典文 学理论和中国传统译论中的“文”“质”“雅”“俗”概念,其中“文 ”与“质”重点关注的是译本在兼顾忠实与通顺时,在多大程度上具有 再创作的成分;而“雅”与“俗”重点关注的是译本是以文本为中心追 求译本的文学性,还是以读者为中心追求译本的通俗性。由此,将中国 诗英译流派分为“文雅”派、“文俗”派、“质雅”派、“质俗”派, 以弥补以往分类的不足,为系统研究中国诗英译的理论与流派提供新的 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侗乡丙溪、朝阳村“普九”脱节现象的调查分析

:本文依据对贵州省玉屏侗族自治县新店乡丙溪、朝阳两个村庄“普九”教育田野考察材料,指出这两个少数民族山村在“普九”教育中存在着“学前教育与小学教育之间”、“小学教育与初中教育之间”、“义务教育与非义务教育之间”的三重脱节现象,并从儿童自身的活动、家庭教育、民族文化诸方面对脱节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石门方言中的“把”、“给”、“让”

从共时角度出发 ,通过与普通话进行比较 ,描写石门话中“把”、“给”、“让”的意义和用法 ,重点突出其与普通话的不同之处     

杂剧亚脚色"哮"、"郑"、"偌"考

文章首先界定“亚脚色”的概念,梳理有关“哮”、“郑”、“偌”诸种亚脚色研究的学术史,通过文献以及民间俗语的研究,证明此类脚色专称皆为伶人用语,“哮”为“醋大”之义,即戏曲中所谓酸丁,“郑”的含义即“道人”,“偌”即杂扮艺人,意即模仿、相似,也即伶人所谓“似象”。     

爷、同志、师傅和老师

旧京人之间的称呼,文雅当中透着谦和。大约都是围绕着家做文章——自己和对方都是圆心,画两个圆,交集部分是谈话内容。言及对方家人,不加“令”字不开口：“令尊”“令堂”“令嫒”“令郎”;提到自己家人,画一条水平线穿过自身,线以上焊一个“家”字：“家父”“家母”“家兄”;线以下接一个“舍”字：“舍弟”“舍妹”“舍侄”;辈分再低点,用个“小”字：“小儿”。     

审美观照之“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中国“出入”说、“虚静、物化”说与西方“移情”、“距离”说之比较

东西方的美学理论,有相同的共性,但其文化的差异,使得它们在具有共同规律的同时,又具有明显的差异。文章试图将中国传统的“虚静、物化”、“出入”说理论与西方具有可比性的“移情”、“距离”说进行比较分析。“出入”说虽然由来已久,但真正从审美观照角度来谈“出入”法的是王国维,而“虚静、物化”理论则从老庄就开始了。西方的“移情”、“距离”说是近代西方美学具有巨大影响的理论,它们产生的时间和观念虽与中国传统的美学理论有着不谋而合的某种契合,但与中国的美学观念还是有本质的差异的。文章以中国的“出入说”、“虚静、物化”理论为主轴,以“移情”、“距离”做比照,分析其同异。     

关于“目”、“眼”、“眼睛”相关问题的商榷

关于“眼”、“眼睛”表示眼睛义位的始见年代、“眼”与“目”不复区别始于何时、“眼”取代“目”始于何时,学者们见仁见智,各自提出了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眼”表示眼睛义位的始见年代应为战国时期,“眼睛”表示眼睛义位首见于汉代,“眼”与“目”的分别不复存在的时间应当推迟至宋元以后,“眼”在口语中取代“目”应当始于隋唐。     

在戏剧中“做哲学”：儿童哲学和教育戏剧的整体性耦合与实践进路

教育戏剧作为一种有创意的儿童哲学探索方式，越来越受到学校教育实践的青睐。为超越“儿童”与“哲学”的二元对立， 儿童哲学经历了从强调哲学性的“教哲学”，到复归儿童性的“有哲学”，再到强调实践性的“做哲学”的迭代发展。儿童哲学与 教育戏剧在“做哲学”中实现了价值诉求、理论基础和实践样态的整体性耦合。在教育戏剧中，儿童通过隐喻嵌入的“对话”穿 梭于“虚构世界”与“现实世界”，通过身体嵌入的“游戏”穿梭于“感性世界”与“理性世界”，最终打开儿童“爱智慧”的哲学世界。     

我亲爱的可乐恋人

与《可乐》相识没多久，我深深爱上她了。第一次与她邂逅是在一家报亭。那天风很大，她依然跟其他几本杂志一起，坚定地“站”在最前面，身“穿”一袭透明的塑料外套，头顶一个黄色的夹子。她的身子被狂风吹得摇摇摆摆，     

“真”、“善”、“美”的哲学意蕴——以马克思哲学为视角

到底什么是真、善、美？这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一项基本课题,就是对“真”、“善”、“美”的诠释,揭示它们的理论意蕴和现实指向。马克思在对基督教思想、唯心主义、传统唯物主义的批判中提出了实践唯物主义。就“真”而言,实践是真理的源泉,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真”是人们在实践中所形成的认识内容;就“善”而言,“善”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一种意识形态,在不同的生产关系中,“善”的内涵各不相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善”指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就“美”来说,实践是“美”的源泉,只有劳动之“美”才是真正的“美”。     

朱熹论“义”、“利”及其现代意义

为探讨朱熹“义”、“利”思想的现代意义,运用文献研究法等方法对朱熹相关理论进行研究。分析认为,朱熹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对“义”和“利”进行了阐释,指出“义”是“天理之所宜”,是“心之制”,“利者,人情之所欲”;朱熹不仅继承了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而且进一步把“重义轻利”思想与“理”联系起来,对其作了本体论的论证;其意义就在于告诫人们在现代社会既要重视“利”,也要重视“义”,当“利”和“义”冲突时首先要取“义”。     

论“三个代表‘的时代性、实践性、创新性——兼论提高“三个代表”“三进“的实效性

对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性、实践性、创新性作了较为深入的阐述,指出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进”工作中,只有突出时代性、实践性、创新性,才能提高“三进”工作的实效性。     

论中国儿童文学的后现代和产业化问题

发展中的中国儿童文学已经出现后现代文化现象，通俗儿童文学正迅速地从艺术儿童文学中分化出来，其产业化势头越来越猛。在中国儿童文学产业化进程中，需要警惕“数字崇拜”和电视“图像”化写作这两种倾向，因为前者消解思想和艺术的创新，后者难以养成儿童的“阅读”能力，难以由此生成自我意识、想象力和批判能力。作为应对，中国儿童文学应该加强艺术儿童文学的修为，同时，在小学语文教育中张扬“经典”思想、“文字”力量和“深度模式”。     

“三农”问题视野下的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主要包括安全问题、学习问题、品行问题和心理问题。留守儿童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是留守儿童亲子教育缺位、学校教育管理不善、社会支持力度不够等,但根苓原因是我国长期存在的“三农”问题。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关键是解决好“三农”问题。     

杜甫诗论管窥──兴、情、神

本文从散见于杜甫诗文中的论诗诗句和文句中 ,概括出“兴”“情”“神”三个概念 ,在与前代诗论文论进行比较的基础上 ,指出 :杜甫论诗特别强调“兴” ,非常注重“情” ,多次讲到“神” ,进而对杜甫具体运用这三个概念论诗的情况进行了阐述     

楚简“虖”、“[虎口]”、“[虍壬]”的用法及其形体传承辩证

在楚简文献中,“虖”、“[虎口]”、“[虍壬]”皆既可用作实词,又可用作虚词。用作实词时,三字各不相同;用作虚词时,三字有同有异。“库”、“吝”在楚简之前的文献中即已出现,后世也有传承;而“妻”仅存现于以楚简为主的战国出土文献中。三字在与楚简同时地出现的传世文献中未见,系后世更改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