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德伦理视阈下的慷慨德性探析

慷慨是亚里士多德列出的一项与财富有关的重要的道德德性,讨论慷慨问题的逻辑起点是亚里士多德目的论理论链条中对至善的思考和规定。慷慨是一种给予财富的适度,其中体现了深刻的实践理性智慧。美德伦理的旨趣是生活目的及其整体关怀,在美德伦理视阈下探讨慷慨,意在纠正人们认识和把握慷慨这一美德走入的误区:慷慨不是规范上的应该而是基于生活意义上的至善追求。     

论和谐生态伦理观的三个理论问题

和谐生态伦理观是在传统生态伦理观基础上的观念创新,是一种新的生态伦理观,主要体现在和谐生态伦理观的三个主要理论问题上。人类利益至上是和谐生态伦理观的价值基础;平衡协调发展是和谐生态伦理观的永恒主题;人与自然和谐是和谐生态伦理观的追求目标。     

亚里士多德的自足观及其现代意义

"自足"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重要概念,是判定幸福与否的一个重要维度。本来意义上的"自足"强调以自身为目的的完满状态,但"属人的自足"离不开外在善的支持。与柏拉图、犬儒学派、庄子以及康德自足观相比,亚里士多德的自足观是一个总体性的范畴,他主张在城邦的共同生活中积极奋斗,实现人生的自足、幸福。在物质方面过度消费、精神家园失却的现代社会,亚里士多德的自足观启示着现代人探求幸福的路向:在拥有中等财富的基础上,追求严肃而有闲暇的沉思生活,抑或第二好的合乎德性的生活。     

论亚里士多德“中道”观的相对性和绝对性

“中道”是亚里士多德的一个重要的伦理学范畴。作为一种美德，“中道”就是适度、适中，它是对过度与不及的否定，是绝对性与相对性的辩证统一。亚里士多德的中道伦理观，在当时条件下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作为选择时的一种实践智慧和选择美德的方法论，在今天仍具有可取之处。     

中国行政伦理观的历史演进及当代启示

行政伦理观是公共行政主体和国家公务员在公共行政领域中关于行政伦理价值追求的总体观念,从行政伦理观的历史演变的角度出发,采用了理论研究方法,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行政伦理观的传承与变迁,针对不同历史时期行政伦理观的价值观念转变,归纳当代行政伦理观建设的启示。     

亚里士多德的财产伦理观

亚里士多德的财产伦理观可分为三个方面:用“私产公用”的主张反对柏拉图的“公产”主张,承认私产的善德性；批判柏拉图的财产“两分法”,将人们的合理财产定额为“宽裕”而不是“素朴”；通过“均产”理论来缓和贫富分化、消除社会动乱,主张不多不少的适度财产是最善的,进而推导出中产阶级最具有政治上的善德,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和稳定核心.亚里士多德的财产伦理观对于当下理解公私产关系、破解贫富分化现象、培育中产阶层等方面都有借鉴意义.     

亚里士多德闲暇观解析及启示

对亚里士多德的闲暇观进行分析,指出其闲暇观与其幸福观紧密相连,从闲暇与幸福、闲暇与节制、闲暇与财富、闲暇与教育、闲暇与消遣等多重关系中凸显出来,表现为一种自足的、节制的、符合适度原则的沉思活动,认为亚里士多德的闲暇观对现代社会人们追求闲暇幸福的生活有诸多启示。     

论亚里士多德的静观及其现代价值

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就是至善,是人生所追求的最高目标,而静观是其中最幸福的生活。静观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正确地认识静观是理解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本文分别论述静观的内涵、静观的渊源、静观的形而上基础,进而挖掘静观的现代价值,以昭示在追求物质生活之时,也要追求精神上的满足,从而达到完善个人、完善社会的目标。     

亚里士多德的货币伦理观

广东金融学院教师、中山大学哲学系伦理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禹芳琴在《亚里士多德的货币伦理观》的来稿中指出:亚里士多德首先认为货币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由人们的习惯、协约或国家立法所定出的。亚里士多德肯定人求“利”、获取金钱(货币)的正当性,但他强调只有合乎德性和自然的求“利”才是高尚和美好的。亚里士多德认为致富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通过农猎渔牧致富,这种致富方式是正当的,是值得肯定和推崇的。另一种致富方式是经商致富。但他认为通过经商以获取货币的行为是“不合乎自然的”,是“不正当的”,是不善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高于财…     

新英格兰殖民地清教伦理观探析

清教主义伦理观是早期北美新英格兰殖民地人们的主要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清教徒移民追求宗教自由,却排斥和驱逐清教"异己";人们在殖民地草创期勤俭节约、清心寡欲,但随着个人资本和财富的增加,清教伦理价值观逐渐受到侵蚀;清教徒不仅以上帝的"选民"自居,而且在现世生活中也积极参与选举,争取民主和自由权利.     

“幸福悖论”研究述评

经济财富增长而“幸福指数”却止步不前。为解释和解决这种“幸福悖论”,幸福经济学引入了适应水平、期望水平等一系列新理论。侧重幸福感问题的社会学研究者则倡导从“积极心理学”角度开发导向幸福的“激励因素”,主张将“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幸福”作为立法与立德的基础。不同学科的使命与问题意识不同,对“幸福悖论”的解释与解决存有显然的分歧,幸福悖论研究尚待深入和拓展。     

幸福指数关怀的政策价值

近来,幸福指数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幸福指数,民众的幸福指数现状到底如何,关注幸福指数的政策价值又在哪里?笔者认为,幸福是人生追求的一大目标,是人们对生活满意程度的一种主观感受。所谓幸福指数是一个务虚的概念,就是衡量这种感受的主观指标。各种有关幸福感的调查显示,并非经济越发达的地方,人就越幸福。关注幸福指数对于引导政策的价值取向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马克思的财富观与幸福观及其当代意义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但其实质上隐含着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立场。在《手稿》中,马克思坚持政治经济批判的方法,以劳动与生产作为财富的基石,阐释资本主义在资本逻辑统治下社会财富生产的悖论和分配不公正现象,揭示资本权力下对抗性的加剧和劳动阶级非幸福的苦难境遇。通过对资本主义将“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的批判,指出未来社会财富的宏大基石从劳动生产转到人自身的生产,从而促进人的潜能的发展,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劳动时间将成为自由时间,人们真正在闲暇时间中享受幸福,实现真正的社会的个人的发展。马克思的财富观与幸福观对改变当今社会人的生活状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天府四川”:神话、历史、现实叠加的区域文化形象——对四川“天府”文化形象的新解读

以"天府"作为区域文化形象概念,其内涵随着社会发展应予以丰富和发展,才能适应时代需要。结合历史和当代人对"天府"内涵的认识,作为世人向往的地方,"天府"象征着"富庶、兴旺、和谐、智慧、美丽、幸福"。按照"天府"内涵的六大要素,四川在古史神话、历史文明与现实世界三个层面形成了形象叠加,"天府"既是古今四川的区域文化形象,也舍四川莫属!     

世界金融危机的文化层面反思

2008年9月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看似经济问题,其深层次是文化问题.我们应该从这次危机中反思,得到启示:一是我们现在强调扩大内需时,不能盲目挥霍,必须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二是树立正确的进步观念.进步应该意味着苦难减少、幸福增加,而不是只追求财富增加.三是应用儒家的中庸之道处理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深刻阐述的"十个结合",是应用中庸之道的典范.     

休闲方式:人的享受和发展方式——兼论休闲文化的人性功能及社会价值观念的革新

休闲方式与生产方式的辩证关系,决定了休闲方式作为生活方式、文化发展方式,也必然是人的享受和发展方式;人的享受和发展在本质上与休闲方式的内在矛盾即休闲力和休闲关系的矛盾运动直接统一。休闲文化具有显著的价值性,它的根本趋势是实现休闲的人性功能,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用科学、健康、文明的休闲文化,按照和谐、欢畅、自然、明觉的休闲价值标准,努力追求这样的休闲状态或境界。我们应该自觉地建构以人为本的休闲文化以便更好地实现休闲的人性功能,进而革新诸如幸福、财富等一系列社会价值观念。     

社会经济发展观底蕴探析

经济发展的史实和经济发展的理论都曾背弃了人的“原本的生活世界” ,造成在现实生活方面 ,经济发展表现为对物质财富的过度攀比和对人的需要的多元性的忽视 ,把人类的福利狭隘地理解为物质享受 ;在经济理论方面 ,发展表现为单纯强调GDP的增长 ,忽视人类安身立命的社会、生态、资源所构成的环境 ,忽视人的发展。理论与实践的这种导向淹没了人的主体意识 ,人的需要被限制在经济与技术理性中 ,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实际上是对人在经济发展中的主体性和目的性的恢复。     

乡土美学与民间理想的艺术礼赞——苗族民间锉花的审美特征

苗族锉花是湘西苗族民间剪纸的代表工艺,和一般的剪纸艺术在审美特征上有很大的不同。除去创作主体与实际功用的差异外,苗族锉花的审美意义表现为对生活的诗化,表达了对于世俗生活中的“福”、“禄”、“寿”、“喜”等价值的追求。苗族锉花作为民间信仰的物质载体,实现着人神之间的沟通与对话,传递着对于民间神灵的衷心祝祷和美好祈愿,在此基础上实现对世俗信仰的超越。     

论卢梭的幸福哲学

在卢梭的伦理思想中,幸福观是一个被忽视的主题。卢梭认为幸福就在我们自身,它和知识无关,也与财富地位无关,本质上是一种自由处境。人类最自由、幸福的生活是一种本性的生活,即自爱、怜悯和善的生活。只要按照人自身具有的这三种本性生活,就一定会找到通往幸福的道路。卢梭的幸福哲学对现代社会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