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中宗族文化的两面性及其应对——基于“乌坎事件”和乡村反腐视角CSSCI

基于"事件-过程"分析模式,以"乌坎事件"和乡村反腐为视角,揭示了宗族文化对村干部腐败犯罪作用机制的"神秘面纱"。宗族型村庄里,宗族文化形成的内生秩序不经意改变乡村治理制度设计的本来面貌,村民借助宗族势力操纵选举、联合上台,利用强大的宗族势力、族人间顾及情面、监督机制失效的现实进行腐败犯罪。而当腐败犯罪超出村民容忍度时,宗族精英依托宗族文化的凝聚力和法律赋权,迅速唤醒族群意识、凝聚族人力量进行集体反腐,有力推进了反腐的进程和深度。扬弃宗族文化的利弊,实现国家正式制度与乡村自身资源的配合。要重视村民选举的合法性和民主性,注重民主监督的本土化和精英化,实现软性法律的约束力和法治化,从而有效防控乡村腐败现象。     

宗族在村治中的地位--周城白族村的田野观察

近年来,一些研究者认为,随着国家从乡村社会的有意识退出,原先民间社会的宗族势力得以复兴,在村民自治中呈现村干部、宗族精英与经济精英鼎立角逐的格局.本文对大理周城白族村的田野观察却显示了不同的结论:在当前村民自治中,宗族的政治是一种"弱表达"形式,宗族经济是一种"无主张"状态,惟有宗族文化,则具有现实的功能与意义.     

村落宗族文化的复兴及其解决对策

村落宗族文化在当代的复兴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历史现象。本文在探讨宗族文化复兴的原因的基础上,分析了这一社会现象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并试图提出解决宗族问题的对策。村落宗族文化在当代的复兴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根源。     

和谐社会视野中的乡村冲突——评谢建社《冲突与和谐》一书

在中国乡村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乡村群体性冲突事件时有发生。在乡村群体性冲突中，重新登上地方权力平台的宗族权力无可否认成为地方权力运行中的一种不可低估的力量。宗族权力是对地方正式权力运行产生直接影响的一种地方非正式权力。如何来深入地掌握这种非正式权力的运作机制及其与正式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使之能够与地方正式权力有序和谐地共存于一个共同体当中？这是值得社会学者认真加以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华北宗族的弱化与基督教在乡土社会的发展 ———以豫西李村为中心的考察

历史考察表明,宗族组织的控制和宗族观念的影响,是阻碍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重要原因。对豫西李村的研究发现,随着社会的分化和专门化进程,宗族的部分功能被市场代替,宗族组织与宗族观念亦随之弱化。从历史考察与现实的个案来说,宗族的弱化有利于基督教的发展,反过来,基督教的发展也进一步弱化着宗族的力量。这一双向互动的过程,慢慢地改变着中国文化与社会结构。尽管如此,笔者并不认为基督教是宗族的功能替代项。     

论江头洲周氏族谱及其家族史的文化边陲意蕴

族谱是后代寻根认祖的依据,修谱建祠是为了提高、展示自己家族崛起、发展的历史脉络,也是为了提高宗族声誉和本族在周边社会空间中地位的现实需要。在周氏家族的宗谱祠志上,具有深层的文化边陲意蕴,从中可以看出昔日宗族组织的表现形态和族众的旺族意识,更是传统文化边陲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表现出一种新的"并接结构",体现族群文化基因的内部转型。     

徽州宗族祖训家规及其当代文化价值

徽州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地域文化的代表,其内核——祖训家规是在缺乏系统法治管理的传统社会,地方宗族制定的教育、管理和约束族内子孙的智慧的结晶,其中的一些价值理念,如修身、治家、事亲、睦邻等依然值得传承和弘扬。汲取徽州宗族祖训家规中的养分,将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中对当代社会仍有价值的部分进行传承并发扬光大,对于延续和弘扬中华民族的"家国"文化,乃至推进文化强国战略目标都有重要意义。     

城中村改造与宗族变迁——基于深圳两个宗族村落城中村旧改的探析

在城市化改造日益深入的今天,传统宗族的文化逻辑和物质基础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形态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A村的Z氏宗族与B村的L氏宗族分别位于深圳市区和郊区。这两个宗族均具有与都市文化相悖的宗族物质基础与精神基础,都在本世纪初期先后经历了旧城改造并与现代化大都市共存的命运,却在城中村改造中选择了大相径庭的发展路径:前者期望以资本运作者的姿态融合到经济领域当中去,后者则将自身的文化诉求付诸城市文化建设中来。这两个宗族的旧改进程表明:都市宗族采用股份有限公司与宗亲会的形式展开族内管理,宗祠、祭祀仪式存有与否并不是宗族是否消亡的标志;地理位置、政府决策以及与海外族人关系是左右都市宗族城市化发展路向的重要因素;从被动适应城市到主动参与城市经济、文化建设,正是当下传统宗族社会组织适应都市进程的新形态,为我们的城中村改造工作带来了新的启示。     

明清时期潮商治理制度研究——基于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的视角

基于历史比较制度分析的视角,对明清时期的潮商商帮治理制度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研究发现,潮州地区强大的宗族文化和宗族地域化使得潮商具有宗族主义和同乡集体主义这两种信念,从而选择了一种综合血缘宗族和地缘同乡特点的商帮治理制度。此外,潮商通过宗教信仰、祠堂、庙宇和会馆组织来加强自身的文化信念,进而维持和稳定商帮治理制度的运行。     

乡村教育与社会流动：对皖南宅坦村的历史社会学考察

宅坦村是以胡氏宗族为核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村落共同体。为了弥补国家在乡村教育上的"缺位",胡氏宗族积极整合宗族内部的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发展乡村教育事业。胡氏宗族在乡村教育上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宗族成员的文化素质,进而推动着宗族成员的社会流动,完成从"民"到"官"或"民"到"商"的身份转换。社会流动并未导致胡氏宗族分崩离析,反而强化了宗族认同。     

浙江横垟村纸山文化的内涵、传承及变迁

"纸山文化"是温州泽雅地区独特的一种区域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文章通过浙江温州泽雅镇横垟村宗族的个案研究,挖掘纸山文化的内涵,解读纸山文化传承与变迁,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地方性集体记忆的再造——以重庆积富村曾氏宗族的重构为例

当个人记忆成为一个群体成员身份的标志时,个人记忆就转变成集体记忆,每个群体、社会的集体记忆都有自身的一套文化规则。重庆黔江积富村曾氏宗族是从重庆酉阳细沙河迁移而来,至今经历了十六代人。随着时间的流逝,虽然宗族内的一部分文化符号和记忆逐渐遗失,但如"字辈"等较有特色的宗族文化却依旧沿用,曾氏宗族成员依然会按照自身宗族记忆来祭祀、修订族谱、编排辈分。通过非文本的记忆可以追寻宗族历史,也可以通过历史资料实现宗族集体记忆的重构与再造。     

浅论明清徽州的宗族办学活动

明清时期徽州教育非常发达,这是徽州强大的宗族势力重视教育的结果。宗族主要靠兴办族塾、书院和文会等各种类型的学校培养子弟。此外,宗族还重视延聘名师,资助族内贫寒子弟。这些措施是明清时期徽州一府文化繁荣、经济发达的重要保证。     

文化视域下宗族社会功能的反思

宗族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核心,其通过自卫生产、祭祖拜先、光宗耀祖、族规族训、赡济贫弱对传统基层社会民众的生存、凝聚、教化、自治、互助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在亲缘情感和乡土情结潜移默化影响下形成的宗族认同演绎出"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并以爱家的伦理诉求和爱国的政治信念为基点升华为浓烈的家国情怀。在当代宗族文化复兴的大背景下,客观认识宗族的社会文化功能,在现代文明秩序中纠正其偏离、凝练其经验和价值,是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千秋家国梦的重要路径选择。     

互动与互构:乡村社区记忆建构中的宗族与国家基层治理

共同的乡村社区记忆是乡村治理的重要精神资源,宗族是乡村社区记忆建构的重要载体。宗族作为乡村社区记忆的载体在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中保持了连续性,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现代宗族的异化也使其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出现了断裂性。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宗族与国家的关系以乡村社区记忆为中介,在共时上呈现出一种基于关系形态与政治行为的互动,具体表现为国家行政干预和国家转型是与宗族进退、宗族变迁的互相影响、互相交织;在历时上表现为基于国家治理条件与治理形式的互构,具体表现为国家治理根基和治理形式与宗族社会形态相互形塑、互为条件。以国家化的视角对以宗族为主要载体的社区记忆进行重建,重点在于理清村民自治组织与宗族之间的关系。一种途径是认识到宗族在乡村治理中与村民自治组织相融的一面,实现村民自治组织与宗族合作制;另一种途径是充分意识到宗族介入乡村治理的局限,实行村民自治组织与宗族彻底分离制,从而实现优化乡村治理水平的基层善治目标。     

宋明以来徽州血缘身份认同的建构与强化

宋代以来至民国时期,随着徽州山区经济的开发与发展、徽商经营的成功、宗族社会的形成,以及教育、科举和文化的发达与繁荣,徽州知识暨文化精英逐渐揭开徽州地域文化认同建构的序幕,其中祖先中原的身份认同和谱系拟构即是重要的基础性一环。徽州知识暨文化精英通过不断纂修谱牒,强调"万殊一本"的理念,并在矛盾、对立和冲突中,建构和强化了祖先中原的血缘身份与宗族谱系认同,以标榜徽州宗族文化的特殊性、优越性和自豪感。这种血缘身份认同几乎无法与历史真实性达成统一,但它确实强化了徽州宗族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进而维系了徽州地域社会的秩序,促进了徽州经济与文化的发展。     

朱熹的家族礼仪论与乡村控制思想

朱熹顺应宋代重建平民化乡村宗法组织的思潮,认为要建立平民化的宗族及家族制度,重建新的家族、宗族礼仪就是一个重要的"有补治道"的工作.首先,应确立"礼"出于天这一重要的道德立法及伦理规则;其次,应注重礼制中乡村宗族、家族之礼的建设;第三,应重视社会转型期乡村家族、宗族礼仪、规则与国家礼法的一致性与共同性,倡导家礼乡规随时势而变易;第四,应强调封建伦理的孝、悌、节的礼仪规范;最后,是主张由家族伦理向国家、社会伦理扩充,并使家族礼仪成为教化民众"忠"、"孝"、"慈"的工具.在乡间及地方大力推行与维护宗族、家族伦理,目的是保证国家意识形态及政治伦理纲常对乡村社会的控制.     

本期重点推介

宗族与民族社会专题当前民族社会发展中的宗族问题是民族学社会学、乡村人类学关注的一个热点,本期一组论文从不同层面对当今民族社会中宗族的现状、地位、功能以及如何加强对宗族的管理等问题作了深入研讨。其中,武汉大学朱炳祥教授等通过对云南大理周城白族村的田野观察,提出了与学术界传统不同的新观点:在当前村民自治中,宗族的政治是一种“弱表达”形式,宗族经济是一种“无主张”状态,惟有宗族文化,具有现实的功能与意义。观点新颖独到,具有原创性;云南大学寇翔的“宗族势力复兴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分析”认为,在当今中国的乡土社会,宗族…     

论华北宗族的典型特征

对华北各地的祭礼习俗的历史考察说明,华北宗族的外在物化标志,即起着功能性作用的宗族聚合手段很少见,但在宗族的象征文化方面则呈现较显著的迹象。与华南的弗里德曼式的宗族相比,华北的宗族是表达性的、文化性的,或者说是意识形态性的。当然,从完备的宗族要素角度来审视,华北宗族是一种残缺宗族。     

祖荫竞赛:理解中国农村宗族运行的一个中观机制

基于四川宜宾、江西赣州、河南驻马店三地农村宗族实践的多案例考察,探讨当前中国农村宗族运行的实然状态。研究发现,流动与分化背景下的农村宗族运行呈现出"祖荫竞赛"的实践逻辑。随着农民理性扩张与劳动力价值显化,农民意义世界中的"祖荫想象"出现明显的市场转向;比较与竞争的意识日益嵌入血缘亲情,以"己"为单位纵向历时、横向共时的"祖荫竞争"成为中国农民意义世界竞争的主要内容。在此过程中,承载祖荫符号的"事件"成为当下农村宗族运行的基础载体,"事件团结"机制周期性激活血缘关系网络,为民间信仰公共性再生产创造契机;作为"祖荫竞赛"稳定参与主体的"中坚族人"及影响"中坚族人"规模的本地经济机会,则直接影响着本地宗族秩序与"祖荫竞赛"烈度。随着"祖荫竞赛"的日益普遍化,引导农村宗族正向发展应成为新时代健全"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关注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