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际冲突中族群因素与非族群因素及其相互作用

影响族际冲突的因素可以分为族群因素和非族群因素。族群因素又可分为原生因素和次生因素;非族群因素可分为偶发因素和一般因素。族群因素与非族群因素通过群体身份、历史问题和群体利益相互连结,使族际冲突的当事方产生认知、情绪和价值判断的变化,一方面导致非族际冲突转化为族际冲突,另一方面导致族际冲突升级或转化为更大规模的政治冲突。在应对族际冲突的过程中,应判别族群因素和非族群因素,及时处置由偶发性非族群因素引发的非族际冲突,防范和阻断族群因素与非族群因素的勾连,改善一般性非族群因素以遏制族际冲突的蔓延趋势。     

刚果(金)族群冲突与族群政治的由来、特点和影响

刚果(金)的族群问题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历史上,刚果(金)境内存在数个政治实体与族群,因为地理和语言的障碍,他们之间联系薄弱。欧洲殖民者到来后,强行将各个族群整合到一起,造成诸多问题。刚果(金)独立后,族群矛盾集中爆发,呈现出国内族群冲突剧烈、跨界族群矛盾复杂、资源争夺恶化族群关系的特点。族群问题衍生出族群政治,在刚果(金)政治生活中大行其道。族群政治导致国家政治的结构性扭曲、制度性失效和主体性错位,对国家发展造成负面影响。治理刚果(金)的族群问题,不能重复西方多党政治的老路,而应从刚果(金)的实际情况出发,在提升政府能力的基础上,借鉴发展中国家的治理经验,才能从源头上化解刚果(金)突出的族群问题。     

族际政治视域下阿富汗国家重构的困境

阿富汗族群构成极其复杂,如何建构稳定的族际关系,实现不同族群之间合理的权力分配成为长期以来制约阿富汗发展的结构性因素。历史上,阿富汗通过确立族群等级制和"普什图化"的政策,同化少数族群,整合族际关系。但这客观上强化了族群认同,并最终引发了族群之间的激烈对抗和内战,导致普什图人丧失领导地位,族际关系进一步失衡。2001年重建以来,在西方干预下,阿富汗试图借助西式的民主制度超越族际冲突,破解族际关系的困境。但事与愿违,这种制度模式异化为畸形的族群政治现象,族群成为阿富汗最重要的政治身份和动员力量,政党和选举大都以特定族群为界。普什图人借助人口优势再度崛起,阿富汗形成了脆弱的族群权力平衡。在美国全面撤军背景下,阿富汗面临着新的抉择,族际关系势必将持续、深刻影响阿国内政治与社会和解,地区和域外力量也借助族群矛盾干预阿富汗事务。这将进一步加剧阿富汗不同族群的对立以及塔利班与阿政府的对抗,阿富汗局势将持续恶化。     

试论族群认同和国族认同

本文认为,族群主要属于文化范畴,而国族则属于社会政治范畴,在族群认同和国族认同之间既存在着一致的一面,又存在着冲突的一面.对于一致的一面,我们要善加利用,以利于国族的统一和稳定;对于冲突的一面,则要通过构建包容性的价值取向、平等的酬赏制度和各族群间的交流与沟通予以克服.     

民族与族群及其相关概念的分形解释

从分形视角解释民族与族群乃至民族问题与族群政治的关系,依次指出民族是原始族群在阶级社会转换生成的分形体,族群在民族历史范畴是族性演化连续统的分形元,族群政治与民族问题的相关性在于民族理论学科与人类学学科的分维联系,认识这种联系有利于准确把握相关概念,实现跨学科互补。     

当代西方国际移民理论再探讨

21世纪以来,西方学界围绕国际移民的研究在深度与广度上均明显拓展,既积累了丰富的实证资料,也为建构国际移民理论体系而孜孜探求.其基本理论大致可以区分出三种取向:强调市场导向的经济理性选择论;注重政治内涵的文明冲突论;强调全球化趋向的跨国主义论.在国际移民的未来发展中,应该特别重视三个趋向,即劳动全球化的必然性,族群冲突的可能性,以及跨国主义对于传统民族观和国家观具有的严峻挑战性.     

政治宽容与政治冲突的互动关系研究

政治宽容与政治冲突的互动关系研究是冲突政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主政治条件下,非暴力政治冲突与政治宽容才存在必然的联系。本文分为四个部分:政治反对派与民主政治的包容性;政府宽容政治反对派的原理;政体形态与政治代价的关系;推进政治民主化的政治策略。     

台湾族群形成析论

文化认同是台湾族群形成的基础,各个族群原文化的差异性是其基本标识和向度,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尤其是光复后,岛内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以及70年代后台湾开始的民主运动,进一步得到发展,最终伴随着族群意识的不断强化而形成。它是台湾社会政治多元化过程的产物,反映了台湾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和结果。     

雪球：汉族形成时期的族群结构、互动与认同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汉族犹如一硕大无比的雪球,在雪球的滚动中形成、发展和壮大。在汉民族形成时期,其族群结构复杂而多变,在历时两千余年的沧桑中呈现出互动融合之势,这其中主要包括夏、商、周三族融合的浪潮及其向夷、蛮、狄的波及和扩展。其间的族群认同,即族群身份的确认（其标志是汉族族称的确定）也经历了一个从分散到集中的转型过程。     

族群政治、民族政治与国家整合——泰国南部动乱问题的解析

作为现代国家形态,民族国家的建构意味着国家权力对地方性族群社会的现代性整合。而以族群"政治化"为特征的族群政治和以族群"去政治化"、"文化化"为特征的民族政治则是这种国家整合的两种方式。其中,较之于民族政治,族群政治往往不仅未能达到多族群国家的预期整合效果,反而制造国家的动荡、分裂,从而出现了"国家整合"悖论。正是在族群政治方式的国家整合下,泰国南部的马来族呈现出"族群政治化"倾向,频频发生动乱。因此,采取民族政治方式的国家整合,成为了泰国南部动乱问题的解决之道。     

族群杂居区族际互动的结构性特征————一种超越二元对立的研究视域

无论一个族群杂居区看上去是多么偶然或复杂易变,一切已知的族群结构,从决定族群主体性的内在表征到决定关系格局的族群行为,都是一些彼此互动的共生结构。在动态的视域中,族群共生格局的形成具有深刻的物质动因,共生互补是从多元走向一体的逻辑基矗在认知、情感及伦理道德等层面互动的过程中,作为共生意义的族际共享域应运而生,这也就意味着族群之间因内在必然的要求而自发形成了共时性与历时性、共享性与共轭性相统一的存在方式和价值取向。当族群共生结构在时空向度上借助一定的物质条件稳定下来之后,又可以深化为人们能够操作的一套符号系统,特别是当族群作为一种情感主体出现时,共生族群之间具有深刻的自我调适机制。族群共生的过程不仅可能产生新的共生形态,而且能够形成新的物质结构,有利于促进族群关系向更高层次的有序化不断演进。     

移民、资源竞争与族群冲突

不管是国家整合过程中的政策性移民,还是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自发性移民,多数族群向少数族群聚居区的迁移对该地区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这一过程不仅会带来他们在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上的冲突,而且会导致资源的再分配、产生资源竞争并可能诱发族群冲突,由此引发重大的社会问题,甚至是政治问题。因此,每一个具有移民现象的国家,政府都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并在尊重当地文化、情感和需要的基础上,采取积极、有效的政策和措施。     

西方族群关系研究的相关理论综述

在现代化进程中,评价族群关系状态及解决族群关系问题,是多民族国家建设中无法回避的重大议题之一。梳理和评述同化理论、多元文化主义、连续统理论、自由民族主义、扩散模式及内部殖民主义,以及族群冲突、族群竞争、族际整合理论等族群关系的相关理论研究,这对如何衡量族群关系状态和促进族群关系和谐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族群政治与东盟国家对不干预原则的选择性应用

如何解释东盟国家对不干预原则的选择性应用?对此已有研究提出了不同解释,然而,东南亚地区广泛存在的族群问题并没有得到充分重视。本文将族群冲突升级理论与东南亚的地区经验相结合,提出国内的族群政治竞争驱动东盟成员国干预其他成员国的族群冲突。已有理论认为,外部干预将破坏不干预等地区规范,同时也是族群冲突升级为国家间冲突的主要途径。本文则认为,干预行为对地区规范产生的影响,还取决于目标国的回应。目标国领导人的政治地位越稳固,该国越有可能接受其他国家善意的干预,相反,当领导人执政地位不稳时,目标国倾向于拒绝一切形式的外部干预。干预国与目标国之间不同的互动模式将导致三种不同的结果,即对不干预原则的"确认""破坏"以及"超越"。本文通过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这三个"国家对"对理论框架进行验证。东盟成员国对不干预原则的选择性应用说明,这一规范的演变方向仍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     

跨境族群与跨境族群分离主义

跨国境线而居的族群,既受他国同族人在族源、语言、文化等方面对他们的吸引,也有对母国的政治认同。一旦跨境族群对本族群的认同强于国家认同,加上母国民族政策的失误及国际势力的蛊惑,跨境族群的不满情绪就可能酿成分离主义,并谋求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跨境族群分离主义出现的主要原因有:跨境族群分离主义对"民族自决权"的蓄意歪曲;国际势力对跨境族群分离主义的推波助澜;泛民族主义的泛滥和蛊惑等。面对跨境族群分离主义对当代主权国家的疯狂解构,既需要继续推动和发挥联合国在反对与遏制跨境族群分离主义中的作用,也需要跨境族群母国加大民族国家构建力度以提升跨境族群的国家认同,还需要相关国家在治理跨境族群分离主义问题上积极合作。     

民族杂居区族际互动的结构性特征——一种超越二元对立的研究视阈

无论一个族群杂居区看上去是多么偶然或复杂易变,一切已知的结构,从决定族群主体性的内在表征到决定关系格局的族群行为,都是一些彼此互动的共生结构。在动态的视阈中,族群共生格局的形成具有深刻的物质动因,共生互补是从多元走向一体的逻辑基础。族群在认知、情感及伦理道德等层面互动的过程中,作为共生意义的族际共享阈应运而生,这也就意味着族群之间因内在必然的要求而自发结成共时性与历时性、共享性与共轭性相统一的存在方式和价值取向。当族群共生结构在时空向度上借助一定的物质条件稳定下来之后,又可以深化为人们能够操作的一套符号系统,特别是当族群作为一种情感主体出现时,共生族群之间具有深刻的自我调适机制。族群共生的过程不仅可能产生新的共生形态,而且能够形成新的物质结构,有利于促进族群关系向更高层次的有序化不断演变。     

从王桐龄《中国民族史》谈起——我国30年代三本《中国民族史》的比较研究

中国的国家观念和族群关系在“鸦片战争”后经历了一个急剧变化和不断调整的过程。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 ,我国学者对于如何系统地理解和分析几千年来中国各个族群之间的关系发展史也进行了研究与探讨 ,出版于上世纪 30年代的三部《中国民族史》可以说是那个时期中国学者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其中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试图以族际交往和族际融合为主线来贯穿中华民族整个族群关系演变历史 ,对于我们理解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过程具有特殊的意义。上世纪 6 0年代以来在西方学术界发展起来的族群社会学 ,其主要研究视角即是以族群关系为核心。族群社会学在中国也正处于发展之中 ,在研究分析中国族群关系发展史时 ,这三部民族关系史是重要的参考文献。文章以王桐龄书为主线 ,比较分析了这三本民族关系史各自的特点     

后结构主义的介入与激进政治理论的建构:路径、策略与逻辑

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之间有着本然的联系.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和文学分析工具的后结构主义,将自身的逻辑渗透到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历史领域分析和政治主体的构成当中,使社会和政治主体切断了与其本质和直接指涉物的联系,解构了阶级,构造出差异性与多元化的政治主体,最终促使拉克劳与墨菲发展出一种适合当代资本主义斗争现实的激进民主政治理论.但同时,应认清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政治理论与直接受惠于后现代的族群政治之间存在着的巨大差异.     

博茨瓦纳的族群关系与社会变迁

在非洲很多国家里,少数族群和土著人民的生存状况是非常紧迫和严重的问题。长期受英国统治与影响的博茨瓦纳,在独立之初即确立了单一民族国家的治国方略,但这并不符合博茨瓦纳的现实国情。本文在全面系统介绍博茨瓦纳族群关系的历史社会背景基础上,描述当今博茨瓦纳的族群冲突与矛盾,并分析背后的逻辑,从族群互动的角度理解博茨瓦纳的社会变迁。     

族群地位变迁论--以广西防城港市为例

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大致说来,现今广西防城港市的族群地位变迁经历了如下五个过程：1．惟一的主人--外族迁入之前原住族群的地位;2．先人为主--外族初始定居时期各族群的地位;3．友好往来与矛盾冲突--外族扎根边疆后至解放前各族群的地位;4．冲突后的和谐--解放后至改革开放前各族群的地位变迁;5．共同的主人--改革开放后族群地位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