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腐败滋生蔓延原因及对策思考

反腐败工作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衰成败。目前 ,我国腐败滋生蔓延 ,形势严峻 ,原因何在。本文对其进行了剖析 ,进而探讨遏制腐败的对策。原因 :(一 )社会环境助长了腐败 ;(二 )权力在经济领域的渗透是源泉 ;(三 )制度弊端为腐败提供了机会和保证。对策 :(一 )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和有关制度的建设 ;(二 )加快法制建设的进程 ,尽快实现依法治国。     

比较国外反腐败体制：理论与实践

腐败现象是一种超越历史界限、超越国家界限的存在。作为权力的滋生物，无论在什么样的政治体制下，凡有公共权力和公共关系的存在而没有完整的监督和防范机制，腐败行为就易于滋生。故控制腐败除了依靠理想和道德约束，还有一个基本点就是反腐败的体制建设。反腐败有一个从理论设计到实践运用的发展过程，在实际操作中更有一个从权力制约、单一廉政立法到建构完善的反腐败体制的过程。建立完善而有效的反腐败体制是各国寻求政治昌明的当务之急。但由于不同国家的腐败活动都是在一定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下产生的，故要以科学态度考察国外的反腐败体制构建的经验，从中去芜存菁。     

廉政学的学科定位与理论体系——兼论纪检监察学科建设何以可能

廉政学是专门研究国家廉政活动和廉政制度建设的独立学科。建立廉政学是促进反腐败与廉政建设事业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廉政学的学科使命包括:通过学科建构,回应中国廉政制度与实践中的一些特殊问题,论证廉政制度设置的科学性及其具体内容,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建设的基本规律,推动国家政治体制改革。构建廉政学体系应当以国家廉政活动和廉政制度建设为研究对象,以廉政制度为逻辑起点,以廉政建设为核心范畴,以廉政理论为基础支撑,以廉政制度、廉政活动及其规律性研究为体系范畴,用发展、开放的思维和方法进行廉政学体系构建。     

十六大以来我国反腐败工作的回顾与展望

十六大以来,我国更加重视反腐倡廉工作,并取得了新的成效.一批腐败高官受到惩处,损害群众利益的腐败行为和商业贿赂得到进一步治理,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和反腐国际合作取得突破性进展,科学的反腐败体系得以建立.这一切使中国从权力反腐向制度反腐转变,从以惩处为重点向以预防为重点转变,从经济、行政领域向政治领域拓展.但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要实现战略突破,还必须提速行政和政治体制改革,提高打击对策的有效性和威慑力,提高制度执行的效率和社会的法治化水平.国家可以选出若干城市作为行政特区进行"廉洁岛"的试点建设.     

以深入的政治改革和严格的制度制约遏制腐败

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极为重要的关键环节。坚定不移反对腐败,从根本上遏制腐败,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根本路径,严格的制度和法治制约是根本保障。政治体制改革是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坚持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的治本之策。破除既得利益集团对公共权力的侵蚀,是当前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任务;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是当前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完善干部选拔和监督制度,是当前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把"顶层设计"和"大众参与"有机结合起来,是当前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有效路径。     

反腐败与行政改革

腐败根源于制度上的缺陷，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现代化的进程而造成的行政管理上的漏洞。反腐败的治本之策应从制度建设着手，进行政治体制特别是行政管理对经济现代化的适应性的变革。中国只有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人事制度的改革，主要是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健全行政监督体系，才能从根本上铲除腐败赖以滋生的温床。     

建立腐败预警机制的三重视角

从腐败评价的角度看，只有基于腐败的风险评价，才可能建立预警机制，提前防范可能发生的腐败行为。从经济转轨的背景看，我国在这一过程中确实出现了一些制度上的真空和漏洞，从而使腐败的出现和蔓延有可乘之机，必须加强制度预防。从制度评价的角度看，中国未来反腐败斗争的成败取决于能否对国家廉政体系进行全面、深入的梳理，重构国家制度体系，有效减少产生腐败的制度漏洞。     

廉政风险防控管理：适应当下中国反腐败环境的管理创新

廉政风险防控管理是近年来我国预防腐败过程中探索出来的一项管理创新。它将腐败和不正之风视为公共权力运行过程中的风险,强调预防腐败重在降低其发生的可能性及其危害程度,强调在保障公共部门及其岗位有效履行职能的基础上,依据风险管理理论设计,借助多重防护和多环节的管理框架体系,从整合制度、技术和文化三种途径,实现预防腐败的目的。廉政风险防控管理能够满足在现行政治体制下加强权力制约与监督以有效预防腐败的需要,有助于贯彻落实建立健全惩防体系,提高反腐倡廉科学化水平。     

加强制度建设遏制权力腐败

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遏制权力腐败要在抓好思想教育的同时,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制度建设,规范权力运用,通过对权力全方位监督,努力营造一种廉政清明的氛围,使权力腐败得到有效遏制.     

中国廉政建设与改革中的地方创新--基于三个案例的类型学分析

长久以来国外学者已经对中国的反腐败制度形成了这样的刻板印象，即中国的反腐败是由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主导的一种自上而下的反腐败模式。根据“地方创新性程度”和“对中央廉政策略的影响程度”两个指标，将反腐败制度划分为三种类型：由地方自我创新，并已经被中央所采纳和推广的制度；由中央在地方进行试点，鼓励其他地方进行学习和借鉴的制度；地方已经在酝酿和尝试执行，但中央仍然持观望态度的制度。影响不同地方廉政创新类型的主要原因是中央鼓励地方廉政创新和改革的程度、地方主要领导的廉政创新意愿以及在廉政过程中遇到的地方部门利益阻力和民众的态度反馈，由此可见，应在腐败治理策略中重新找回地方力量。     

中国足球领域腐败与反腐败的标本意义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尽管政府高度重视反腐败,但我国的反腐败形势却持续严峻。足球领域的腐败和反腐败,是我国总体腐败和反腐败的一个缩影。文章以我国足球领域的腐败和反腐败为案例,通过分析足球领域的腐败并对比2002年反黑行动和2009年反腐风暴的过程及结果,从腐败后果的再认识、反腐的政治决心、反腐策略和反腐措施四个方面探讨这个问题对我国整体反腐工作的标本性意义。     

世界银行的反腐败战略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自从1996年世界银行启动反腐败战略以来,经过多次调整,至今已形成了一个多渠道、全方位而更有针对性的反腐败战略框架。通过加强内部机制建设和管理、严格审查融资项目中的贪污贿赂、援助各个国家的反腐败活动、在国家援助战略中倡导反腐败、支持国际性反腐败合作等措施,世界银行在反腐斗争中发挥了卓越作用。总结世界银行反腐败的经验和特色,尝试提炼出可供中国借鉴的做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权力控制到政治吸纳：科技防腐的演变路径

现代科学技术在防治腐败的过程中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优势,它有助于控制权力、削弱腐败动机,减少腐败机会。以"制度+科技"为主要特征的科技防腐模式是中国将现代科学技术融入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产物,它以较低的成本实现了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委托代理关系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机会主义等因素造成的交易成本。科技防腐是一个交易成本最优化的反腐形式,是建设廉洁政治的有利工具。随着现代科学技术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深度融合,网络政治的兴起与发展是必然趋势,它以相对低廉的成本直接影响并作用于最深层次的权力结构,推动科技防腐从以体制内权力控制和体制外权力监督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双向发展模式向以体制内权力控制和体制外政治吸纳为主要特征的新双向发展模式转变,从而实现从源头上防治腐败。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腐败综合治理研究

腐败的严重后果直接影响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领域,对国家的整体发展产生致命的危害,反腐倡廉迫在眉睫。论文首先对国内外文献进行了梳理,着重揭示了腐败产生的根源和类型,然后以翔实的数据为基础剖析了我国反腐现状及主要问题,最后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提出了国家廉政体系构建策略,以实现对腐败的综合治理。     

非政府组织在反腐实践中的理论背景和国际经验分析

非政府组织已成为世界各国反腐活动的重要力量;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集体行动的逻辑、社会资本和治理理论可以为非政府组织的反腐活动提供理论依据。从国际经验来看,非政府组织可以在政策制定和廉政立法、举报和监督腐败行为、调查廉政指数、影响政治选举等领域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从而有效地推动国家廉政体系的建设。     

构建中国特色的反腐败法律体系

腐败是破坏社会和谐的最大毒瘤,反腐败是关系到党和政府生死存亡的重大政治任务。依法反腐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构建中国特色反腐败法律体系是其前提要求。我们要积极加入或签署反腐败国际公约或区域性公约,集中力量制定综合型反腐败法典,适时修订和完善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努力推进反腐败的地方性立法工作。     

透明国际及其对中国腐败形势的评估

透明国际是全球唯一的反腐败国际性组织 ,致力于在世界各国政府、企业界推进反腐败运动。透明国际采用CPI和BPI指数体系评估一国的腐败状况 ,以期引起该国对腐败问题的重视并采取措施。根据透明国际近些年对我国腐败状况的评估 ,结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反腐败的实践 ,经过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反腐败斗争的特点 ,并对反腐败的发展趋势做出预测。这有助于在全球反腐败背景下探讨我国反腐败斗争的规律     

新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刍议

腐败问题是当今中国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反腐败斗争是党的要求，人民的意愿，也是党风廉政建设的必然选择。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可以从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厉行政府机构改革、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加强党员干部的管理和监督等几个方面着手，最终建立高度民主和高度法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反腐倡廉的理论与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更加重视反腐倡廉建设,在认识上将反腐败斗争提高到事关“亡党亡国”的高度,要求“老虎”、“苍蝇”一起打。党在实践上强调,要更多地依靠制度和法律建设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更好地完善全方位反腐倡廉体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并用“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以更快回应人民的反腐败要求。通过深化改革促进反腐倡廉建设,推进巡视制度,试行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通过网络微博等新媒体率先发力,引起网民热议监督、纪委迅速回应查处等新方式,加速形成党内党外、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全方位联动反腐机制。通过严格执行八项规定、公务接待、公车改革等切实纠正“四风”,铲除腐败滋生的温床,加大对高级领导干部、责任缺失、失职渎职行为的查处力度等举措,成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若干亮点。     

社会阶层地位与清廉感知: 差异及解释——基于2016年度全国廉情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公众清廉感知是近年来廉政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热点议题,然而,现有研究忽略了社会公众内部的阶层差异性。对2016年度全国廉情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公众的社会阶层地位与政府清廉感知之间具有显著相关性,且总体上呈现出倒U形特征,中间社会阶层的公众对各级政府的清廉感知水平显著更高。进一步的中介效应分析表明,不同社会阶层在腐败容忍度、反腐败满意度、腐败经历和感知信息来源渠道等方面的差异是导致其清廉感知差异的重要内在影响机制。近年来政府反腐败努力得到了绝大部分中间社会阶层群体的认可,但下层社会公众对各级政府清廉感知水平更低的情况说明,必须进一步优化反腐败策略,更加注重解决基层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