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众反腐败行动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15年度全国廉情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5年度全国廉情调查数据,采用聚类Logit回归分析方法对我国公众反腐败行动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索性研究。研究发现:在文化环境方面,公众的腐败容忍度与其反腐败行动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在政府反腐败绩效方面,公众对政府的反腐败满意度与其反腐败行动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腐败感知水平的提升会显著地提升公众反腐败行动的可能性,反腐败信心与公众反腐败行动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在制度安排方面,举报的便利性、有效性和安全性均会显著地提高公众反腐败行动的可能性;在腐败经历方面,行贿经历会显著地降低公众反腐败行动的可能性,而被索贿经历则会显著地提升公众反腐败行动的可能性。基于此,必须努力营造对腐败零容忍的社会文化,培育公众的主体意识,为公众参与反腐提供安全和便利的制度环境。     

公众腐败感知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公众腐败感知受到文化、绩效、制度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但既有研究忽视了不同影响因素间的内在关系.为此,通过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借助2015年的CGSS数据,来探究公众腐败感知的影响因素,并对不同影响因素间的内在关系作进一步阐释.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对公众腐败感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公共服务满意度在社会资本与公众腐败感知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法治水平在公共服务满意度与公众腐败感知关系中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因此,在反腐倡廉进程中,应注重培育社会资本,增强服务绩效,提升法治水平,从而改善公众的腐败感知.     

公众对食品安全舆情处置感知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感知风险和食品安全舆情相关理论,以合肥、福州、石家庄三个城市的592名城镇居民为案例,探讨个体变量、环境变量、政府的舆情处置行为对公众对食品安全舆情处置感知的影响。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个人收入水平等个体变量的差异并不会引起公众对食品安全舆情处置感知的显著变化;而家庭收入水平、公众对舆情传播渠道的信任程度等环境变量对公众的舆情处置感知存在显著差异。此外,在政府的舆情处置行为变量中,政府舆情处置效率对公众对食品安全舆情处置感知的影响最为显著,政府的信息公开程度、发布信息的真实性也会影响公众的舆情处置感知。     

论塑造清廉为民的新时期政府形象

“透明国际”,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反腐败非政府组织,每年都要限据民意测验和国际机构提供的调查报告打分,评选廉洁国家排行榜。文章对“透明国际”2008年的清廉指数排名进行了研究,揭示了政府行政行为中存在的腐败现象,深入分析了腐败行为对政府形象的破坏力,并提出通过发挥媒体的监督和正面引导作用,提升公务员思想道德素质和个人综合素质,并以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为制度保障,加大反腐倡廉力度,从而塑造为民清廉的政府形象。     

腐败行为的形成机理与反腐败

腐败给行为者带来的收益可能大于其付出的代价，并且在现实中政府腐败与个人腐败有共生趋势。企事业单位的腐败实际上可能比政府腐败更为普遍且更为持久，但政府腐败更难于被公众接受。无论腐败有何历史原因，社会为腐败行为而受到的损失实际上大于政府、个人及其他组织的腐败收入。反腐败是当今社会进步中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基于需求方视角的公立医院公益性感知研究

近年来,国家投入大量资源强化公立医院公益性,但公众对公益性感知依然偏低。其中主要原因在于政府的供给方视角和公众的需求方视角看待公益性存在差异,因此需要补充和丰富需求方视角的公益性评价手段。采用"公民导向"思维,运用患者就医感知价值评价方法,构建需求方视角的公益性感知模型,是一种较为系统的需求方视角研究尝试。医疗服务供给方可以据此采取相应措施,推动公益性水平的不断提升。     

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传承与展望

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提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这一目标是"端正党风,实现党风根本好转"等目标追求的与时俱进,是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的巩固与升华,有着深刻的内涵与特定的外延。压倒性胜利不等于彻底胜利,不是一劳永逸。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新时代反腐败任重道远。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建议将"清廉中国"作为国家战略,聚焦腐败概念,抓纲举目,系统推进反腐败进程。     

中国反腐败新阶段的趋势和特点

党的十六大以来,新的反腐败举措频频推出,围剿腐败的高压态势已初步形成,中国的反腐败斗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具体而言,中国反腐败新阶段的特点主要有:反腐败的战略方针和思路进一步清晰,查处腐败案件的力度进一步加大,纠正损害群众利益不正之风的措施更加有力,对各级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教育抓得更紧、要求更严、制约更有力,党风廉政和反腐败法规制度建设的步伐明显加快,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进一步强化,着眼于解决体制机制方面深层次问题的各项改革深入推进。     

腐败过程的二元主体分析

在反腐败的过程中,由于我们只注重对腐败主体政府官员的惩治,而忽略了腐败过程的二元主体,造成了对权利寻租方的变相绥靖,致使腐败进一步蔓延。本文力图打破传统的"公仆人"假设,从腐败过程的二元主体入手,主张反腐败也应该两手抓。     

民众的腐败容忍度:实证研究及启示——基于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的分析

民众腐败容忍度的差异,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反腐败斗争具有深刻影响。这种差异,可以通过民众对待腐败的态度和反对腐败的行动两个方面来衡量。世界价值观调查的相关数据,为测量不同国家和地区民众对待腐败的态度和反对腐败的行动提供了实证支持。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与透明国际的全球清廉指数的相关性分析显示,民众对待腐败的态度和反对腐败的行动分别与腐败现象存在不同程度的相关度,其中民众对待腐败的态度与腐败严重程度弱相关,民众反对腐败的行动与腐败严重程度强相关。对民众腐败容忍度的实证研究表明,降低民众的腐败容忍度是有效治理腐败的基本条件,而激发民众积极采取反对腐败的行动更是有效治理腐败的关键要素。     

企业采用电子政务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随着信息和交流技术的发展,各国政府逐步推行电子政务为公众和企业服务.已有研究主要针对公众采用电子政务进行研究,却忽略了企业的采用行为.研究从企业视角构建采用电子政务影响因素模型,利用网络问卷收集了139家企业针对电子政务的感知和行为数据.然后利用偏最小二乘法进行结构方程建模来验证假说.研究结果发现:企业对电子政务的感知利益和企业的管理准备,以及感知来自于政府的外部压力正向影响其采用意愿,而感知行业的压力和社会影响对采用意愿没有显著影响.研究结论有助于我国各级政府推行电子政务,提高企业采用率,为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提供指导和借鉴.     

中国社会转型期腐败的预防和治理策略

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腐败具有制度性、群体性、部门性、集团性等特征。腐败案件多发成因在于行政权力过度介入市场微观经济活动,权力监督机制缺陷,所有制结构调整过程中存在漏洞以及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中国社会转型期腐败的预防和治理策略是在借鉴国外预防和治理腐败经验的基础上,完善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机构改革,加强社会对政府的民主监督,提高各级人大对政府的监管力,重建清廉文化,提高领导干部自律能力以及多维度加大对腐败现象的惩治力度。     

风险-收益感知对核电公众接受度的影响机制分析——基于广州大学城的调研

此项研究探讨了风险感知与收益感知互动作用对核能接受度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不同程度的风险-收益感知对核电接受度的影响程度不同。其中,低风险-高收益感知的公众对核能的接受度最高,其次是高风险-高收益感知和低风险-低收益感知的公众,而高风险-低收益感知的公众对核能的接受度最低。对于影响风险-收益感知的因素,公众参与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是对专家和政府的信任。信任和公众参与是通过风险-收益感知的中介变量,间接影响公众的核电接受度。     

腐败:我国公众社会心理衰落的主要影响因素

我国公众社会心理在社会转型期间在一些社会因素的刺激下出现了衰落现象,其中腐败是影响公众社会心理衰落的主要因素,因为腐败加重了公众相对剥夺感;加剧了公众受挫感;降低了社会关怀感;削弱了公众社会责任感。从而导致出现了焦虑的人群,冷漠的人群,误解的人群和越轨的人群。而这些都可能对社会稳定运行构成威胁。为此,政府应站在更高的角度上看待腐败问题,并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媒体使用、政治信任与腐败感知——以中国网民为对象的实证研究

在中国媒体政治信息传播语境下,媒体使用与腐败感知显著相关,官方媒体使用弱化了网民腐败感知,非官方媒体使用则强化了网民腐败感知。不同类型媒体使用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差异显著,官方媒体使用对网民政治信任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而非官方媒体使用对网民政治信任具有显著负向作用。政治信任负向影响网民腐败感知。政治信任在媒体使用和腐败感知之间的中介作用,放大了官方媒体使用对网民腐败感知的负向影响,也削弱了非官方媒体使用对网民腐败感知的正向影响。     

地方政府教育管理公众满意度指数模型构建及实证研究

分析影响地方政府教育管理公众满意度的主要因素,在借鉴美国经典顾客满意度指数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由公众信任、教育行政部门形象、公众满意度、公众感知价值、公众感知质量与公众期望六个结构变量组成的政府教育管理公众满意度测评模型（GEMPSI）,并对湖南省5个市（州）政府教育管理公众满意度测评进行了实证研究。最后对实证测评结果进行了分析,有针对地提出了改进地方政府教育管理公众满意度水平的具体对策。     

腐败治理与财产申报制度的构建

腐败治理是党和政府始终关注的政府建设的重大问题之一.财产申报制度对打击腐败具有积极意义,它有效地实现了反腐败策略向主动进攻、制度反腐的转,吸纳了公众的监督力量,为制定合理的公职人员薪酬提供了依据.然而,我国财产申报制度的出台之路相当漫长曲折,至今仍无法有效抑制腐败.我们必须肯定财产申报制度在腐败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财产申报立法;吸纳公众参与;建立配套制度.     

知识缺失还是知识自负？知识水平对公众食品安全信心的影响研究

通过对中国10个城市成年受访者的调查,发现公众对当前食品安全问题的感知风险水平较高,反映其对食品安全形势较担忧,且对政府食品安全管理部门存在信任危机。不过公众的感知控制力较高,普遍认为自己有保障自身食品安全的能力,因此在日常的食品消费中仍然有较高的信心。研究证实中国公众在食品安全的知识层面存在着知识自负现象,公众自我评估的主观知识水平显著高于实际拥有的客观知识水平,且真正对公众食品安全信心产生影响的是公众的主观知识水平。这说明传统缺失模型所倡导的以科普、辟谣为主要形式的致力于教育公众、提升公众客观知识水平的行动能够取得的效果可能非常有限;而公众的主观知识水平和感知控制力的提升能有效提振公众的食品安全信心。     

利用电子政务构筑惩防体系的思考

腐败是公共权力的滥用.提起腐败,广大人民群众无不切齿痛恨,义愤填膺.反腐败的问题历来是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群众对腐败的问题深恶痛绝.如何制约公共权力,防范腐败的滋生蔓延?党的十六大提出,要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推行电子政务.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强调,要"努力提高纪检监察工作的科技含量,加快纪检监察信息化建设."但在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中,如何把反腐倡廉工作与现代电子政务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更有效地推进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各级的认识与做法仍不到位.如何加强电子政务在反腐败中的作用,发挥电子政务在反腐败中的威力是当前各级反腐败机构面临的一个亟待研究解决的重要课题.     

公共服务廉洁化:广州的实践与思考

公共服务廉洁化是廉洁城市建设的切入点和突破口。研究和推进公共服务廉洁化是有效促进政府及其他非政府公共部门等公共服务主体公开、公正、廉洁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途径。广州的探索与实践表明,推进公共服务廉洁化,不仅能够强化公共服务主体的廉洁服务意识、改善公众的腐败感知,而且对于促进社会诚信廉洁、提升城市竞争力、建设廉洁城市都具有积极的促进和保障作用。在新形势下继续深入推进公共服务廉洁化工作,必须落实为民要求,弘扬务实作风,树立清廉形象,以更好地服务、促进保障廉洁城市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