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

【第70】全球知名的反腐败机构、总部设在柏林的“透明国际”组织最近公布了2006年度清廉指数排行榜,芬兰、冰岛和新西兰并列为全球最清廉的国家,而海地位居排行榜末位。中国大陆取得了长足进步,从去年排名第78大幅跃进到第70名。2006年度清廉指数排行榜聚集了世界上163个国家和地区,是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清华大学廉政研究室和“透明国际”组织有很好的联系,任建明教授表示,排行榜上的名次和参与国家的数量有关系,而分值(CPI)才是比较准确的衡量标准。他说,今年中国的反腐败力度是看得见的,“CPI 的数值有些滞后,中国所取     

香港反腐卓有成效

香港也曾是一个腐败成风的地方，而今已经变成一个“全球最廉洁的地方之一”在透明国际2004年11月公布的本年度全球政府清廉指数排行榜中，中国香港名列第14位，而在近年的排名中．中国香港一直在亚洲名列前茅。香港廉政公署就像一把铁扫帚，把肮脏——送进了历史的垃圾箱。     

企业最优研发强度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文章的研究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二项式回归证明了企业绩效与研发强度之间呈倒U型曲线式的相关关系,从而找到了企业的“最优”研发强度;第二部分以该“最优”研发强度为被解释变量,以透明国际发布的CPI指数为解释变量,考察了经济体清廉程度与企业最优研发强度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政治清廉度与企业最优研发强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对提升我国企业的研发强度和研发能力具有借鉴意义。     

试论中国政府形象构建的路径选择——以全球化为背景

良好的政府形象是政府巩固统治合法性的基础,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政府赢得国际良好声誉的保障。在全球化背景下,政府形象本身所承载的价值也被提升和扩展到全球,因此政府形象构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就我国政府形象构建而言,应进一步增强形象塑造意识,着力构建能力型政府和开放型透明政府,以构建起理想的政府形象体系。     

政府行为对旅游目的地形象的影响机制——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性研究

旅游业发展多由政府主导,明晰政府行为对旅游形象的影响机制,促进地区旅游产业优化升级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文章基于“一部手机游云南”的案例,运用扎根理论,研究政府行为与旅游目的地形象间的关系。提取出动因、生产性行为、调节性行为、营销性行为和保护性行为5个主范畴,构建政府行为对旅游目的地形象的影响机制模型,并提出政府行为对提升旅游目的地形象的对策建议。本研究的发现为政府提升旅游目的地形象提供理论指导,以期促进云南旅游业的健康发展。     

我国乡村旅游发展中的政府行为研究

乡村旅游的“公共物品特性”、乡村旅游的“外部性”问题以及乡村旅游市场的不完善需要政府行为的干预与扶持。文章根据乡村旅游发展的初级阶段和成熟阶段对政府行为进行了界定,并从发挥政府营销的作用、实施形象导向型乡村旅游规划、提供基础设施、人才与资金支持三个方面对乡村旅游发展中的政府行为提出了实施措施,以期对我国乡村旅游发展中的政府行为提供建议和依据。     

当前三公消费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三公消费指政府部门人员因公出国（境）经费、公务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招待产生的消费,是政府开展公务活动的必要性消费。三公消费的高低直接反映着政府的清廉程度与工作效率,其有效治理对于提升政府的形象与增强政府的公信力具有重要作用。从当前的情况来看,政府在对三公消费的治理方面存在着信息公开不到位、消费支出不透明、问责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可从建设职业道德、优化预算管理、完善监督体系、建设问责机制以及健全法律法规等方面着手。     

论公共危机中政府形象面临的挑战及救济途径

面对不断发生的公共危机,政府必须具有透明、责任和高效的形象.但由于现阶段我国政府公关理念缺失、形象意识不足、与媒体沟通不畅等原因,严重制约着政府形象的建构,所以要使公共危机治理更加顺利,必须通过设立专门的政府公关机构来处理公共危机,完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建立政府与公众之间双向对等的沟通模式,注重公务员的德性建设,提高公务员素质,培育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的危机治理理念等来提升政府形象,提高政府化解危机的能力.     

行政管理模式：“入世”的重大变革与调适

WTO对政府行为的要求来自体制,它要用自己的法规原则来约束成员政府的行政效能,规范实施行政管理的工作方式和手段,更新一国条件下的行政机制,多层面促使政府行政管理模式发生变革.“入世”后行政管理模式,必须积极采取相应的调适对策,明确“政府角色”的工作定位,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改变“无限政府”的行为方式,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建立规范的政务公开制度,进一步推进政府行为公开化,大力提高公务员素质和技能,进一步改进政府工作方式.     

民族高校学报编辑实践中的形象塑造

民族高校学报形象塑造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是提高公众对民族高校学报认可程度和支持行为的有效途径。塑造形象的作用是 :有助于创造精品期刊 ;有助于建立“人和”的环境 ;有助于提高高校的知名度。通过长远的办刊理念、健全的行为系统、对编辑内质形象塑造及切实有效的宣传活动这四个途径 ,完成“外塑形象、内塑素质”的决策 ,使民族高校学报达到具有民族特色和学科特色的优秀学报的目的     

廉政保证金制度的博弈分析

为遏制腐败,我国一些地方和单位采用了“廉政保证金制度”。在博弈分析中,国家公职人员和政府为博弈方,分析结果表明:采用廉政保证金制度既能降低个人腐败的概率,又能提高政府监管有力的概率,对遏制腐败具有双重作用;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目前的廉政保证金制度对遏制腐败的作用是很小的。     

北欧国家的廉政建设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在“透明国际”组织每年推出的腐败排行榜中，北欧五国均名列最廉洁国家前列。健康的公民文化道德体系、政治与行政透明、严格的公务员管理、多维的权力制约机制、健全的反腐败立法、守护廉洁的监察制度、适当的高薪养廉和全面严格的廉政考核，等等，是北欧国家廉政建设的主要举措。从北欧国家廉政建设的成功经验中可以得出对中国廉政建设的启示：必须建立健康的道德价值意识、公开透明的监督机制、完善的政府及其公务员行为规范和专职独立的反腐机构等。     

美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官制度改革——从政党“分赃制”到“功绩制”

19世纪末、2 0世纪初 ,美国处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城市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 ,政治腐败问题因社会转型而更加严重 ,成为美国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巨大障碍。为此 ,政府进行了文官制度改革 ,改政党“分赃制”为“功绩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腐败现象的漫延 ,为美国顺利实现社会转型提供了人事制度保障。     

反腐制度与个体道德发展——基于十八大以来公职人员腐败容忍度的分析

对2012—2017年间我国公职人员腐败容忍度的调查发现,中共十八大以来，公职人员的腐败容忍度显著低于十八大之前；2012年之后腐败容忍度总体呈下降趋势，且存在三个节点：2013年相对于2012年，腐败容忍度有所下降；2014—2015年相对于2013年，腐败容忍度有微小上升；2016—2017年相对于2015年，腐败容忍度再次下降。这种下降趋势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十八大以来的反腐从集中式和权力式向制度化和常态化转变，静态的制度规章建设伴随持续性执行的动态机制运行，导致公职人员个体道德发展的同步提升，即经历了集中反腐期的被动服从、制度初创期的道德心理偏差和松懈，以及制度强化期的“习惯道德”养成的过程。     

论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公共权力意识

公共权力意识是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对政府权力的公益性、公共性原则的一种思想观念和自觉意识。公共权力意识对政府政策执行及防止腐败具有积极作用。西方国家公共权力意识是西方政治文化综合作用的结果。加强领导干部和公务员的公共权力意识教育,对提高党和政府治国理政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公务员对廉政教育态度的量表研究

针对公务员开展的廉政教育是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公务员对待廉政教育的态度是检视廉政教育成效的基本指标。编制适用的量表是全面把握公务员对廉政教育态度的前提性工作。文章根据社会心理学中态度理论和李克特态度测量方法编制了一个含有认知、情感体验、行为意愿、态度和行为等5个维度的公务员对廉政教育的态度量表,基于两次施测结果对项目进行筛选,并运用项目分析和因子分析等技术对量表进行验证。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该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与效度,可以据以开展实际调查。     

中国廉政制度的适应性分析

我国有一整套廉政制度,但制度反腐却未取得明显实效,腐败形势仍然很严峻。制度反腐未取得明显成效的原因在于:廉政制度的适应性状况不佳。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廉政制度与制度环境不相适应;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不相适应;廉政制度与制度实施机制不相适应。其根源在于:现有廉政制度效率释放已尽;新的廉政制度变迁动力不足;廉政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民国时期黔东南民族地区审判主体的多样性及其原因探析

黔东南是贵州省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地区。民国时期,黔东南地区审判主体比较多。除了法律规定的县长、审判官、检察官等人可以审判民刑案件外,县乡军政官员、保长、甲长、理老、寨老等人也可以审判民刑纠纷。民国时期黔东南审判主体较多的原因主要包括政局动荡、吏治腐败、交通不便及历史传统的影响等几个方面。探讨民国时期黔东南民族地区审判主体的多样性及其原因对当前的法制建设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经济发展、制度结构与腐败程度————基于2006—2010年G省2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在中国廉政建设实践中,经济发展、制度结构与腐败程度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系,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热点问题之一。基于G省21个地级市2006—2010年面板数据构建的固定效应模型显示,当把地区国内生产总值、政府规模和公务员相对工资三个变量引入分析模型后,目前阶段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规模和公务员相对工资与腐败程度之间均呈正相关关系,即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和制度结构因素的变化均未起到遏制腐败蔓延的作用。这就意味着,在一定发展时期内,单纯依靠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优化政府规模和改善公务员的薪酬结构不能有效地遏制腐败行为,反腐败必须依靠更系统的制度变革。     

“腐败排行榜”与中国反腐败

国际透明组织每年发布的“腐败排行榜”上中国名次的变化既反映了中国在反腐败方面不断取得的进步 ,也反映了中国腐败问题仍很严重的现实。中国在跨入 2 1世纪之际 ,应当注意到在国际范围内正在迅速兴起的一个国际联合反腐败的新趋势。在反腐败方面 ,国际交流与国际合作将愈来愈广泛 ,而且在 2 1世纪之初将会有更大的发展。这一趋势必将对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中国必须积极参加反腐败的国际合作 ,以便在新的世纪里 ,在政治、经济及各个领域更加平稳、更加顺利地推进各项改革 ,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更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