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紧制度笼子,让监督更有力——盘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五次中央纪委全会反腐举措

十八大以来,伴随着反腐败的日渐深入,中纪委工作不断创新,中央反腐理念、思路和措施愈加清晰。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反腐,有声有色,雷厉风行。十八届中纪委第五次全体会议(中纪委五中全会)已经落幕,我们不妨对两年以来的反腐风暴作一个阶段性总结。反腐势头,"不设限制、没有禁区"本届中纪委此前曾召开3次实质议事的全会(一中全会只确定人事),梳理中纪委历次全会的成果,不难看出两年来的反腐斗争逐步深入的趋势。2013年1月的中纪委二中全会     

公职人员腐败的利益冲突诱因及其演变过程探析

公职人员的公共职责与其私人利益之间的冲突是腐败的重要诱因,腐败是这种利益冲突演变的负面结果。利益冲突情境会触发腐败的心理冲动,催生腐败的手段和工具,为腐败提供适宜的环境。为了有效规避利益冲突、防止腐败,很多国家针对利益冲突问题进行了立法。我们应当吸取国际社会的成功经验,加快出台《公职人员伦理法》,完善财产申报的制度性规定并强化其执行力度,建立健全利益冲突规避制度和利益冲突资产处理制度,通过多种途径构建与完善防止公职人员因利益冲突而腐败的制度体系,加强从源头上反对腐败,形成惩处与预防并重的反腐体制。     

《理想国》防公职人员腐败思想刍议

柏拉图认为,公职人员腐败与否是现实国家与理想国家差别之关键;公职人员腐败是社会一切弊端之源,公职人员腐败之源在私有制,私有制之源在私有家庭和男女不平等。柏拉图提出了消除公职人员腐败的措施:实行男女平等,实行共财产、共夫共妻共子女的公有制。这一思想尽管有其脱离实际和过于激进之处,但也蕴含一定的积极意义,其积极方面可为我们今天的反腐工作提供借鉴。     

中国国家监察制度七十年发展变迁

中国国家监察制度经历了七十年的发展历程,从建国前的华北人民监察院(1948—1949年)肇始,至建国初期的人民监察委员会(1949—1954年),再到“五四宪法”颁行后的监察部(1954—1959年),中经行政监察制度的重建和探索(1986—2017年),最终经过2016年迄今的监察制度改革形成了新的监察委员会制度。中国国家监察制度的发展围绕人民性、独立性、实效性等核心命题,解决在社会主义国家如何通过制度建构实现廉能统一,在保持国家能力的前提下对公权力形成有效约束之问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反腐之路。     

地方政府寻租性腐败现状分析——以江苏省北部某县为例

政府组织及其官员的腐败,是带有普遍性的社会消极现象。控制和预防国家公职人员腐败,建设廉洁政府,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地方政府中腐败行为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政府组织及国家公职人员通过种种途径产生了租金,引发了寻租活动,即寻租性腐败。在县级政府中寻租性腐败主要寄生在权力运作过程中,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文章以江苏省北部某县1999年-2006年腐败案例为样本,分析了这种腐败的特点和成因,提出了从经济人和道德人两个维度出发,创新和完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从源头上治理寻租性腐败的对策。      

韩国反腐历程评析

韩国反腐,大致经历了腐败泛滥期、军人政府的铁腕惩贪期、腐败猖獗期和民选政府的制度反腐期四个 时期,经过几届政府的不懈努力,韩国反腐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保证了韩国经济的顺畅发展。笔者旨在总结韩国反 腐经验,为我国反腐策略的制订提供借鉴。     

经济结构、制度安排与地区腐败

文章运用中国15个副省级城市2000—2010年的面板数据,分析经济因素和制度因素对地区腐败水平的影响。通过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发现在经济较发达的副省级城市中,经济发展已经能够起到消减腐败的作用;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在消减腐败的同时又会创造新的腐败机会;政府人员规模与腐败水平之间呈U型曲线关系,适度的政府规模有助于减少腐败。公职人员相对工资有消减腐败的作用,证实了以薪养廉的合理性;财政自主性会恶化腐败,但财政分权能够消减腐败;市委书记任期越长,该地区腐败越严重,佐证了干部任期限制和异地交流的必要性。     

反腐败将进入法制化常态化

人们之所以把反腐败预测到中共中央第十八届三中全会议题之中,不仅仅是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7日召开的会议审议通过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还源自于十八大以来多名省部级高官和央企高管因腐败落马。     

权力清单视角的深入反腐败研究

自2005年我国首份权力清单面世以来,中国开始了权力清单建设之路。权力清单对政府起到权力制约、监督作用,是加强权力监督、源头预防腐败的治本之策。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取得一些成效,公众对未来的反腐工作有了更多期待。深入反腐首先要认清我国腐败萌生的原因,因地制宜地寻求对策。权力清单从规制权力的视角入手,从源头上杜绝腐败产生的机理,预防腐败的产生。另外,由于腐败萌生的多因性,发挥反腐实效还需要澄清权力运行乃至腐败发生的政治生态环境,使清单建设与反腐法律、制度、廉教的建设协调统一。     

浅探新时期防治腐败机制的构建

基于新时期国内外长期反腐斗争的实践和我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构建“三不”防治腐败的机制：加强新时期防治腐败的法律和制度建设，构建使广大干部不能腐败的机制；提高公务员的待遇同时加大惩处腐败的力度．构建使广大干部不愿腐败的机制；强化防治腐败教育，净化社会环境，构建使广大干部不想腐败的机制。     

我国公众反腐败行动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15年度全国廉情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5年度全国廉情调查数据,采用聚类Logit回归分析方法对我国公众反腐败行动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索性研究。研究发现:在文化环境方面,公众的腐败容忍度与其反腐败行动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在政府反腐败绩效方面,公众对政府的反腐败满意度与其反腐败行动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腐败感知水平的提升会显著地提升公众反腐败行动的可能性,反腐败信心与公众反腐败行动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在制度安排方面,举报的便利性、有效性和安全性均会显著地提高公众反腐败行动的可能性;在腐败经历方面,行贿经历会显著地降低公众反腐败行动的可能性,而被索贿经历则会显著地提升公众反腐败行动的可能性。基于此,必须努力营造对腐败零容忍的社会文化,培育公众的主体意识,为公众参与反腐提供安全和便利的制度环境。     

中国重拳打“老虎”

9月1日，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党委副书记蒋洁敏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蒋洁敏成为十八大以来，第9#i被查处的省部级高官。自去年11月十八大召开以来，中央不断重拳反腐，并推出了改进工作作风等一系列重大举措，显示出新一届中央领导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同时，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了建设“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的反腐机制，反腐制度建设明显提速。     

乡村治理中宗族文化的两面性及其应对——基于“乌坎事件”和乡村反腐视角CSSCI

基于"事件-过程"分析模式,以"乌坎事件"和乡村反腐为视角,揭示了宗族文化对村干部腐败犯罪作用机制的"神秘面纱"。宗族型村庄里,宗族文化形成的内生秩序不经意改变乡村治理制度设计的本来面貌,村民借助宗族势力操纵选举、联合上台,利用强大的宗族势力、族人间顾及情面、监督机制失效的现实进行腐败犯罪。而当腐败犯罪超出村民容忍度时,宗族精英依托宗族文化的凝聚力和法律赋权,迅速唤醒族群意识、凝聚族人力量进行集体反腐,有力推进了反腐的进程和深度。扬弃宗族文化的利弊,实现国家正式制度与乡村自身资源的配合。要重视村民选举的合法性和民主性,注重民主监督的本土化和精英化,实现软性法律的约束力和法治化,从而有效防控乡村腐败现象。     

项目审批中腐败现象的防治

当前，中国共产党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问题形势依然严峻。文章在分析项目审批中所存在的制度缺陷和管理漏洞的基础上指出：反腐的关键是加强制度建设，减少人为差错的发生；加速法制建设，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增强公共事务的透明度，加大腐败行为的未来风险和代价。只有这样，腐败才能得到有效控制。     

《廉政审计查处机制研究》简介

正宁波大学商学院郭强华教授撰,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该著针对深圳、浙江等地实施的"特种审计"不特问题,基于"特种审计制度"反腐败的实践基础上,对于腐败高发、多发领域设计"国家公职人员腐败预警指标体系",构建以腐败预警、预警审计和查实审计为主要内容,以腐败为导向的廉政     

微博倒逼制度化反腐的成因与出路

杨爱平、陈景云、黄泰文在《廉政文化研究》2013年第1期撰文认为,微博反腐正成为自媒体时代中国反腐进程中方兴未艾的现象。微博反腐具有显著的正能量,它借助于焦点事件这种非制度化途径,起到倒逼政府介入腐败案件查处的功效,从而加速体制内反腐的理性化和制度化进程。微博反腐的倒逼机理在于,它把以前只是由反腐机构与当事人掌握的不对称"内部信息",通过微博这种自媒体发酵为路人皆知的"外部信息",从而实现了反腐机构、当事人与社会公众间的信息相对对称。在腐败信息相对对称的情况下,体制内     

反腐新常态下的巡视制度及其完善策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工作进入新常态,巡视制度也成为反腐新常态下的重要武器,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得到了普通民众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梳理我国古代巡视制度演变历程,总结我党巡视工作的经验,分析党的十八大以来巡视工作的特征,今后巡视工作需要进一步创新工作方式,完善工作机制,发挥巡视工作的监督、震慑作用,不断完善巡视制度。     

腐败现象的经济学诠释

腐败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腐败行为是有成本的。在经济学家看来．腐败行为是腐败官员作为“经济人”角色的一种“自觉”活动，但由于腐败破坏了经济系统既定的帕累托状态，损害了效率和公平，因而腐败被经济学认为是可“理解”但不可“容忍”的。现行的反腐措施法律约束和道德约束的实施也是有成本的，这或许不是最优选择，经济学家更希望找到一种制度能够“经济学”地“内化”腐败，使腐败成本最小。     

论邓小平治理腐败的思想及其特征

腐败现象，祸国殃民。反腐斗争的成败，关系到党的命运，国家的前途。邓小平同志对治理腐败十分关心，有许多重要论述。概括起来有：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是治理腐败的根本；选拔好各级领导成员，是治理腐败的组织保证；建立完善的监督体系和法制，是治理腐败的重要手段。邓小平同志治理腐败思想的特征是：１．治理腐败的坚定性；２．反腐措施的综合性；３．依靠力量的人民性；４．治理腐败的长期性。其实质是保持党的纯洁性、先进性，坚持社会主义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