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紧急程序之立法完善

行政机关在应对突发紧急事件的过程中,所采取的行政处理方式有别于常规状态下的法律运作机制,这有利于及时有效恢复社会正常运行状态。但紧急情势下,行政权力的行使也表现出较大的优先性、强制性、紧急性,在缺乏有效约束机制的情况下,权力具有被恣意行使和滥用的可能,从而对公民合法权利产生威胁。我国有必要以行政程序立法的方式设定行政紧急程序有关内容,以实现紧急突发事件中公权力行使与公民权利保护之间的平衡。     

论我国行政紧急权力立法规制及其修正

行政紧急权力是行政主体在紧急状态下依照宪法和相关法律法规,为应对突发事件、捍卫国家主权、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权利而采取的与正常状态下行政权力相异的一系列运行程序、行使方式和受法律制约的情况的总和。然而,我国行政紧急权力立法规制现状在法体、内容、程序、监督等方面存在问题,其对应的修正办法是建立统一立法与单行立法相结合的法体模式、细化行政紧急权力的内容、完善行政紧急权力立法规制的程序建设和加强对行政紧急权力的监督。     

突发公共事件应对中的行政权威及其尺度

我国继SARS、禽流感之后又遭受了较为严重的狂犬病疫情袭击。在这些事件的应对中,政府权力行使所暴露的缺陷依然如故,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笔者分析了突发公共事件应对中行政权力行使的必要性,认为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必须树立民主与权威相结合的指导原则;同时,必须根据权力法定、权益保护、公共评价、比例原则和制度体系这五个因素来综合制定评判标准以明确行政权力行使的界限。     

应对群体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研究——以湖北荆门“出租车事件”为例

当前我国社会转型,各种矛盾交织,冲突频发,导致群体突发事件层出不穷。如何应对群体突发事件,有效组织舆论引导,化解各种矛盾,成为当前城市发展中一道难解的社会管理题。通过分析2010年12月湖北荆门"出租车事件",可以发现,群体突发事件的频发根源多为官民之间的利益冲突或利益矛盾,其舆论引导和事件处置的主角是政府。所以,提高群体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的关键是政府第一时间介入,公布权威信息,妥善处理政府与媒体的关系,推进舆论引导和事件处置同步进行。然而,这关键建立在对舆情信息的及时收集、深入分析、认真研判的基础上。就媒体而言,只有创新传播方式,让媒体成为各方态度或意见的角力场,让多种声音呈现在社会舆论的大环境,才更有利于推动事件的解决。     

突发性群体事件演化过程中的网络舆情因素分析

网络作为传播速度最快、幅度最广的现代媒体,对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发展演化过程产生着重要作用。突发性群体事件的演化可分为诱因产生阶段、矛盾升级阶段、群体事件产生阶段、冲突爆发阶段和事态平息阶段等五个阶段。网络舆情在放大镜、加速器和助燃器的作用下,缩短了突发性群体事件的生命周期,提高了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发生概率,延长了突发性群体事件的发展路径。为此,建议加快建立网络舆情的预警监控平台和应急引导机制。     

论紧急状态下国家权力的法律规制

为了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必须对其行使进行必要的法律规制，通过立法明确规定紧急状态的含义和国家权力行使的相关内容，要求权力主体在权力行使过程中遵守一定的基本原则和条件，遵循程序理念，审查和监督国家权力的行使过程，对违反原则、条件和程序行使国家权力的行为追究法律上的责任，并建立相应的公民权利救济机制，在事前、事中和事后三个阶段对国家紧急权力进行法律规制，保证紧急状态下国家权力的正常行使。     

群体性事件的诱因及对策探讨

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不容忽视。社会矛盾长期累积,民众为维护自身合法利益而采取违法行为,非直接利益群体的加入使事件扩大化,是群体事件的诱因,解决群体性事件,必须强化管理,注重网络及第三方组织和主流媒体作用;引导网络传播,善于换位思考,充分考虑民众利益;加强民主建设和基层组织建设,体察民意;建立渠道畅通、透明的沟通通道,制定对应机制,以妥善处理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五个度”:提升突发事件中政府对外传播能力的核心

"突发"意味着"紧急","紧急"势必考验着"应急"和"应对",尤其是当面临突发性危机事件时,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公共事务的管理者以及公共权力的行使者,政府及其各级部门必须了解和熟悉突发事件实际应对的"五个度",即:速度、态度、透明度、可信度和预设度,增强自身信息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理能力,就能进一步提升及时对外信息发布和有效地与媒体沟通的能力。     

论人民、人大、执政党的权力位阶

人民是国家最高权力主体。人民权力兼具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双重性质,既体现于国家主权和人大行使的国家权力中,又蕴藏和显示于公民社会的社会权力。执政党的权力属于人民权力的一部分。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政党具有一定的社团权利和社会权力,执政的党员当选为国家官员者则可依法行使国家权力。     

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预警功能分析

群体性事件具有一定的积极功能。群体性事件是社会风险的风向标、政治生态的曝光台、社会矛盾的聚光灯、社会进步的助推器,群体性事件的这些积极功能使党和政府意识到我国当今社会存在的社会风险、社会矛盾以及政治生活的消极腐败现象,推动政府不断完善政策法规,加强社会管理及其创新,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     

我国突发公共事件的特点、成因及法律构想

突发公共事件在我国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它有其本身的特点和表现形式,也有其发生的主要原因,完善我国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法制建设主要有以下基本构想和具体建议:一、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法律规范和应急预案的制定;二、依法设立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机构并明确其职责划分;三、完善公共危机状态下的法律调整机制;四、完善突发公共事件的执行程序和权利救济机制;五、相关应急制度与法制体系的协调统一;六、应急法制体系建设的相关法律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突发性公共事件中政府应对能力

近年来,我国发生了一系列的突发性公共事件,突发性公共事件是在一定范围内突然发生的具有强烈冲击力和巨大影响力的重大事件,往往需要政府立即采取应对措施加以处理。目前我国政府在应对突发性事件的活动过程中,需要加强政府信息公开,规范对媒体的监管;建立健全突发性事件预警管理机制;提高政府公关能力建设,最终达到在突发性事件中从容应对。     

完善我国紧急状态法律制度的思考

随着社会的发展,突发事件不仅频繁发生而且日益呈现出复杂化及危害加重的趋势,这些突发事件随时可能致使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当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若不行使国家紧急权迅速整合资源应对危机,不但公民的生命财产和正常的社会秩序无法得到保障,甚至国家自身的生存都受到巨大威胁。紧急状态的本质就是国家紧急权的行使及公民权利的限制与克减,其要求国家采取非常态的突破常规法律限制的紧急权及措施应对危机。紧急状态下国家权力尤其是行政权急剧扩张可能会侵犯公民权利,甚至有把国家推向独裁专制的危险。建立紧急状态法律制度已成为了当代民主宪政国家的必要,我国也应在宪法框架内逐步建立完善的紧急状态法律制度。     

政府公共危机应急能力评价体系的尝试性构建

我国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中的评价体系还存在着许多不足和缺陷。较为合理的调查评估应当以政府的公共危机事件的化解能力为调研对象,评价的内容主要应包含地方政府信访问题的处理,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及新闻报道中的人文关怀、政府绩效评估、公务员的考核制度、行政问责制度、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状况、公民政治心态的培养与引导以及司法公正以及民间法的司法识别等。     

核安保事件应急决策的情景库构建与情景匹配研究

纵观国际社会形势,核扩散风险、核恐怖主义威胁对全球核电发展带来诸多挑战,加强核安保事件应急决策研究至关重要。根据突发事件的情景—应对的相关理论,文章从内因、外因以及应急决策三个维度对核安保事件进行情景切分和关键因素提取,提出了核安保事件情景库的结构和构建过程,并提出了核安保事件案例库索引和基于最近相邻法的核安保事件情景相似度计算方法对核安保事件与情景库进行情景匹配。文章运用的情景库和情景匹配方法可以简练、准确地表达核安保事件应急决策的信息和实现快速的情景匹配,可为核安保事件的应急决策提供重要的支持。     

论传媒监督的特征

在现代社会监控权力系统中,传媒监督以其来自社会的力量,借助报纸、刊物、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等大众传播媒介实现对管理社会的权力机构进行反控制。其强势表现为:民意性、反控性、公开性、快捷性等优点。传媒监督以其自身的优势和特点发挥着独特的影响力。     

高校社会安全类突发事件情景演化的系统动力学研究

社会安全类突发事件具有较强的不可预测性、动态性和信息不完全性,由传统“预测—应对”向“情景—应对”范式转化已成为这类问题应急管理研究的趋势,其基础与关键在于研究情景演化的机理与过程.为此,文章运用多维数组对高校社会安全类突发事件进行结构化描述,分析情景演化的驱动要素、内在机理及外显方式,并以高校某社会安全类突发事件为例,运用系统动力学仿真技术与方法构建情景演化模型,对多情景下社会安全类突发事件发展演化的状态展开深入研究.研究表明:高校社会安全类突发事件具有较强的情景依赖性,突发事件的情景主体间、情景要素间、情景链各元素之间存在的强关联形成不同的情景演化基本态势,提出了高校应对社会安全类突发事件的合理化建议,为构建突发事件应急准备体系提供了理论支持.     

后疫情时代应急财政支出法治化研究

突发应急事件背景下，财政是一切政府行为的最终保障，应急财政支出法治化则是界分主体责任、疏解社会风险的制度基础。着眼于现有的应急财政规范体系，后疫情时期应急财政支出法治化面临四大阻碍:规范体系双向错位、支出责任过度下沉、应急财权与事权详略失衡、预算形式法定下的支出僵化。理顺“规则—资金—理论”彼此间的支撑关系，三者环环相扣引导着应急财政支出法治化之证成。为进一步破解上述难题，需立足于法际整合视角下，结合应急财政支出法治化的理论基础，基于制度分配原理，综合行政级别与事件危害级别共同划分央地应急财政支出责任；沿“预防—减缓—救援—善后—评估”五个阶段整合并协调应急管理规范与财政支出体系；从公共性原则出发实现事权财权的形式与实质设置；用反知性思维指导预算弹性空间的预留。以期实现对于四则难题的逐一突破，充裕应对社会风险的预备法制储备。     

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的农村群体性事件解决机制研究

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的农村群体性事件呈现出诸多新的特点,数量明显增多、规模不断扩大、行为方式日趋激烈,后果严重、组织更为严密,行动能力提高以及参与主体多元化,涉及领域更为广泛。利益结构分化,利益冲突不断、政策保障不足,农民合法权益受侵、基层政府职能弱化,公共服务缺位、农民利益表达渠道不畅,利益诉求机制欠缺,这些都直接或间接的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农村群体性事件涉及到基层政权的稳固,关系着新农村的建设,因此必须要通过调整利益分配,完善农民利益协调机制、充分发挥基层政府的作用、进一步健全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完善农村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置机制来加以解决,确保和谐社会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