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之公权力运用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具有突发性、公共性、发展不确定性和处置紧迫性,需要运用以行政权和刑事司法权为主要内容的公共权力应对。法治通过规制行政权和刑事司法权,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中发挥重要作用。行政权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事件过程中必须遵循法治原则、适度原则、权利保障原则、期限特定和高效原则。刑事司法权在介入突发公共事件的过程中,除罪刑法定原则、平等适用原则、罪刑相当原则这三大基本原则外,还应对涉及公共事件的犯罪进行及时打击,也有权在量刑上予以从重处罚。     

论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应对中的政府职责

政府在突发公共安全事件应对中处于主导地位,被赋予广泛的应急管理权力。对于政府而言,职权与职责是统一的：一方面,政府必须行使其职权;另一方面,行使职权过程中应遵循一定的法律原则,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我国政府在应对突发公共安全事件方面取得成就的同时,在协调机制、行政强制措施的规范、行政征用的补偿、行政处分与行政赔偿的法律责任等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进一步完善。     

论突发公共事件对政府行政能力的折射

随着突发公共事件的频繁发生,政府对其进行的预防与处理越来越折射出一国政府行政能力的水平。文章对突发公共事件折射出的政府能力进行了法律上的分析,并在此分析基础上,指出应对处理突发公共事件的立法、行政公权力运行及行政救济问题应予以高度重视,并对其需要加强注意的问题进行了有益思考,希望能够进一步提高政府处理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     

论突发公共事件中公民权利保护机制的构建

突发公共事件中需要动用行政紧急权力去控制和消除危机,但也可能对公民权利造成冲击,为此需要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公民权利进行界定,明确界限,建立程序制度保障和救济机制,寻求突发公共事件中行政紧急权力与公民权利保护的平衡。     

论行政道德的制度化建设

行政道德是国家公务员在行使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应遵循的具有行政工作特征的道德原则和规范.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当前行政道德制度化建设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论述了加强行政道德制度化建设的必要性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措施.     

我国行政紧急程序之立法完善

行政机关在应对突发紧急事件的过程中,所采取的行政处理方式有别于常规状态下的法律运作机制,这有利于及时有效恢复社会正常运行状态。但紧急情势下,行政权力的行使也表现出较大的优先性、强制性、紧急性,在缺乏有效约束机制的情况下,权力具有被恣意行使和滥用的可能,从而对公民合法权利产生威胁。我国有必要以行政程序立法的方式设定行政紧急程序有关内容,以实现紧急突发事件中公权力行使与公民权利保护之间的平衡。     

试论行政权力的控制

行政权力是公共权力中涉及面最广、最易受侵蚀的权力 ,它的存在具有双重效应 :或者使政府效能的实现成为可能 ,或者相反。为防止行政权力的负效应 ,应对行政权力实行控制。控制方法 :1.确定行政权力的范围 ,理顺政府和社会的关系 ;2 .科学、合理地配备行政权力 ;3 .对行政权力的行使过程实行控制     

对行政权力社会效用问题的思考

新时期下,政府形象越来越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政府行政权力的行使得正当与否,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一个良好的政府应当是善治的,其行政权力的行使,必然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当行政权力行为违背了社会公共利益和其根本目的时,就会产生行政权力的负效用,导致行政权力滥用、行政成本过高、权力腐败等问题的产生。为了有效地行使行政权力,就必须努力使行政权力的正效用朝着有利于人民,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方向发展。克服行政权力运作过程中产生的负效用,行政权力主体必须进行观念的转变,促使行政权力社会化,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权力制约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确保权力正确行使,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行政领导者伦理视野下的群体性事件防治路径新探

行政领导者伦理是指行政领导者在行使公共权力,制定与执行行政决策方案的过程中,以公共性、公正性为价值指向,率先垂范,通过自觉、内省的方式来提高和完善自身的道德水准,形成理想行政人格,引领社会风尚的伦理探寻或标示过程。行政领导者的伦理缺失是群体性事件爆发和进一步恶化的直接原因。本文从行政领导者伦理这一独特的视角分析了行政领导者在群体性事件的萌发期和爆发期的伦理缺失的表现及原因,继而从塑造行政领导者独立人格的视角尝试探寻一条防治群体性事件的路径。     

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刑法适用与完善

近年来,突发公共事件层出不穷,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而把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机制纳入法制轨道是和谐社会本身应有之意.刑法作为法治社会的最后保障手段,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将发挥巨大的作用.刑法介入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是必要和可行的,但在介入过程中除遵循刑法原有的原则外,还应特别遵循依法从重从快、惩罚与宽大相结合和充分尊重人权等原则.在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机制中完善相关的刑法规定,不仅是法治社会的内在的要求,还将促进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     

论公共行政体

我国现有行政主体概念存在诸多缺陷,在公共行政改革的冲击下,更加明显。在行政主体概念的外延已经发生嬗变的情况下,应该把现有行政主体分为行政主体与公共行政体。公共行政体只是指在公共行政组织体系中能够代表行政主体依法独立行使公共行政职权,并对其公共行政行为以担当行政争议当事方的方式,承担形式法律责任的组织。     

从行政主体到功能标准：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全国各地成立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机构在疫情信息公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该议事协调机构并非我国法定的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原因在于我国行政主体理论的缺陷导致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制度存在诸多现实困境。对此，基于我国经济社会政治现实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接受性考虑，应在与行政主体理论分离基础上，从功能标准考虑，以是否依法享有、行使公共行政管理职权作为我国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制度重构逻辑，它具有不再脱离行政组织机构设置实际、不再过分注重行政法上的独立人格、不再局限于国家行政职权、不再局限行政主体和行政诉讼被告资格相合一等优势。在进行具体重构时，可从以公共行政管理职权“名”“实”相统一确立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的“质”、以公共行政管理职权合法性明确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的“量”、以最先受理原则应对政府信息公开义务主体受理权冲突等方面努力。     

行政授权的若干争议问题探析

行政权力社会化、公共服务民营化改革迫切需要加强行政授权的立法和研究。学界对行政授权的概念、性质、依据、法律后果在认识上存在严重分歧。我国应当在行政程序法中明确行政授权的行政行为属性,并明确规定行政授权的法律依据范围、具体程序和授权机关的授权担保责任;应当在行政复议法中明确授权机关在行政授权法律关系中的的复议机关地位;应当在国家赔偿法中明确授权机关对被授权机关行使所授职权行为的连带赔偿责任。     

论行政体制改革与善治

善治是治理的发展,是政府和公民对公共行政事务的合作治理,其实质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还政于民;它表征着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一种宽容为本、合而不同、合而共生的互动共进关系。善治在向度认识和路径选择上为行政体制改革注入了新的力量,行政体制改革则从观念变革、制度创新两个层面对善治作出回应。     

行政管辖略论

行政管辖是行政机关之间就某一类行政事务的首次处理所作的权限划分。行政机关基于行政管辖的法律规定所享有的权力就是行政管辖权。行政管辖可分为一般管辖与特殊管辖。就对某一事务何者享有管辖权,行政机关之间所发生的冲突即为行政管辖的争议。依据争议的不同类型,对其可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     

我国大中城市处理突发公共事件信息管理模式研究

近年来我国大中城市突发公共事件频发,随着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日益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常态,信息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作用便凸显出来。对此,在对比分析国外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信息管理模式的基础上,重点研究并提出了我国大中城市处理突发公共事件信息管理的模式。     

高校违法行政行为探析--侧重于权力制约角度的思考

高校违法行政行为是在促进高校依法治校进程中应该引起重视的一种行为。从权力分析的角度看,因为高校的教育行政权是一种微观的公共影响力,与师生的利益有密切的关系,从而导致高校违法行政行为表现为:直接侵害行政相对人的具体利益;违法行政行为与组织内部管理权的泛化等有关;不按程序行使职权,忽略了合法性;违法行政行为多样化与矛盾的普遍性绞合在一起等等,而产生的原因可以归结到一点就是对权力缺乏制约。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高校违法行政行为问题,必须明确权限,严格权力行使度,清理违法规章,实行政务公开,增加权力动作透明度。     

行政私法中的公私分立———公租房申请审核与租赁领域的规范分 析简

公租房供给所属的给付行政领域有别于传统行政任务领域,对其“行政私法”特性应从行政法理上予以认真对待。而当前我国公租房法律规范因对于该领域“行政私法”特性及“公私交织”情形的无意识,基本上处于一种立法乱象。为革此乱象,须从法理上予以缕析、澄清。借助“双阶理论”的分析工具,公租房申请审核与租赁领域将展现为行政许可的公法行为与签订租赁合同的私法行为两阶段法律关系。该“前公＋后私”法律关系格局的界定将使法律对特定情形下法律效果及其请求权行使情形的规定实现法治化与秩序化,即在公租房供给中实现“公私分立”,使“行政的归行政,私法的归私法”。同时,此种适度融入法理分析的新型立法理念应在今后立法中予以贯彻,以更好地实现法律规制。     

依法行政实践中的难点及其对策

依法行政就是行政机关行使权力、管理公共事务必须由法律授权并依据法律规定行事。法律是行政机关据以活动和人们对该活动进行评判的标准。目前行政管理实践中 ,法律与政策越位的问题较为突出。一是政策代替法律 ,二是政策否定法律 ,三是政策解释法律。正确处理法律与政策的关系 ,必须正确区分法律与政策的功能 ,避免越位 ;对同一问题既有法律规定又有政策规定时 ,要贯彻法律优先的原则 ,维护法律的权威 ;要严格法律和政策的制定、修改程序。要贯彻事权与职权一致的原则 ,并解决行政执法软弱的问题 ;行政执法机构的设立及其职能的配置 ,要有利于行政执法的统一和效能 ;行政复议制度既要兼顾司法监督的要求 ,又要保证行政执法的权威 ;行政强制既要体现司法监督 ,更要体现行政权的强制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