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公共事件应对中的行政权威及其尺度

我国继SARS、禽流感之后又遭受了较为严重的狂犬病疫情袭击。在这些事件的应对中,政府权力行使所暴露的缺陷依然如故,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笔者分析了突发公共事件应对中行政权力行使的必要性,认为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必须树立民主与权威相结合的指导原则;同时,必须根据权力法定、权益保护、公共评价、比例原则和制度体系这五个因素来综合制定评判标准以明确行政权力行使的界限。     

论突发公共事件中公民权利保护机制的构建

突发公共事件中需要动用行政紧急权力去控制和消除危机,但也可能对公民权利造成冲击,为此需要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公民权利进行界定,明确界限,建立程序制度保障和救济机制,寻求突发公共事件中行政紧急权力与公民权利保护的平衡。     

论基层政府提升突发公共事件应急能力的困境及思路

作为突发公共事件先期处置体的基层政府,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但是,基层政府却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及时履行其前沿性的应急管理职能。故此,要破解应急管理中的难题,基层政府需要通过物资技术储备的建设、内部行政管理机制的协调、基层社会公众应急能力的增强等途径,提升其突发事件应急能力,以发挥基层政府的先期处置作用。     

政府公共危机应急能力评价体系的尝试性构建

我国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中的评价体系还存在着许多不足和缺陷。较为合理的调查评估应当以政府的公共危机事件的化解能力为调研对象,评价的内容主要应包含地方政府信访问题的处理,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及新闻报道中的人文关怀、政府绩效评估、公务员的考核制度、行政问责制度、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状况、公民政治心态的培养与引导以及司法公正以及民间法的司法识别等。     

关于政府公共危机管理

我国目前正处在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高发时期。而且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都将面临突发公共危机事件所带来的严峻考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加强政府危机预防管理和危机处理的应对策略以及政府危机管理的发展趋势的研究势在必行。对于一个社会和政府而言,面对各种危机,最重要的战略选择应是建立一套比较完善的突发公共事件危机管理机制,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增强政府以及整个社会的危机管理能力。     

对我国突发公共事件的经济学思考

本文从经济学角度对我国突发公共事件的原因和对策进行研究,认为对经济利益的破坏性榨取是诱发突发公共事件的主要人为因素;外部性是突发公共事件长期难以抑制的客观基础;而资本边际效率畸高的负外部性投资加剧了制度约束失灵和突发公共事件的频频发生.文章分析了政府在预防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中的核心地位及当前应采取的措施,强调发挥公共产品对预防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作用,最后应用法律经济学原理探讨突发公共事件的法定预防标准及预防成本的最小化问题.     

突发公共事件下的中央和地方府际关系审视

2005年发生的松花江污染事件暴露出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失衡的问题,反映了现有中央和地方府际关系的制度性缺陷——激励相容不足——对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的不利影响。“相互增权”理论提供了实现中央和地方政府内恰的激励相容的可行路径。突发公共事件具有的强烈的建制力和相互增权特性。因此,在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管理中,有必要按照“相互增权”的方式调整中央和地方府际关系。这种调整的关键在于以地方政府为应急管理的核心,其结果,一方面必然构成一个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网络结构;另一方面,地方和中央政府的相互增权,也将提高国家能力。     

论突发公共事件与城市政府的应急管理决策

城市突发公共事件越来越引起我国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它对城市公共安全构成了最直接的威胁,而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和公共事务的管理者,也必然要承担应急管理的责任.本文在对突发公共事件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阐述了突发公共事件与城市政府应急管理决策的关系,并就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提高应急管理决策质量提出了工作思路和具体措施.     

应对群体性事件的行政伦理考量

近年来国内群体性事件频发,应对群体性事件成为部分地方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应基于行政责任探讨政府处理群体性事件相关的行政伦理观念。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政府行政组织作为公众的"受托人",应以行政组织的总体目标为导向,坚持公共利益优先的价值取向,追求最大的公共善。     

我国大中城市处理突发公共事件信息管理模式研究

近年来我国大中城市突发公共事件频发,随着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日益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常态,信息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作用便凸显出来。对此,在对比分析国外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信息管理模式的基础上,重点研究并提出了我国大中城市处理突发公共事件信息管理的模式。     

行政生态与民族地区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强化

本文从行政生态学视角,对湟中县政府履行农村公共服务职能的状况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完善民族地区政府公共服务的具体措施.     

论政府环境责任问责机制的健全——加强社会公众问责

政府环境责任是政府为满足社会公众的环境公共需求而承担的环境义务，其实现的保障就是健全政府环境责任问责机制，这其中加强社会公众的问责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公众问责具有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所不具备的优势，其理论依据是“人民主权”。社会公众对政府是否履行环境责任进行问责的最佳方式是诉讼，从社会公众对政府是否履行环境责任进行问责的现实需要来看，强化和完善环境行政审判是其要旨所在。     

公共卫生与政府的行政责任——“非典”所引发的行政法问题思考

"非典"事件显示了我国的公共卫生安全体系存在漏洞以及政府的行政责任机制还存在法律不完善的地方.同时,这种对我国的公共卫生安全及政府行政的法律责任的挑战引发了对我国如何完善公共卫生安全和政府行政法律责任的诸多思考.     

政府浪费与治理对策研究

在我国高昂的行政管理费用背后存在着惊人的浪费现象:公务用车浪费、公款吃喝浪费、公费出国浪费、豪华办公大楼浪费、政府会议浪费、能源资源消耗浪费和政绩工程浪费.政府浪费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产生的原因相当复杂,归纳起来主要有:行政权力运行透明度低、产权主体和责任主体虚位、财政预算约束软化和预算外资金大量存在、对行政成本的考核不重视甚至忽视,以及公众与政府讨价还价机制缺失.针对政府浪费产生的原因,治理对策主要有:加快透明政府建设;把行政费用控制列入政府工作计划以解决政府浪费的责任主体虚位问题;增强财政预算的刚性约束;引入企业成本核算机制以完善绩效考核制度;形成公众与政府讨价还价的博弈机制;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浪费法》.     

行政生态向生态行政嬗变:代际公平理念嵌入

行政生态存在的重大理论缺失使其难以有效指导公共行政以解决资源环境问题。资源环境问题本质上属于代际公平的范畴,从共际公平的本义切入,寻求政府管理与代际公平的契合,就是要推行生态行政。生态行政是对行政生态的修正和政府处理资源环境问题及维持社会代际公平的必然选择。推行生态行政需要从斧正行政目标、强化政府环保责任、平衡政府权能、完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约束政府生态管理行为等方面加以实现。      

关于行政伦理责任与行政伦理行为选择困境的几点认识

行政伦理责任在政府的政治责任、法律责任和行政责任中居于核心地位,是现代责任政府建立的根本要求.笔者论述了行政伦理责任在公共行政中的重要地位,并对行政伦理行为选择的困境即行政伦理责任冲突进行了分析,以此来论述走出行政伦理责任困境的途径.     

降低行政成本：当代中国政府施治的重要趋向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推行电子政务,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降低行政成本,在党和政府的文献中第一次正式提出,这是一个综合性的目标,在整个改革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意义。针对公共行政所面临共同问题的极端复杂性,以及当代中国政府治理体制性障碍要素的滞后影响,采取多种方式和途径进行整合,建立一套具有开放性和可调节性的行政成本管理和控制体系,这对我国政府适应环境的需要,完善治理理念和实践,抢占21世纪战略制高点,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论政府管理创新的原则

市场机制不能自发产生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也不能自发地坚持为大多数人谋福利。因此,管理创新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以提高政府效能为核心,保持社会稳定,建立符合服务型政府的管理体制和行为方式,不断提升政府管理能力和执政能力。     

论政府公共危机治理能力的缺失和再造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和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都明确提出了要提高政府应对突发事件和公共危机的能力.如何提高政府危机治理能力已成为当前政府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分析了我国政府在应对公共危机事件方面存在的能力缺失,提出了再造政府公共危机治理能力的途径和措施.     

用责任取代权利——公共行政的逻辑——支援张康之教授“公共行政拒绝权利”的设想

公共权力的"悖论"是指公共权力"善"的目的和"恶"的可能的矛盾.近现代政治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就是围绕如何解决公共权力的"悖论"而展开的,即对公共权力可能的"恶"进行控制与约束,以实现公共权力"善"的目的.其中,责任就是对公共权力的一种最基础性的控制.由于政府的工具状态与"公共人"的角色定位,以及行政权力具有权利与义务的双重规定,公共行政领域应该用责任取代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