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非政府组织与群体性事件治理

转型期的中国,由人民内部引发的各类群体性事件增多。在治理群体性事件过程中,政府肩负着治理群体性事件的直接责任。但是政府自身在资源分配、人员结构、组织体系等方面存在局限性,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确实很难做到群体性事件应对的高效、快速、协调、灵活。因此,应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参与治理群体性事件的作用。但非政府组织在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中还存在一些现实困境,对此,应在促进协调、健全法制、增进互动、强化预警、加强自律、完善监管、扩大宣传、科学评估等方面不断完善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努力推进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我国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法治研究——以行政法视野下的农民参与为视角

近年来,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的农村群体性事件呈现出诸多新的特点,农村环境群体事件已经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我国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发生主要是由于官民价值之间存在冲突、农民表达意愿的渠道不畅、官民沟通机制不健全等原因造成的。针对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原因,提出转变政府现行的"压制型"行政模式成"回应型"行政模式,吸收农民参与到农村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预防治理中势在必行。     

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中政府形象的塑造

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迅速上升,正在考验着各级政府的施政和治理能力。为此,要将群体性事件纳入转型时期社会发展战略,要借助社会组织的力量拓宽群体性事件处置的主体力量,要建立健全社会管理机制和程序建设,要掌握科学的舆论引导策略,在妥善有效处置群体性事件中打造现代政府新形象。     

海损事故引发群体性事件的规律和对策

阐述海损事故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内涵及其社会影响，通过对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海损事故进行规律分析，明确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事故类型、事故船舶属性以及海损事故人员伤亡规律，探寻海损事故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的参与人员、诉求目的等特点，并从健全海损事故处理制度和赔偿制度、加强事故处理信息公开机制建设、严格落实行政问责机制、加强与地方政府间的协作联系、优化群体性事件的处理流程等方面入手，提出海事部门处理海损事故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的应对措施。     

社会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研究：功能、困境与政策调适

作为政府与市场之外的第三方,社会组织在群体性事件治理中发挥着“资讯—预警”“协商—对话”“治理—服务”以及“修复—善后”的功能,是群体性事件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但实践中,社会组织却面临着参与空间受限、参与意愿不强、参与水平不高、参与深度不够以及自身公信力较低的困境,严重阻碍了社会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功能的发挥。为此,必须从完善立法、拓展制度空间,构建评估、激励机制,提高专业化水平以及强化社会组织自律等方面进行政策调适,优化社会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路径,确保社会组织对群体性事件的有效治理。     

群体性事件的治理：能力建设视角

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多元的社会利益格局已经形成,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诉求失衡,导致当前群体性事件的频发。意识形态僵化、组织建设集权化以及资源投入的“异化”严重制约了群体性事件治理的效率。因此,从制度能力、组织能力以及资源能力3个方面来强化群体性事件的治理能力建设,应成为各级政府的优先议程。     

农民工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因素——对苏南地区农民工的调查

通过苏南地区农民工的调查,分析当前农民工对群体性事件的认知倾向,并运用logistics模型,分析农民工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程度。结果表明：农民工年龄、适应城市程度、签订劳动合同、体制内维权困难、参与非正式组织与否、心理危机来源和对政府的满意度对农民工参与群体性事件有显著影响;农民工工资拖欠等权益受损问题并不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最直接的因素,只有当权益受损且体制内维权困难的情况下农民工才会选择参与群体性事件。     

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初探

单一依靠政府治理群体性事件存在信息失灵、举措失当、缺乏长效机制等缺陷,而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府治理的不足,有助于促成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合作,对实现群体性事件的善治及政治稳定、社会和谐意义深远。具体而言,非政府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可发挥信息收集与传递、沟通与协商、社会服务与监督、宣传教育等功能;同时,其在参与过程中应坚持沟通合作、独立自主、依法和有序参与等原则,勇于担当责任,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努力提升社会公信力,并树立长远目标。     

群体性事件与公民社会构建

基于公民社会理论对群体性事件进行分析,认为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基本原因是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矛盾凸显期,但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公民社会不健全,公民组织的匮乏,民众与政府对话平台的缺失;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防范和治理群体性事件,必须建构中国的公民社会,培养公民政治参与的意识和素质,推进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建设,培育和壮大公民组织。     

城市交通群体性事件处置机制研究

城市交通群体性事件多发,严重影响着城市公众的生产、生活和城市的安全。文章基于博弈论、情绪感染理论的方法论,剖析了出租车司机、出租车公司、出租车政府职能管理部门的博弈过程。城市交通群体性事件的深层次原因是利益诉求机制不畅通,城市地方政府在交通群体性事件的应对意识和能力还存在明显不足。因此,完善利益诉求型城市交通群体性事件的处置机制,化解冲突,应完善利益诉求与表达制度、畅通信息传递渠道、建立规范的劳动关系、强化政府的服务职能、健全出租车司机的行业组织。     

论突发公共事件对政府行政能力的折射

随着突发公共事件的频繁发生,政府对其进行的预防与处理越来越折射出一国政府行政能力的水平。文章对突发公共事件折射出的政府能力进行了法律上的分析,并在此分析基础上,指出应对处理突发公共事件的立法、行政公权力运行及行政救济问题应予以高度重视,并对其需要加强注意的问题进行了有益思考,希望能够进一步提高政府处理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     

论国际行政法的产生——以全球治理为视角

全球治理推动新公共管理及与之相应的行政法律制度国际化,因此国际行政法的出现成为必然。国际行政法在实体法上体现为各国行政法律制度不断趋同与各国接受国际行政法律制度在国内直接适用,在程序上表现为以转致的方式适用外国行政法。针对国际行政法的产生我国应当积极应对,消极应对可能会使我国行政法在全球化过程中失去参与制定规则的好时机。应对国际行政法潮流的制度基础我国已经基本具备,但实践应用尚处于"冬眠期",需要我们以更加积极态度来应对。     

高校行政和学术权力运行机制平衡策略研究

我国高校在办学过程中,除了要处理好与政府、社会之间的关系,更要科学地构建学校内部治理结构。而学校内部的政治领导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和民主管理权力等多元权力主体构成,使高校治理结构呈现出相当复杂的状态,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运行问题。通过对高校行政和学术权力运行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阐述,从提高学术权力、约束行政权力、优化高校管理制度和转变政府调控方式等四个方面,探究了促进高校行政和学术权力平衡运行的策略。     

论我国行政法院制度的建构

行政法院制度起源于法国,随后在德国、意大利、比利时、瑞士等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得到了广泛推广,为推进这些国家的行政法治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鉴于我国现行行政审判体制存在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以及依法治国的需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法院制度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行的。在该制度的构建中必须遵循司法独立、司法统一、审判专业化的原则,解决好基本模式、具体制度设计、相关制度的配套等关键问题,并且要妥善处理好行政法院与执政党、行政法院与普通法院之间的关系。     

论党的执政方式的改革与创新

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实现党的执政方式的改革与创新,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根本保证。党必须正确处理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党与法律的关系,发展和健全党内民主,建立相应的权力制约机制,进一步推动党的执政活动步入科学化、民主化、法制化的轨道。     

网络舆情对建构网络行政问责的建设性意义

网络行政问责是一种新型政治监督形式,网络舆情对于问责方向的指引、机制的形成和完善具有一定的建设性意义。网络舆情不仅是民意的晴雨表,透过舆情可以了解事情的真相、民众的情绪和需求,为政府工作的改进指明方向,还能够促成网络问责机制的形成。在舆情压力的迫使下,政府介入事件的处理,使问责得以生效。网络舆情现象警示政府需要准确定位其职能和角色,改变工作作风和执政思维,加大信息公开的力度和速度,加快网络行政问责机制的制度建设。     

论行政检查的概念:学理研究与法律规定

行政检查的概念在学理研究和实定法上以多种面相出现,厘清这一概念尤为必要.文章梳理了日本、韩国、英美、我国台湾地区有关行政检查的概念,重点探讨了我国学理研究和实定法上有关行政检查的概念,并总结了行政检查含义的演变趋势.排除行政调查中纯粹的资料搜集行为,行政检查等同于行政调查,是指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是否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规章的情况,作单方面强制了解的行政行为     

行政干预、一二级市场分歧与IPO定价效率

在中国新股发行制度第三阶段改革过程中,监管部门针对"超募"发行市盈率"存量股转让"实施了一系列行政干预。从一、二级市场分歧和IPO定价效率两个方面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在发行价格相对于股权价值存在普遍溢价的现实情况下,行政干预提高了IPO发行定价的内在价值定价效率,但大幅降低了交易价值定价效率;行政干预扩大了一、二级市场定价分歧,形成了制度型的利益输送渠道。研究结论表明,监管部门对IPO定价的行政干预中断了中国新股发行体制第三阶段改革的市场化进程,未来完善中国新股发行制度的方向应坚持市场化方向,以提升定价效率为目标,并处理好融资者和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行政规章在行政审判中的适用问题研究——以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库判决为考察对象简

在当今行政国家,行政立法活动是最为频繁的立法活动,行政立法已成为当代行政机关社会管理的主要手段。随着社会管理的复杂化和经济的全球化,我国的行政立法,尤其是行政规章立法与日俱增。由于法律对行政规章效力的模糊规定,导致行政规章在司法实践中遭遇尴尬。文章将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中选取30件涉及行政规章的判决进行研究．找出法院在行政审判中对待行政规章的态度,分析行政规章“遇冷”的深层原因,为行政规章的完善提出建议。     

行政主体概念的缺陷与完善刍议

我国现有行政主体概念存在诸多缺陷,难以与时俱进地反映公共行政社会化、行政权力分化与行政主体多元化的冲击与要求。文章借鉴西方国家的行政主体理论,结合我国实际将现有行政主体概念一分为二,称为行政主体与公共行政体,以期克服现有行政主体概念的缺陷,拓展行政法学研究的新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