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业银行的规模经济与X效率实证研究——基于随机前沿成本方法

运用随机前沿成本方法对我国14家商业银行1994-2008年的规模经济与X效率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在样本期内绝大多数年份呈现出规模不经济现象.国有商业银行的规模经济指数总体上大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规模经济指数,而10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在样本期内基本上呈现出规模经济现象;4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平均X非效率大于10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平均X非效率.因此建议:4大国有商业银行应适度控制资产规模、转变经营管理方式、提高银行的X效率.10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应通过公平竞争,适度扩大其资产规模和市场业务份额,实现银行的规模经济,同时提高银行的X效率.     

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动因及其差异化研究

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作为结构化融资工具,对于盘活存量信贷资产、提高资产处置效率、完善商业银行融资体系具有重要作用。当前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存在市场份额小、流动性不足等问题,基于Probit模型、Logistic模型及Tobit模型构建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行为选择模型和规模决策模型,实证分析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动因机制及其差异化。结果表明:贷款增长率、不良贷款率及非利息收入占比越高的商业银行,以及资本充足率越低的商业银行,其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可能性越高,且发行规模越大;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内生动力相对不足;中小型商业银行的内生动力较为强劲,可有效缓解其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问题。基于研究结果,从银行业务、市场环境、监管三个层面提出优化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证券化的建议,以期促进我国信贷资产证券化的健康发展。     

对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盈利性问题的思考

我国商业银行已经开始面对入世后国际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所导致的残酷竞争,但与国外金融巨头相比,我国商业银行几乎无竞争优势可言。金融创新是我国商业银行迎接挑战、扭转颓势的有效手段,而实现金融创新盈利性成为问题的关键。     

作业成本法与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

我国加入WTO以后 ,商业银行面对的国内外竞争 ,日益激烈。作业成本法的推行 ,将帮助我国商业银行的领导层及管理者获得更加准确的成本信息 ,找出降低成本的源泉 ,从而减少消耗浪费 ,提高资产质量 ,增强市场竞争力     

商业银行结构性不良资产的成因分析与资产互换

本文从产业结构升级与商业银行资产结构关系的角度,提出并分析了我国商业银行内部存在不同于体制因素所导致的结构性不良资产的现象,并提出通过发展投资银行业来为商业银行分担投资风险与提供市场退出渠道、通过商业银行之间的资产互换,来防范与化解结构性不良资产的思路。     

盯住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效率损失研究

"三元悖论"揭示了我国一直以来的盯住汇率制度对货币政策效率的影响,随着经济总量的增加和对外开放的加深,这一影响越来越明显。文章认为,在资本存在流动的情况下,一国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搭配最优点处于"三元悖论"的中间地带。进一步通过实证检验得知,我国货币政策、汇率制度冲突的协调应当寻求"三元悖论"的中间位置,从而降低盯住汇率制度导致的货币政策效率损失。     

对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盈利性问题的思考

我国商业银行已经开始面对入世后国际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所导致的残酷竞争,但与国外金融巨头相比,我国商业银行几乎无竞争优势可言.金融创新是我国商业银行迎接挑战、扭转颓势的有效手段,而实现金融创新盈利性成为问题的关键.     

中国商业银行垄断程度的判断与充分竞争的对策

随着金融市场开放与改革的深入推进,中国商业银行数量规模与资产规模迅速扩大,但在存贷利率受到管制的垄断市场中商业银行之间的不当竞争也导致整个行业陷入系统风险扩大而企业绩效下滑的困境中。要使商业银行突破发展困境并得到健康发展,必须在强化商业银行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推进利率市场化,放松资金定价的严格限制,逐步打破银行体系的垄断格局,建立和维持一种具有合理垄断与竞争性质的商业银行市场结构,既保证商业银行有效的竞争,又突出商业银行适度集中的特点,进而推进商业银行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形成机理与应对

后金融危机时代以来,中国的实体经济出现全面下滑,经济下行压力巨大。随着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到来,商业银行面临着"内忧"与"外患"共存的复杂金融环境。一方面,商业银行对内资产质量不断下降,不良贷款呈现总额上升、增速减缓、不同地区与行业分布不均的特点,商业银行自身化解不良贷款压力巨大;对外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加快,政府融资平台债务巨大、资产泡沫特征明显、股市跌宕起伏,商业银行自身扩大经营与再发展困难重重。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当前面临的"内忧"与"外患"处于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过程,内因中资产质量下行、不良贷款余额的飙升正是当前外因中房产泡沫、利率市场化、平台债高筑的集中表现,可以说是"外患"正逐步对商业银行产生影响,转化为"内忧"自身资产质量的下降。商业银行的相对垄断性、经营依赖性和发展粗放性,决定了其抗击风险的脆弱性。因此,商业银行必须转型升级步伐,转变发展模式,选准并坚持本身的市场定位,从以下几点努力:差异化竞争,找准自身定位,解决同质化竞争问题,不断创新金融工具,采取差异性兼市场补缺的战略;精细化管理,实行多元化经营,加快发展中间业务,优化收入结构;特色化经营,推进业务创新,提升集约经营水平,优化业务机构,大力发展零售业务。加快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进而不断提升商业银行的竞争能力,同时增强公众的金融意识,从而保持自身的可持续性发展。     

产品差异化与价格竞争

1883年,伯特兰提出价格竞争批评古诺产量竞争的不合理性,但其结果却导致所谓的"伯特兰悖论",产品差异化是新产业组织理论的重要研究领域,人们如果从产品差异化的角度研究厂商间的价格竞争、定义替代系数表示产品之间的差异,并利用鲍利线性总需求模型,对双头寡占市场乃至多厂商的价格竞争进行探讨,不仅能够解释伯特兰悖论,而且更能反应现实市场中厂商的竞争行为策略,这些研究将有助于理解频繁发生的彩电、空调以至手机市场的价格大战。     

非人类中心论的“自然人”预设

西方环境伦理思想诉诸抽象的人性现念。以形而上学的人性论为其理论基础和立论依据。非人类中心论的人性预设是"自然人"。所谓"自然人"。指的是立足于人的自然性,在生物学或生态学意义上理解的"人"。"自然人"预设的逻辑悖谬表现为"德性"悖论、"利己"悖论和"歧视"悖论,其理论原因则是由于误解了生态学。     

跨国化是外资对中国企业技术积累悖论的最有效的解——兼论中国对外投资与跨国化的战略定位

FDI悖论的古典理论的假设是不完全的,FDI悖论不只有FDI这一变量决定的,还有东道国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另一个变量ODI,特别是FDI和ODI之间的差决定的。同时FDI也不仅仅建立在古跨国化的典理论所有权优势基础上,而且还建立在技术获取的基础上的。基于跨国化新的假设,只有实施对外直接投资和企业跨国化,FDI的悖论程度才会降低,乃至消失;同时,其中的正、效应才会出现转化。因此,新的假设隐含了FDI悖论的,至少是理论上的解。     

我国上市公司融资偏好悖论的经济学思考

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偏好表现为重股票融资,轻债务融资,与现代资本结构理论揭示的"融资优序"相反,这种现象被称为"融资偏好悖论"。融资成本悖论、融资效率悖论是融资偏好悖论的特征表现;对融资偏好悖论的经济学分析,是修正融资偏好悖论的理论根基。     

道德聚焦悖论探析

道德评价影响评价者对非道德因素的判断,而转变道德聚焦点,就会更改对行为主体的非道德评价,进而形成道德聚焦悖论。对道德悖论的认知,有助于更好的理解与把握道德聚焦悖论的内涵与属性。道德聚焦悖论由积极的道德推理,聚焦偏见,"实然"选择与"应然"方案三部分相互作用而成。道德聚焦悖论的消解,首要前提是明确其属性;道德聚焦悖论的消解,呼唤自由与平等在其位,呼唤公平正义发挥其应有的实效。     

确证悖论的认识论解

确证悖论的构造过程表明,它本质上是关于信念（假说）合理接受的认识论悖论;对其解悖史的系统考察可揭示各类代表性方案均明显依赖某些认识论因素。在充分挖掘确证悖论之认识论意蕴基础上,可通过修改主流方案所默认的逻辑上的确证等值条件,在认识论上消解确证悖论,并对这一消解给予有力辩护。     

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空间演变的影响

通过构建环境规制强度综合指数和环境污染综合指数,运用全域自相关检验、局域空间自相关检验、局域空间自相关分布及显著性检验,实证研究2004—2014年中国各省份环境污染的空间格局与空间演变;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空间影响的作用机理。结果显示:（1）中国各省份的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空间正自相关性,在区域空间分布上形成了高低两个集聚区域,低污染物排放集聚区正在由东部向东南部扩展,高污染物排放集聚区正在由西北部向东北部扩展;（2）环境规制强度、技术创新对环境质量的改善起阻碍作用,表明中国目前的环境规制确实存在“绿色悖论”,技术创新并未激发波特假说的“创新补偿”效应。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可以显著改善环境质量,中国并不存在“污染天堂”;（3）环境规制强度和对外开放程度的直接效应远大于间接效应,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的间接效应大于其直接效应,也就是说,本地环境污染受本地环境规制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影响大于受相邻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影响,本地环境污染受相邻地区的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的影响大于本地的工业化水平和技术创新的影响。     

人类理性行为分析

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不仅无法解释由“囚犯困境”所引发的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悖论,也无法解释现实中行为主体在“囚犯困境”情境下对合作行为的选择。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总是将追求自利最大化的行为等同于理性,进而再把实际行为等同于理性行为。其实,不仅人类寻求自利最大化的行为是理性的,而且对利他行为的追求也是理性的。现实生活中,行为主体体现出理性“经济人”与理性“道德人”的双重性。对“囚犯困境”悖论的解决应该引入道德维度,引入理性“道德人”进行分析。     

禁止使用自指代命题——说谎者悖论的排除和哥德尔定理的讨论

应把“自指代命题”从“自指命题”中区分出来,前者违反同一律,作代换还可能违反矛盾律,因此禁止使用自指代命题。对内容不明的自指命题作真假对错的评判,不可能给出确定的结论,但也不会出现矛盾。说谎者悖论是一个佯悖。它被称为悖论,是因为推理者混淆了思维的层次,构造了自指代命题并进行代换才导致矛盾。哥德尔不完全性定理所构造的自指代命题的可证性存在矛盾的双重标准,定理的证法中共用了矛盾的双重标准,其结论值得商榷。结论中的“不可判定”命题,现在有三种不同的错误解释:是非不可分辨的命题(三值)、是非可分辨但不确定的命题(二值)、除自指代命题之外的是非都不可证的其他命题,它们都不是哥德尔的证法所支持的结论。它导致“真理丧失说”和“数学丧失了确定性”缺乏依据。     

"形式蕴涵"方案能解决蕴涵怪论问题吗

近年来,有学者以罗素的"形式蕴涵"为工具,对化解蕴涵怪论反例的进路又作了积极而有益的探索.但仔细分析其化解过程及方法,实难说取得了预期的成功.因为形式蕴涵在根子上就无法解决蕴涵怪论问题.蕴涵怪论的根源不在于逻辑的形式化语言,而在于实质蕴涵与日常"若,则"句差异过大的矛盾.     

西汉以孝治国悖论浅析

西汉推行以孝治国理论,这种理论常常陷于维持宗室秩序与骨肉相残的悖论。西汉统治者通过"大一统"的主流意识、"众诸侯"推恩的软着陆方式,破坏地方王国与中央对立的现实条件来解决王国问题,以孝治国悖论却成为历史上悬而未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