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流转制度创新的逻辑与步骤

农地规模经营需克服土地细碎化,这以农地流转制度创新为前提。自发土地流转难以克服土地细碎化,“行政干预市场”又损害了弱势农民自主交易权利,这启示制度创新需在满足保障农户自主交易前提下供给低成本整合细碎化土地产权的机制。皖中宣州县经验表明可行的制度创新步骤是：首先建立农地所有权、承包权和使用权“三权分离”新制度,重构土地集体所有制;其次建立自下而上的农地流转组织和规范体系,形成“农户主体、村社中介”的农地流转新模式。我国完全可以利用集体所有制优势,创新农地流转制度,克服东亚小农国家共同面临的土地细碎化问题。     

高标准农田建设实践与粮食安全保障路径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从地方实践来看,保障粮食安全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形成了多元导向思路,包括土地流转导向、基础设施建设导向和土地细碎化治理导向。基于对不同建设思路的比较,发现土地细碎化治理导向的高标准农田建设产生了较强的经营激励,是具有较强复制性和基层适应性的粮食安全保障路径。以土地细碎化治理为导向建设高标准农田的关键是构建有效的管理体制和治理机制。安徽省T县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实践表明,统分结合的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体制与行政赋能的村级民主治理机制有助于推动土地细碎化治理导向的高标准农田建设。在管理体制层面,统分结合体现为县级政府统筹与多部门联合工作机制以及县级主管部门赋权基层组织的“双业主”管理模式;在实践运作层面,村级民主治理机制呈现为全过程民主治理,包括社会动员、民主协商和权力社会化3个环节。土地细碎化治理导向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有利于保证粮食生产稳定性、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以及增强粮食生产能力,对于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村庄自发组织土地流转的条件及其启示——基于粤省两个自然村的调查与对比

村庄自发组织土地流转要获得成功有其内在条件。就粤省两个自然村的调查而言,Y村是由村民自发组织有效整合细碎土地资源的典型,而Z村则是集体行动失败的例证。通过对Y村和Z村的调研分析表明,要有效地解决因土地细碎化导致的土地"偷懒"问题,必须在村庄内部形成一个村内利益协调机制。这个由村内精英启动的、内嵌于熟人社会的村内利益协调机制乃是村庄自组织力量的核心,政府的积极介入需要依靠和引导村内自组织力量。     

土地细碎化的治理机制及其融合

日益凸显的土地细碎化问题对我国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提出了严峻挑战。按照"市场-行政-自组织"三元分析框架对土地细碎化治理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可能出路。研究发现:市场机制由于无法有效解决交易成本过高问题,在实践中治理土地细碎化的效果并不明显;行政机制在土地细碎化治理中的效果也不尽理想,虽然弥补了市场机制中的一些缺陷,但是同时也带来了不少新的问题;自组织机制既能降低交易成本又能整合细碎产权,治理土地细碎化的效果较好,但在实践中的实施空间却受到限制。鉴于此,我国土地细碎化治理的可行出路是将三种机制充分融合的"三位一体"机制。     

土地细碎化与水稻生产技术效率

基于6省468个水稻种植户微观调查数据,结合理论与实证考察土地细碎化对稻农水稻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并分析土地流转、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其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调查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值为0.742,技术效率偏低,且不同类型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差异明显;土地细碎化阻碍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提升,但充分考虑土地流转、农业社会化服务后抑制作用减弱;土地流转、农业社会化服务显著促进农户水稻生产技术效率,而且对土地细碎化阻碍水稻生产技术效率具有显著的反向调节效应和联合调节效应。     

论土地调整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兼论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

土地调整是中国农地制度的重要特征,虽然均田的益处得到了广泛认同,但是借助土地调整来保证农民获得土地的均等机会是合理和必要的。从合理性来看,土地调整体现了村民的集体成员权,在土地仍然承担社会保障功能的阶段,特别是在土地流转市场运转受限的情况下,农民在社会保障、资源配置与乡村治理方面仍对调整有较高的需求;从必要性来看,土地调整迎合了村民的“公平”观念,与村民自治制度相契合,并因正式法律的不完全以及替代性制度的运转受限获得了存在的空间;从总体来看,基本公平和成员权保障的土地调整已经不符合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未来要健全传统调整的替代性制度,削弱其社会基础,有条件地发挥调整产权整合优势,实现土地细碎化的治理。     

土地市场与农民间土地流转——基于江苏兴化市、黑龙江宾县两地调查

通常认为,明确农户土地产权和建立土地市场是扩大农户土地规模和减少土地细碎化从而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必要条件.问题在于,为什么在允许乃至鼓励土地流转的情况下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土地流转?产权和市场制度本身是否能带来大规模土地流转?本研究调查和分析了农地私有的假设前提下农民间土地买卖的意愿,并进一步运用Logit模型考察了农民卖地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发现现阶段土地具有很强就业保障功能,农民间的土地买卖供给和需求不能匹配,因而产权和市场制度并不必然扩大土地流转数量.     

不合理的土地流转定价机制是土地流失的原因之一

周学东、周晓松在《中国改革》2013年第2期撰文认为,不合理的土地流转定价机制是土地流失的原因之一。中国目前尚未建立完备的土地流转市场,因而无法形成公平的市场定价。现行地方土地财政及土地融资机制内含隐性侵犯农民权益的道德风险。因为现有土地制度严格禁止农民自主抵押,但地方政府可通过土地融资机制实现抵押。由于农民缺乏处分权和定价权,政府权力可能被滥用,从而损害农民利益。中央政府的国土指标(总量控制)和土地审批(准入控制),并不能有效控制公权力滥用。地方政府在经济下行压     

农村土地流转中的地方政府、农民与中介组织

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革是一项复杂而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集聚地方政府、农民和中介组织的三元优势合力推进和发展。然而,当前农村土地流转中地方政府的角色、职能,农民的主体作用以及中介组织的桥梁和纽带功能都没有很好地界定和理清,致使土地流转进程遭遇着重重困境和瓶颈束缚。文章正是基于地方政府、农民和中介组织角色功能的应然和实然分析,指明反差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最终得出结论：只有在准确定位三者角色的基础上,并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发挥其合力,才能搞活土地流转,发挥其于国于民的功效和作用。     

国际视角下我国政府推动农村土地流转的政策选择

农村土地的有序流转关系到中国农业、农民、农村的发展,是中国政府近年来面临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之一。由于土地产权不明晰、流转程序不规范、流转市场不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缺失、农民权益得不到保障,中国农地流转的总体水平偏低,农户分散化经营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农地撂荒现象依旧存在。国外经验表明,土地流转离不开明确的土地产权、成熟的中介机构、农户权益的保护和完善的财税金融服务。针对当前中国农地流转中存在的瓶颈问题,我国政府可借鉴国外经验,通过法律清晰界定土地产权和严格保护耕地,培育专业的中介机构,规范土地流转程序,保护农地流转中的农民权益,采取强有力的财税金融扶持政策等措施来引导农地流转有序进行,从而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     

我国土地储备制度正当性考辨——以收储范围为视角

我国土地储备制度偏离设立时的初衷,收储范围严重扩大化,是国家垄断建设用地一级市场的制度安排、宪法条文本身的模糊性以及征收制度中的法定低价补偿造成的恶果。改革土地储备制度,并不是要取消这一制度,而是要对土地收储范围进行限制和收缩,打破建设用地一级市场上国家的独家垄断地位,对《土地管理法》从立法理念到具体条文进行全面革新。待将来时机成熟时,还应制定统一的《征收征用法》,全面规制政府征收征用权力的启动前提、补偿标准及程序。     

塌陷及复垦土地产权关系与市场机制构建

导致煤矿塌陷土地低效利用的主要原因是塌陷及复垦土地产权关系不清。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理顺塌陷及复垦土地产权关系,建立塌陷及复垦土地的多向流动机制,培育和发展塌陷及复垦土地市场体系。     

论土地资源的开发、经营、整治和保护

土地开发以其高强度和剧变性对土地生态经济系统产生深刻的影响 ,因而要慎重对待 ,尽可能把它置于人类理性的控制之下。土地经营是在特定用途下土地与其它生产要素相互配比的过程 ,其未来方向是对单位土地资源投入较多的劳动、资本和技术 ,实施集约经营。土地整治是为了克服土地退化或土地固有缺陷而进行的治理和改造活动 ,其目标是着力解决影响当前土地利用持续性的重大问题。土地保护最能反映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精神实质 ,它看似柔弱 ,实则强硬 ,看似消极 ,实则积极 ,应该予以大力推崇。     

关于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再认识--试论中国农村土地制度中的神话

理论界对我国土地制度进行了长期的讨论,并产生了一系列的新理论,但这些理论过多注意了学理层面的考量,实际应用价值则极其有限。为此,我们必须转变思维战略,确立新的理论,以充分保护农民的农地权为核心、从“三农”问题整体解决的思路出发,推进土地制度变革。     

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模式的探讨

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是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对农村各种土地制度改革模式的分析，认为土地股份合作制创新了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形成了灵活的土地流转机制，促进了土地流转和土地规模经营，是目前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的较好模式。此外，本文还就如何促进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等问题进行系统、全面的分析     

农地产权、农地价值与农地抵押融资——基于农村信贷员的调查研究

进行土地产权和抵押制度改革是否能使农地成为贷款抵押物,从而缓解农户面临的信贷约束?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调查了农村信贷员对接受农地作为贷款抵押物的看法,及接受条件。研究发现,由于目前农户规模小、农业用地的价值低、农地的生存保障功能强,即使改革土地产权和抵押制度,金融机构也不愿意接受农业用地作为贷款抵押物;当农地价值大于某个阈值后,信贷员开始愿意接受农地作为贷款抵押物;只要农户拥有规定的30年土地使用权,土地是私有还是公有对土地成为抵押物的影响不大。     

农村矿业用地用途管制探析

土地具有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农村耕地转变用途后能获取超额增值收益,市场的局限性在于发挥土地经济属性的同时抑制社会属性。市场失灵为政府管制定位,政府通过严格的用途管制弥补市场不足。土地发展权是由人与土地关系而引起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权利行使的社会化要求土地发展权主体承担社会性义务。由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年度计划配置土地发展权,政府通过矿业市场准入制度审查矿业用地的合法性。强制性用途管制依赖法制的约束力和执行力。     

从马克思地租理论看土地出让金

马克思运用从抽象到具体的科学方法,揭示了土地、地租的经济性质和经济意义。本文在深入分析和理解马克思地租理论的基础上,探究我国土地出让金的性质,并对其进行量化分析,进而提出建立土地保证金制度的构想。     

我国城市土地供应方式改革探析

不同的供地方式其所产生的土地收益差异明显。在目前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我国的城市土地供应还存在着土地有偿使用范围小、经营性用地供应的市场化程度低以及隐形交易、多头供地等问题。因此,要想提高土地收益,就须采取建立国有土地储备制度、加强土地监管、规范土地审批和交易行为、提高土地市场化交易程度、建立土地信息发布制度等措施。     

制度变迁视域下土地储备治理体系的优化逻辑

土地储备治理体系是国家加强全民所有土地资产管理、优化土地资产配置、增强土地市场有效供给的重要基础。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土地发展权利益分配、权利归属等问题凸显,其中因土地储备治理体系滞后而带来的问题较为常见。以制度变迁为视域,梳理土地储备体系的法理考察与实践演进,探讨土地储备治理体系的优化逻辑和具体路径,将为高效配置土地资源、提升城市品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动能、新模式和新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研究以重庆为例,从土地储备治理体系的现状出发,对近年来土地储备总体经营情况、重点功能片区土地经营效益、土地储备治理体系展开实证分析,实践表明土地储备治理体系土地储备融资渠道得到拓宽,有力支持了当地经济建设,土地储备财务风险得到控制,土地储备监管更为便捷,土地储备促进了重大项目工程建设的推进,土地储备中心加强了一级市场调控,建立储备土地信息库,科学编制储备计划,加快推进前期开发,统筹安排各类资金等工作。不足之处在于,土地储备机构职能权限界限不清,储备整治工作资金保障机制不太健全,国土空间规划引领土地储备整治工作的机制尚未建立,土地储备前期开发、系统性风险问题未得到足够重视。基于理论和实证分析,研究认为应以土地确权带动土地流转,以土地流转激活土地储备,强化土地价值管理,增强土地附加功能,健全土地储备体系有助于有效利用未开发的土地资源、减少土地资源的闲置和流失、保障土地资源发展权。进而从宏观上提出以土地确权带动农村土地流转,以土地流转激活土地储备不断创新的改革路径;从微观上提出应理顺土地储备组织治理体系、优化土地储备资金融资体系、完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体系、优化城市空间治理体系、加强土地储备系统性风险应对,进一步规制宏观经济下行、土地价值下跌等系统性风险等方面进行完善的具体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