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历史剧创作论

文章结合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实践，分别从史与剧，历史与现实，史剧人物论，史剧结构、情节、冲突，史剧语言等方面探析郭沫若历史剧创作观，指出：“失事求似”，以艺术为主，以科学为辅是郭沫若处理史与剧关系的原则；强调史剧家的责任在于发展历史的精神是郭沫若历史悲剧理论系统的创造性部分；史剧人物“合理的发展”论是郭沫若在史剧人物论方面的贡献。     

论郭沫若抗战史剧创作的情感体验性原则

基于文艺的情感本质认识,郭沫若在抗战史剧的题材处理中,特别强调了情感的意义,从而形成了一种历史题材处理的原则,即情感体验性原则。遵循这一原则,在他的抗战史剧题材处理中,普通生活情感体验、"革命受难"压抑性情感体验、文化战斗激情等情感因素对史剧题材处理有着重要意义,对他史剧的浪漫主义风格形成也起到了根本作用。对于这一原则,郭沫若在他的史剧创作理论中将之总结为"兴"的史剧创作方法。     

让历史进入美的王国——《屈原》创作论

郭沫若是我国现代史剧创作的一代矫岳,他从“五四”诗创作爆发期开始史剧创作,到抗日战争时期接着出现了史剧创作爆发期,这一时期他写的历史悲剧代表了他艺术发展的最高阶段,而历史悲剧《屈原》则是他艺术发展最高阶段的冠冕。     

郭沫若的史剧观及其历史剧的美学风貌

郭沫若的历史剧是我国现当代戏剧创作领域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郭沫若的史剧观可从其有关论述和史剧创作中去探寻。它大致包含三个紧密结合的要点：浪漫主义的表现；现实主义的本质；战斗意志的张扬。郭沫若史剧观的形成有时代和个人的因素。郭沫若的史剧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史剧创作的独特手法，并进而形成其史剧作品鲜明的美学风貌：激情澎湃，诗意浓郁；崇高悲壮，韵味纯厚；政治性强，古为今用。     

史剧艺术的珍宝——郭沫若的《屈原》选场简析

郭沫若是杰出的诗人,又是卓著的史剧家。在1941年至1943年间,他连续编写了六个大型历史剧。他的史剧同他的诗作一样,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艺术珍宝,而《屈原》尤其著称于世,是他史剧创作方面的最优秀的代表作。 《屈原》写于1942年1月,同年4月首次在重庆公演,博得群众的热烈欢迎。《屈原》的创作和演出,是非常符合时代斗争的需要的。当时,全世界人民都正进行着一场反法西斯战争的斗争,我国的抗日战争也正处在最艰苦的阶段,这是一个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大搏斗的年代。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艰苦卓绝地进行着抗日战争。而国民党反动派却迎合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活动,大演其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卖国丑剧,     

论悲剧人物的多样性——与陈瘦竹同志商榷

陈瘦竹同志近年来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悲剧问题的文章,读了深受教益。但是他把反面人物通通排除于悲剧人物之外的论点,我却不敢苟同。比如,他在《论郭沫若的历史剧》(《郭沫若研究专刊》,《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2辑)一文中,认为拙作《郭沫若的史剧创作》 (《文艺论丛》第5辑,上海文艺出版社。署名:黎生)把《南冠草》中的王聚星和     

自我表达、现实介入与文本的历史性——郭沫若《棠棣之花》创作过程考论

从1920年的“诗剧”到1941年的“史剧”,《棠棣之花》从一部“半成品”到最后定型公演的漫长过程，贯穿了郭沫若“五四”和抗战时期两个最重要的文学活动阶段，见证了他从浪漫主义抒情诗人到无产阶级文化战士的成长。作者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对作品的补充、调整和修改等，实际上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不存在文学性的浪漫主义抒情诗和政治性的宣传剧之间的对立。梳理《棠棣之花》从“诗剧”到“史剧”的创作过程，不仅可以清晰地看到郭沫若在自我与历史的对话中不断展开个人生命活力的过程，也有助于打破通行观念，深化对现代文学历史特性的认识。     

从史剧《屈原》看郭沫若史剧理论的特色

《屈原》作为郭沫若历史剧的代表作，无疑也是郭沫叵本人独具特色的史剧理论的一次成功的实践。本文拟结合《屈原》的具体内容，从“史剧创作的目的”、“史剧创作的原则”、“史剧创作的方法”三个方面，对郭沫若的史剧理论作一扼要述评。     

《屈原》简论

如果说五四时期是郭沫若创作的第一个高涨期,以诗集《女神》为代表,那么,抗战时期则是郭沫若创作的第二个高涨期,以六部历史剧为标志。特别是历史剧《屈原》,更是郭沫若史剧创作的一个里程碑。     

郭沫若历史悲剧理论的本质特征

郭沫若的剧论是他自身剧作的理论概括和理论依据,而他的剧作则是他的剧论所由产生的材料基础和指导对象。从这种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看,他的剧作的性质也就能够反映出他的剧论的性质。 作为剧作家和剧论家,郭沫若的剧论往往是以总结剧作经验的形态出现的,但由于感性经验中蕴藏有理性认识的因素,而他本人又着意于将感性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这便使他以剧作经验总结形态出现的剧论具有理论概括的性质。但是,郭沫若剧论总结和指导的对象是他的历史剧,其中主要是抗战时期的历史悲剧。因此,就性质来看,他的剧论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史剧理论而是历史悲剧理论。而其理论来源,则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悲剧理论的接受,以及对西方悲剧理论的扬弃和对我国古典悲剧优秀传统的继承。下面,即试就郭沫若历史悲剧理论的本质特征作一些考察。     

郭沫若战国史剧创作的文化根寻

郭沫若的战国史剧(《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的反秦问题长期以来由于观察视角的局限被搁浅了。本文试图从作品蕴涵的楚文化因素入手,打开郭沫若史剧创作的一个深层奥秘,这样,反秦问题之意义也就了然分明了。一楚文化是崇尚自然的,这与南楚故地“有江汉川泽山林之绕”(《汉书·地理志》)的地理环境     

论郭沫若的史剧观

郭沫若同志不仅是一个诗人,而且是一个史学家、史剧家。他的历史剧创作和他的新诗创作,同是发端于“五四”,是从五四运动中孕育出来的。他在达两个创作领域取得了斐然的成绩,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应该指出的是,郭沫若在历史剧创作过程还发表了大量的关于历史剧的理论主张。这些理论主张,旣是继承过去中外戏剧家、理论家的传统,又有所发扬,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史剧观。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只注重评论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对于他的戏剧理论主张,以及他根据自己创作实践所总结的经验和教训,却沒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系统的研究。当前戏剧界、学术界正在开展关于历史剧问题的讨论,我认为比较系统地研究郭沫若的戏剧理论和主张,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研究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而且对目前这个领域的探讨向纵深发展也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论郭沫若历史剧的语言特色

一个作家的艺术风格总是首先通过他的语言特色表现出来。因此,要把握作家的艺术个性,就必须研究他的语言特色。各种文学体裁对语言都有特殊要求,如戏剧语言的基本特征是诗化、性格化和动作性等。但这些特殊要求非但不能抹杀作家的语言个性,反而总是通过每个作家的语言个性表现的。因而,我们研究一个剧作家的语言特色,不是研究他的语言是否具有上述三个基本特征,而是研究他是以怎样的语言个性体现这些基本特征的。郭沫若是中国现代杰出的语言大师,他语言的突出个性不仅表现在《女神》等诗歌创作中,形成郭沫若式的诗的语言,而且体现在他的史剧创作中,形成郭沫若式的戏剧语言。郭沫若式的戏剧语言具有两个鲜明特点:雄辩性和抒情性。在他的史剧中,诗化、性格化和动作性等戏剧语言的基本要求都是通过雄辩性和抒情性的语言个性表现出来的。     

论郭沫若抗战时期历史剧的创作理念与风格

郭沫若抗战时期历史剧的创作风格为其创作理念所决定:以古喻今、借古鉴今,为抗战现实服务的理念使其史剧创作"发展历史精神","失事求似";悲剧可以激发人们"抗斗"的理念使其史剧创作采用社会悲剧的形式;戏剧要有诗情、诗意的的理念使其史剧创作具有诗化特征.     

从《湘累》到《屈原》

屈原的悲剧形象,曾经两度出现在郭沫若的笔下。一九二○年写了独幕戏剧诗《湘累》,一九四二年又写了五幕话剧《屈原》。郭老一生,作剧二十(我把剧诗也算在里边),而获得这种一写再写之幸的历史人物,除了聂(?)姊弟(剧诗《棠棣之花》、话剧《聂(?)》、话剧《棠棣之花》),也只有诗人屈原了。《湘累》是五四时期诗名远播的《女神》中的一篇剧诗,《屈原》是他在抗战时期六大史剧的压卷之作,创作时间相距二十余年。那么多年以后旧题新作,自然有许多值得研究的课题,这里想就两篇作品从悲剧的诗到诗的悲剧,作一些探索。     

郭沫若论历史剧创作

郭沫若同志的建树是多方面的。作为杰出的戏剧家,他创作的剧本,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宝库中一份极其珍贵的瑰宝。他一生写了十九个剧本(包括诗剧和未完成的剧作),除《甘愿作炮灰》是现代题材外,其余十八个都是取材于历史或神话的。这十八个历史剧在我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成为“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毛泽东同志一九四四年,在延安给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给予极高的评价。郭沫若不仅对历史剧的创作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发表了许多关于历史剧的主张和论述。学习、研究这些主张和论述,对     

真实与艺术之间:试析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

作者在台刊《中国文化月刊＠222期上发表文章指出,郭沫若的戏剧全是历史题材,这与他本人丰富的史学知识有关,但同时也是作者对戏剧功用的期望,希望籍由历史事件来反映社会现实,吸取历史教训D,因此在他的历史剧中,有着一脉相承的中心思想,即古为今用,以古鉴今,戏剧为政治现实服务。本文试图从郭沫若所创作的历史题材戏剧尤其是以4O年代的6部史剧入手,探讨“历史剧”这一观念,希望能够在绝对真实与艺术想象、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之间找到共通点或平衡点。真实与艺术之间:试析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林淑薰     

重现历史生活的图景——论陈白尘的历史剧

陈白尘的戏剧创作,以讽刺喜剧著称、历史剧见长,成绩卓然。我国现代历史剧作家颇不乏人,人们公认以郭沫若为艺术大师。但是,陈白尘的历史剧,在创作实践,史剧观点和艺术成就等方面,又与郭老有所不同。为了全面了解和更好评价陈白尘的戏剧创作成就,探索历史剧创作的多种途径,对他的历史剧作些研究,是很有必要的。一陈白尘的历史剧作,自1930年在镇江《前锋》发表第一个历史剧《墙头马上》以来,到1979年在北京《剧本》发表《大风歌》为止,前后50年间,共创作和发表过《汾河湾》《虞     

谱写闪耀着时代色彩的宫廷女性赞歌——史剧《武则天》《文成公主》《王昭君》比较

郭沫若、田汉、曹禺都是现代的戏剧巨人.他们分别从二、三十年代就拿起笔来奋斗,敲响旧时代的丧钟,呼唤新世纪的黎明,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作为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剧作家,他们在担负繁重的行政工作后,都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不约而同地致力于史剧创作,为古代杰出的宫廷女性谱写赞歌.作为讴歌新时代的折光.郭沫若于1960年上半年发表了《武则天》,田汉于同年下半年发表了《文成公主》,曹禺于1978年发表了《王昭君》.这三部史剧都是喜剧,其结局或是平定叛乱,或是结为婚姻,体现了国家兴旺,民族团结,从一个方面显示了史剧创作的成果,但其成就是各有千秋的.     

异曲同工各呈其妙--郭沫若、阳翰笙历史剧创作思想比析

郭沫若和阳翰笙为川籍重要剧作家.论文选取二人于抗战时分别创作的"战国史剧"代表作<屈原>,和"天国史剧"代表作<天国春秋>进行了比较,指出了二人的创作意图、创作方法、历史观、创作风格等方面的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