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时期单位体制的政治功能与生存空间

传统的单位体制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履行政治职能和完成社会调控的基本组织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组织起来的各级各类单位组织成为社会结构的基本单元。在当前社会转型时期,单位体制自身的政治功能以及由其所塑造的社会结构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单位体制作为一种传统组织制度已经难以全面满足社会整合与调控的需要。为了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需要对单位体制的政治功能演变及其在当前社会中的生存空间进行动态把握,以此促进新型社会调控体系的再造。在简政放权的政治改革背景下,培育介于政府和社会之间的第三领域成为现实的选择。     

中国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与社会管理创新

中国社会形态正在发生变化,但以“单位社会”为主体的格局依然存在.由于“单位社会”与执政党的领导体制和政府管理体制密切联系在一起,是执政党生存发展和执政的牢固基础,也是政府管理社会的主要支柱,在保持其稳定的基础上,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管理的改革与创新无疑是必要的.被称作“公民社会”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是客观存在的,但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公民社会”.力求在传统体制之外培育和发展“公民社会”,使之成为我国社会形态的主体,并以此为基础推动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不符合中国的具体国情,且面临较大的政治风险.应当在执政党的统一领导下,引导各类社会组织融入社会主流,同群众组织及其他社会力量协调发展,共同构建健康有序的社会形态格局.要适应社会形态多元化的趋势,积极推进社会管理的改革与创新.其总的要求是,“积极推进社会管理理念、体制、机制、制度、方法创新,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后单位制时代社会支持的断裂与再造——以近期社会极端事件为例

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在传统体制下形成的社会支持体系被打破,而新的社会支持体系尚未建立,社会支持出现断裂.本文在对社会支持与后单位制加以诠释的基础上,指出后单位制时代社会支持的断裂表现在四个方面: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福利被剥离;个体难以通过单位组织的力量表达、捍卫自己的利益诉求;冷冰冰的劳资关系取代了单位制下的关怀与脉脉人情;社会成员之间亲密关系的断裂,并以近期社会极端事件为例加以说明,据此提出实现社会支持再造的重要途径与手段.     

住房制度改革与城市弱势群体基础教育机会

就近入学的基础教育政策对于维护城市社会成员相对公平的教育机会曾经发挥了积极作用。住房制度改革以及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实施引起的城市社区的分化、基础教育资源的不均衡配置使得弱势群体子女在获得基础教育方面处于劣势地位,从而导致了城市弱势群体的自我复制。为此,地方政府应当关注住房制度改革与基础教育制度之间的交互作用,在城市规划、保障性住房建设过程中均衡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目的是通过政策和市场手段保证基础教育机会的公平。     

福利多元化视野中的非营利组织研究

福利多元主义强调政府权力分散化和社会福利民营化,在理论上为非营利组织参与福利服务提供了重要依据."非营利组织"这一概念在西方有着特殊的指涉,而在我国却有自己的特点.我国的非营利组织可分为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事业单位,它们将在促进就业以及养老保障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能有效推进我国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和发展.     

公共权力与公共福利保障——兼论社会弱势群体的福利诉求与保障

本文从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出发,以公共权力自利性膨胀倾向与公共福利保障之间的悖论为核心,指出了公共权力的双重属性对公共福利产生三种作用:促进、阻碍以及促进和阻碍的混合状态;探析了社会个体福利诉求何以整合为公共福利,并指出公共福利诉求不能仅仅为社会强势集团所垄断,应从社会整体繁荣中普遍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福利;作为公共权力机构的政府应在平衡社会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福利诉求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福利。     

公民社会与财产权——兼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民财产权利

近代社会发展过程中,随着摆脱政治、社会因素的纯粹经济性财产的出现,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反对封建特权,建构自由、平等、所有权、契约的市场经济,促进了政治社会的转型和公民社会的出现.财产权的实现与公民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民主政治的切实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构建,社会成员逐步摆脱“单位”身份束缚开始以个人(即公民)的资格并以市场经济的契约方式来界定国家、社会和个人相互之间的关系.确认和保障公民的财产权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制度建设.     

单位体制阻隔背景下福利的社会排斥

改革开放促使高度整合与低度分化为主要标志的社会逐步变迁,单位体制逐渐被打破,市场化与社区化的属性不断显现。然而,在一个单位体制隔离很深的社会里,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社会福利等方面依然保留着单位体制的特色。单位体制区隔导致了福利的不同政策及价值取向,不同体制下的成员在获得和享受福利的种类、数量和质量等方面的差异很大,形成福利的体制隔离和排斥。通过深化改革逐步打破体制区隔,改变不同体制背景下社会成员福利的巨大差距,使福利由单位体制福利逐渐朝着均衡化和公平化的社会化方向发展。     

试论差序格局对中国政治的消极影响

差序格局下,广大民众对政府的依赖性很强,政府在社会中起巨大作用,从而使得政府机构比较庞大;差序格局不利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差序格局下容易形成裙带关系、腐败现象.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使政府与社会、个人的权力关系得以重构;市场经济的实行,使我国基层社会家族制度中长期存在的“人对人的依赖关系”解体,造就出具有“独立性”的人;构建法治社会,为社会团体的出现创造了法治条件;实行市场经济,使社会异质性成分增加.     

契约宪政与社会和谐

契约宪政是近现代社会的根本政治法律制度,是限制政府权力,确保民主政治,充分保障人权和人民主权的基本制度安排。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伟大事业中,宪政之治作为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宪政契约,成为确立公民与政府之间和谐关系的总契约,同时也成为构建整个社会和谐秩序的最为根本的契约制度保障。     

转型期中国福利社会的构建——基于福利三角范式的现实思考

作为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中国福利社会构建已成为学界的重要论题。中国福利社会的构建必须正视当前中国现实,转型期中国有着独特的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背景;社会福利三角范式是西方社会政策中的重要分析概念,文章强调大社会背景下政府、市场、市民社会大三角的构建,政府起着主导性作用,体现公平和保障的价值,市场体现着自主与选择的特性;同时,还提出增强中国市民社会中家庭、社区和非营利组织小三角的融合与发展,以期增强社会力量,共同推动中国福利社会构建。     

协同复合治理:走出乡村治理困局

“压力型”体制使得村民自治过度地受到基层政府的控制和干预,阻碍了基层自治政治空间的拓展;“悬浮型”基层政府缺少对村民自治必要的支持和引导,无法保障村民自治的实施;同时,农村“两委”的关系矛盾也影响了村民自治的运行.要走出乡村治理的困境,提升村民自治的主体性,就必须发挥政府与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方面不同的优势与功能,形成政府监管与服务到位、社会组织力量广泛参与和村民自愿自觉依法自主治理的复合治理机制,尽可能地达至实现乡村社会善治的状态与格局.为此,通过体制性变革为农村自治性政治空间的拓展提供制度保障;通过乡村社会自治潜力的激发形成以村委会为核心的农村治理体系;通过确权赋权与现代公民意识的培养把农民塑造成参与乡村治理的真正主体.     

民国时期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与绩效浅析

北洋军阀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为了维持其统治及维护其所代表的阶级的既得利益,虽然被迫制定和颁布了一些有关社会保险、救灾、福利与救济、优抚安置等方面的社会保障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使得民国时期的中国在对劳动者和社会成员生活安全的保障方式、保障内容、保障政策上有了一些新的变化,诸如,社会保险制度开始建立,政府成立了专门的救灾、救济福利机构,制定了优抚安置计划等等,但是,由于这些社会保障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实施和执行不力,社会保障资金投入太少,保障项目不全,待遇偏低,加之社会长期处于动荡不安状态,致使劳动者和社会成员从中所获取的收益甚微。民国时期,真正完整的社会保障制度始终没有建立起来。     

社会服务内卷化及其发生逻辑:一项经验研究

在国家主导的社会服务供给方式的变革过程中,契约外包或合作治理的精神并未得到真正落实,社会服务走向了内卷化.在推进政府购买社会服务这一改革过程中,社工主动或是被迫地卷入政府部门的行政事务中,或者在提供社会服务的名义下从事并承担政府的行政性任务,虽然在表面上看来社会组织完成了合同规定的一系列服务指标,但是这种服务提供方式在实质上并非有内涵的发展,社会服务的专业精神并未得到体现,并表现出“没有发展的增长”态势.导致社会服务内卷化的主要因素有来自基层政府的权力约束、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非对称的资源依赖关系、组织成员的理性约束等.     

以革命的名义:南街社会的文化特征

南街村以独特的社区理念著称于世，其中创建“共产主义小社区”的口号和实践格外引人注目。通过探讨这个村庄的文化体制特征我们可以发现：１．这个村庄的文化体制更多地承袭了公社特征，最突出的体现在组织上的高度统一、严格控制和文化灌输的政治强制性、高效性；２．村一级政权组织在村庄社区发展中始终发挥着相当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其中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是维护政制的合法延续，平衡村庄与地方政府和国家之间具有张力的权力、利益关系的组织保障；３．在村庄行政的运作中表现出十分明显的拟家族行为特征，其中的封建性和专制性有碍于村民健康独立的现代人格的形成，是向现代社会迈进的阻力。     

枢纽型社会组织与政府的互动模式探析——基于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街道的实践经验

中国社会组织的迅速发展是单位体制改革的结果,社会组织在数量和种类上的激增证明社会发展对其存在的需要。枢纽型社会组织是政府与市场、企业和各社区民间组织之间的连接纽带;是实现个人参与社会互动的有效渠道;是鼓励社会成员参与社会事务的物理平台;是改善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有利媒介;是对社会服务管理协同机制的创新。在社会空间理论视角下,运用资本的概念对中关村街道的实践经验进行分析,研究枢纽型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以及互动模式。     

德国社会住房法律制度研究

德国社会住房法律制度是德国社会保障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贯彻德国《基本法》规定的社会国原则的重要体现.目前德国的社会住房的法律渊源主要是以联邦层级的《住房资助法》和《住房限定法》为主,并辅之以有关的条例.在法律关系上体现了主管机关、资助接受人和住房权利人的三方关系,并通过目的限定和价格限定制度予以保障资助目的的实现,在不取消私法自治和私有财产权的条件下完成必要的社会安全保障目的.     

单位组织中的资源获取与行动方式

在中国的城市社区中 ,“单位制度”或“单位组织”是社会资源分配的基本制度 ,也是个人获取社会资源的基本场所。在本文中我们想要集中讨论的是 ,个人在单位组织的层面上是如何获得资源的 ,个人在单位组织中的资源获取方式与单位组织的性质具有什么样的联系。一、两种研究视角对单位制度中社会资源的分配 ,可有两种基本的研究视角。第一 ,宏观制度结构中国的“单位组织”其本质是国家政治统治和资源分配的工具。国家借助于单位组织 ,将大多数社会成员组织到一个个具体的“单位”中。国家依赖政治目标、意识形态以及一系列具体的资源分配规则…     

社会党国际福利政策的演变

“福利国家”制度的建立是社会党国际及其西欧主要成员党在20世纪取得的主要成就之一。随着冷战的结束和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福利国家”制度面临着种种挑战和困境。为了摆脱困境,社会党国际对其传统的“福利国家”制度进行了革新,进一步调整了国家、公民社会和个人之间的责权关系,强调“不承担责任就没有权利”。社会党国际革新后的福利政策在21世纪仍有相当大的存在和发展空间。     

基于唐朝给侍制度的家庭养老支持政策思考

家庭养老特别是家庭对老年人生活照料的功能值得高度关注.唐朝给特定老年人配备年轻人以照料其生活的给侍制度,有政治目的鲜明、保障范围广泛、责任主体明确等特点.从社会政策视角观照,它是唐朝政府对家庭养老提供政策支持的制度设计,是中国古代社会政策实践的典范,是政府对家庭福利的积极干预,是中国古代的发展型家庭政策.立足于家庭养老,本着“弥补家庭功能的不足”大力发展社会化养老,应该是当今中国养老制度建设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给侍制度对我们今天应如何给家庭养老提供政策支持仍然有许多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