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群玉写景记游诗的特征

李群玉是晚唐著名的“湖湘诗人” ,他的写景记游诗是唐代“湖湘诗歌”的一朵奇葩。李群玉的写景记游诗 ,主要是描绘湖光、水色、江月 ,吟咏楚地风物 ,他的诗歌意象具有鲜明的湖湘地域特征 ,且语言清丽 ,诗句清新 ,表现出了诗人远离俗杂的清逸襟怀 ,具有与晚唐众多诗人迥异的风格特征。     

苏轼凤翔诗研究

苏轼在凤翔的诗歌创作，依据其主题可分为写景记行、咏史咏物、手足情深、寄简赠答四大类。凤翔诗在形式上以五古、七古见长。在艺术表现上，凤翔诗一方面沿袭南行诗的创作特色，另一方面，表现出进一步向苏诗整体艺术特色的掘进，强化了“以文为诗”、“以才学入诗”的艺术特色，进一步表现出豪放旷达之气，呈现出苏诗内容多歌咏自然景物，同时融入生命思索、个人情思的基本面貌，是苏诗形成期的全面发展阶段。苏轼凤翔诗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反映出其初入仕便于“出”与“入”上的矛盾思想。     

太谷学派的苏州记游诗和赠友诗

本文通过分析太谷学派两代学人留下的苏州记游诗和赠友诗，联系时代背景和学派背景，讨论了与这些诗歌相联系的学派活动，以及从诗歌中反映出的各个学人的思想特点。     

形胜·风土·情绪——论杜牧山水记游诗多彩的内容

杜牧２６ 岁及第入仕至５０ 岁去世，其间三为幕府吏、四为刺史，所到任所有七处州郡；四为朝官，从外郡赴阙，三次由扬州经汴、宋入京，一次溯长江、汉江，经南阳武关、商山抵京。诗人在任所及途中创作８０ 多首山水记游诗，占其诗歌总数１／５ 强。他的山水记游诗描绘了山川形胜、风土人情，流露出积极仕进、怀才不遇、消极隐退、仕隐两难、思念家乡等多种思想情绪，富有时代气息     

"以诗为词"与词体文学的雅化--论苏轼词与"雅词"的关系

“以诗为词”是人们对苏轼词创作的基本认识 ,但“以诗为词”与词体文学的发展及其与“雅词”的关系怎样尚需深入讨论。苏轼以写诗的态度进行词体文学的创作 ,从内容上将当时尚属俗文学的词体文学纳入传统雅文学的范畴 ,以词来写士大夫文人在诗歌中所表现的思想、情感、交游、应酬、雅集等官场及日常生活的情事。同时 ,苏轼并没有忽视词体文学自身的艺术特征 ,他并未完全将诗歌的题材用于词体文学的写作 ,而是在表现士大夫文人的生活和思想情感的基础上 ,有选择的将诗歌的部分题材用于词中 ,既突破了词尚俗的传统 ,在内容上使之归雅 ,为南宋以后的雅词提供了借鉴 ,又使诗词各自的表现特征得以保持。因此 ,苏轼的“以诗为词” ,对词体文学的贡献 ,应该是使词的归雅 ,并且具备了雅俗共赏的艺术价值     

论苏轼晚年诗的积极意义

一提到苏轼晚年诗,人们往往有一些笼统的看法,认为苏轼晚年再度被贬谪岭表海南,“佛老思想成为他晚年的主要精神支柱”;写了全部“和陶”诗,他的诗消极的多,积极的少。其实这种看法,是十分片面的。诗人晚年居惠居儋期间创作了大约四百多首诗歌,在他一生诗歌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诗歌的题材内容开拓了从来没有的新领域,思想上更加关心人民,在同情人民方面表现了从没有的进步性,艺术意境气象高迈而奇肆,表现了诗人     

论苏轼在徐州期间散文创作的成就

苏轼徐州期间散文创作总量不多,但艺术价值却很高,创作了多篇传世名作.从对这些散文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苏轼从思想上到创作上都展现出一种新的境界.苏轼徐州时期散文的特点大致可以用三个字加以概况,即奇、放、变.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具体论述苏轼散文创作的技法和艺术特色,以归纳出苏轼在徐州期间散文创作的两大成就.     

论苏轼创作之“真”及其创作理论

苏轼在诗、文、画作等艺术创作中,皆体现出表达真性情之特色,他重视诗人、画家对现实的观察和体验,重视诗歌形象的真实性、典型性。在创作理论方面,他提出了＂常行＂与＂常理＂的问题。通过对苏轼＂真＂性情的剖析,可以发现苏轼诗、文、画作的艺术特色,及其创作理论的价值。     

岑参在川诗文简论

岑参是唐代流寓四川的重要诗人。他在川五秋,创作了六十余首诗歌,这些诗歌除继承了他早年题材以写景为主,风格以“造奇”为主外,还表现出浓郁的思乡情怀与对佛老法门的向往和皈依。其特色的形成与诗人的晚年心态、蜀地时局动乱、早年礼佛的思想回归等有着直接的联系。     

行云流水舒卷自如——论艾青第二高峰时期的诗歌创作

在20世纪70年代末“文革”结束后的短短几年间,艾青又一次以丰厚的创作实绩,达到了自己创作的第二高峰。艾青此一时期的诗歌艺术,表现出巨大的思想魅力,以鲜明而强烈的时代精神,表明了诗人所达到的新高度;同时,艾青的诗歌艺术在形式上也达到了行云流水、舒卷自如的境界。     

袁枚研究不可忽视的文献资料：《袁枚日记》

新近发现的《袁枚日记》具有很高的文学史价值,还原了二百多年前袁枚晚年的生活。从《日记》可看出：他的风情诗是对他“放诞无检”生活的真实描写;他精美绝伦的山水之篇记录了他晚年出游祖国东南一带大好河山的豪情;他《随园诗话》、《子不语》的素材很多来自于交游活动中;他作为乾嘉诗坛广大教化之主,让社会各阶层人物都能享受诗文化,使诗歌创作活动成为常人都可参与的游艺活动。     

宋代诗话家对杜甫诗歌经典化路径的拓展

中国古代诗话具有开辟和拓展文学经典化路径的重要功能。有宋一代,品评杜诗成为一种主流学术传统,文人士大夫以"诗话"为载体,论说老杜人品,漫谈读杜感悟,撷取杜诗精华,交流学杜心得,对于提高士人群体感知和欣赏杜诗的整体水平,加速杜诗经典化历史进程,发挥了积极作用。宋代诗学家通过多种努力,例如强调杜诗为唐诗"第一"的卓越成就,推崇杜甫为诗中圣人,对其艺术特色进行细致而精妙的评点,确立了杜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经典地位。     

论《诗林广记》对宋诗宋注的摘引

蔡正孙《诗林广记》大量摘引宋诗宋注,并通过"《诗注》云"、"注者《诗注》云"、"注者云"、"直引不标注"四种不同的摘引方式,表达了对宋诗宋注一分为三的态度:纯粹的诗注、诗注的诗话化以及可以共享的知识。究其原因,宋诗宋注的繁荣与释评兼备的注释特点为这种摘引提供了基本的前提,而蔡正孙对宋诗、宋注的重视以及《诗林广记》体例上的创新则为这种摘引提供了合理的保证与必要的条件。     

从《左传》杜注看杜预的《诗》学观

晋人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于《左传》用《诗》多有解说,自成一家之言。对“诗言志”这一《诗》学中最核心的命题,杜注以“作诗以言志”标明自作诗以言己志,以“诗以言志”标明称《诗》以言己志,并以“赋诗者取其一章”标明赋诗断章,以“义取XX”“言XX”“多取首章之义”等标明断章取义之所在。研究《左传》用《诗》之杜注,可从中窥见杜预的《诗》学观点。     

南国风光家国情——解读郁达夫的《槟城三宿记》和《马六甲游记》

《槟城三宿记》和《马六甲游记》是郁达夫在南洋时期写的,也是他游记的代表作,但不大为研究者关注。与其前期的游记相比,郁达夫的这两篇南洋游记抗战主题突出、家国情感浓郁,不同于前期游记散文的感伤、忧郁苦闷,是其整个游记散文创作中极富独特性的部分。本文主要从时代背景、故国风物、家国想像三个层面对此加以阐释。     

大地回声与人生玄思——从几首诗看大谢散在人生旅程中的玄韵

作为晋宋易代时期的玄学中人,大谢的山水诗与乐府诗均是表现玄思的重要平台。仔细阅读会发现在此玄学以“赏心”结谛诗中,玄言理趣乃大谢用心刻削之果。大谢用诗歌讨论了“薄游”不受欢迎的理由;探讨了什么是真隐逸;呼告了他所推出的疏散应是什么境界。总之,一部谢灵运诗应是玄言荟萃的场所。关于“赏心”的构建,景、情、理关系的处置,什么是“真游”,隐者何为,快乐风范,大谢一生将这些命题逶迤于人生旅程中。     

杜诗与《文选》关系研究述略

杜甫教子"熟精<文选>理",且"续儿诵<文选>",明确表现出对<文选>一书的情有独钟.事实上,杜甫自觉接受<文选>,其诗歌创作深受<文选>的影响.我国古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大量散见在诗话、笔记、注释等文本中,大致说来,这些研究主要从两方面得以展开:一是从宏观上探讨杜甫接受<文选>的原因和表现,它触及<文选>选文、杜甫诗学思想等诸多理论问题;一是从微观上对杜诗和<文选>作文本分析,探讨其间的因革关系,它重在对杜甫诗歌创作技艺和规律的总结.     

天连剑外山无数,栈转褒中水自哀——王士禛蜀道诗的情感内涵

清初著名诗人王士禛曾经两次入蜀,对蜀道的山高水长路险,有真切的体会;对沿途的历史风烟,有无限的感怀。期间创作大量诗歌,或写景状物,或咏史述古,或题赠亲友,都发乎至情,蕴含了凝重的羁旅行役之愁、思乡怀人之痛、吊古伤今之感,深刻体现了王士禛入蜀途中的情感世界,是王士禛蜀道诗感人至深的重要因素。     

诠释学视野中的《涉江词》程氏笺注

《涉江词》是现代女词人沈祖棻的词集,由程千帆先生笺注,这些笺注集中体现了程氏对《涉 江词》的理解原则和方法。从诠释学的角度探讨程氏笺注《涉江词》的必要性、可能性、有效度、相对性与 必然性,十分重要。其笺注的必要性在于《涉江词》采用了以词纪事、比兴和隐喻的方法 ;其可能性则与程 氏作为词人丈夫的身份有关,也与其开展此项工作的社会环境有关 ;笺注的有效度取决于程氏的笺注方 法,即依据词人采用隐喻方式创作这一特点进行笺注 ;笺注的相对性是针对程氏诠释《涉江词》作品的意 义而言的 ;所谓必然性,是从学术研究的精神层面来立论的。这项工作对程氏而言既是他对《涉江词》揭 示的存在真理的再揭示,也是他体验生命存在真理的一种必然。     

曹冠词之特征探析

曹冠是南宋前期的重要词人,其《燕喜词》特点较为鲜明,即题材上多纪游、咏物与酬唱赠答之作;艺术上长于构图写景, 多题序与自注,并且广泛运用典故。其词风格清雅、质朴平实,这与其独特的个人经历、词坛复雅的风尚以及学苏的创作取向 等因素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