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协商治理:理论建构与实现路径

协商治理是现代社会环境治理结构转型的重要方向。环境协商治理表明了公众同政府力量间就环境问题达成合意的可能,实现环境有效治理的关键在于通过政府、市场、社会公众共同努力,加大协商合作力度,保持环境利益导向性、过程商议性、权力制衡性和平等参与性。环境协商治理的实现需要以问题导向为基础推动治理结构转型,以公共利益为导向增进治理过程的公共性,以契约为工具提高治理机制的实效性,以营造环境市民社会为契机汇聚协商理性。     

“公共性”的价值信念及其文化理想

公共性是现代公民社会之公共生活的本质属性,具有开放、平等与社群的特性,通过特定共同体成员理性、自觉的交互主体性行为与结构性活动而得以存在。现代社会的“公共性危机”,集中表现为“文化公共性”理想的迷茫,是文化自身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认同的危机。真正为社会所共有、共享的公共性,是多元利益主体复杂博弈的产物,是确保公众与社会之间关系维系的一种平衡。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日益呈现为市民/公民社会、市场与国家的分化情形,以社会公正为最高追求的社会公共性理念是否能够得以确立,或者已经确立的社会公共性理念究竟合理化与否等,直接影响着制度创新的理念、路径选择。对公共性的领悟与把握的过程,同时也是公共文化氛围营造中民众心智不断健全、成熟的过程。     

从市民社会到公共领域——西方现代性的自我悖反与自我救赎

市民社会是现代性确立的重要标志和现代性个体主体性原则的重要体现。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市民社会受资本逻辑的支配,成为私人利益的战场,从而使得现代性走向了自我悖反;市民社会中公共领域的诞生揭示了现代性自我救赎的希望;公共领域追寻公共性,是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以及市民社会内部的利益个体之间通过自由沟通以形成理解、或通过商谈以达成妥协的机制或制度化渠道。公共领域可以调节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成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现代性自我救赎的希望。     

公共治理:经济法治理范式新选择之可行性分析

公共治理强调作为元治理作用的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企业、公民等多元主体形成互动性的治理网络,以共同参与、平等对话、民主协商、互动合作的方式来应对和处理社会公共事务,以期实现社会和谐发展和公共利益最大化.公共治理与社会整体利益存在的勾连关系表现为:公共治理实质上是政府让渡部分权力给公民社会,联合政府——市场——公民社会等具有多元利益需求的互动性的治理网络,通过“共治”的网络合作管理模式,促成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公共治理提供了两种层面上的思维性资源,一是实现主体上的多元化,二是干预手段上的柔化.将公共治理引入经济法价值目标的实现过程,其目的是为实现经济法的价值目标——社会整体利益提供一种新的分析框架和全新的治理范式.     

论公共管理“公共性”的生成——近代国家形态转型发展过程中的三种视角

公共管理的"公共性"是公共部门的基本属性。"公共性"的基本释义可理解为对"私人性"的超越,同时也表现为公共利益、公共意志的实现程度。公共管理"公共性"的生成与近、现代国家形态的转变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既源于传统社会条件下"公共性"的雏形,同时更得益于"以理性代替上帝"这一现代国家成型的意识形态基础、官僚由"私臣"向"公仆"这一现代国家"公共人"的身份转变,以及"行政国家"的规范性特征为其做出基本规定等多因素所共同发挥的作用。     

论中国政党的公共性建构

现代社会中,政党的存在和发展的目的,不是为了个体行为主体的单向理性,而是要实践政治共同体的公共利益、公共价值和公共精神的理性,即政党的公共性。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公共性建构的过程中,不仅要加强自身的主体性建设和法治建设,同时要加强党内民主建设,推动人民民主发展,推进公共领域和公共空间拓展,提升公共责任意识,实现公共目标和公共价值。     

后扶贫时代农村社区公共性困境及其重构——以万源市T村为例

社区公共性能够使社区保持良好的治理状态,也是社区治理的重要目标。当前农村社区的公共性既面临着乡村社会过疏化、原子化所带来的一般性困境,又面临着反贫困政策所带来的新窘境。在双重困境下,社会参与主体缺位致使公共性生产失去了前提,公共利益及公共空间的缺失也让公共性的生产缺乏动力和载体。在后扶贫时代,农村社区公共性的重构需要围绕公共精神的培育、公共空间的塑造等方面来谋篇布局。具体而言,需要强化基层自治组织建设,找准组织定位;强化集体经济组织建设,构建公共利益;引进社会工作组织参与治理,培育公共精神。     

哈贝马斯论公共领域政治功能的实现

哈贝马斯理想的公共领域就是“市民阶级的公共领域”,或自由主义模式的公共领域。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哈贝马斯详尽分析了市民阶级公共领域获得政治功能的历史进程,并据此论述了市民阶级公共领域之政治功能所具有的实践意义它保证理性地解决政治问题,而不再诉诸赤裸裸的暴力,以社会交往的理性化促成了社会的政治经济活动的理性化;它赋予市民社会自我调节机制以规范化了的地位,并以自身坚持的公共性原则,成就了一种适合市民社会需要的国家权力。     

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理想型构:合作网络治理

治理的本质特征是公民社会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独立管理或与政府的合作管理,治理体现了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新型关系.城市社区合作网络治理模式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内,政府组织与社区自治组织、第三部门等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采用一定的手段方式,合作管理社区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实现社区公共利益的运行机制.城市社区合作网络治理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到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民主政治建设、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模式,更涉及到政府与社会二元结构的调整等.     

合作收益与公共治理

公共治理是各类公共组织为解决组织内部共同事物(或利益)时的制度安排,由于这种公共利益的存在,传统的基于“经济人”的“竞争性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就应该发生改变,合作而非竞争,是公共利益组织最优化的必然选择。公共治理理论应建立合作-收益的分析框架,通过人类的合作机制,实现社会的公共利益。基于这于认识,文章分析了公共治理中遇到的难题和困境,并对竞争性成本收益和合作收益两种分析方法进行了比较,指出合作收益分析是公共治理的方法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