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边赋》之《新疆赋》论略

以蒙古和宁《西藏赋》、吉林英和《卜魁城赋》、大兴徐松《新疆赋》为代表的清代乾嘉道之际的边疆舆地赋,以其鸿篇巨制和鲜明的边疆地域特色而最早当在光绪九年(1883年)由元尚居汇刻为《西藏等三边赋》。论文就《新疆赋》,从作者、版本、内容、文学特色、价值等几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     

新疆简史精品--《三边赋》之《新疆赋》的史料价值

蒙古和宁的《西藏赋》、吉林英和的《卜魁城赋》、大兴徐松的《新疆赋》等《三边赋》,既是赋作精品,也向来被视为史地著作。《新疆赋》对南疆、北疆的历史分别进行了叙述,尤其侧重于清政府统一新疆的历史进程。《新疆赋》对今天了解清代中叶及以前的新疆简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当然,其中也有若干舛误之处,这是在参考和引用时值得注意的。     

《卜魁城赋》民俗述考

蒙古和宁《西藏赋》、吉林英和《卜魁城赋》、大兴徐松《新疆赋》,以其鲜明的边疆民族与民俗特色而在光绪九年(1883年)由元尚居汇刻为《西藏等三边赋》。其中《卜魁城赋》所涉及的民俗,如居住与出行、生产民俗、民风民俗、商贸民俗等方面,对我们了解和研究清代黑龙江的民俗,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威凤赋》与唐太宗的思想

通过梳理相关史料，确认太宗《威风赋》是赐予长孙无忌的。太宗通过《威风赋》，追思建立王业的艰难，表现了对功臣们的感激之心。同时，《威风赋》也是太宗的精心结撰之作，充分体现了太宗的文学思想。《威风赋》与贞观文坛的审美倾向基本吻合，是太宗文学思想的一个示范，也是太宗的文学思想影响贞观文坛的一个桥梁。     

《山海经》对汉大赋自然环境描写的影响及原因——以《子虚》、《上林》赋为例

通过对《山海经》与《子虚》、《上林》赋在内容、叙述形式、语言形式上的对比,考察了《山海经》对二赋自然环境描写的影响。这种影响的产生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反映了《子虚》、《上林》赋对《山海经》中博物思想的继承。《山海经》的影响并不止局限于《子虚》、《上林》赋之中,汉大赋,甚至之后的赋体创作都有这种影响在其中。     

《芜城赋》是都邑赋的变体

《芜城赋》是都邑赋的变体王琳的照《芜城赋》，《文选》把它与王粲《登楼赋》、孙绰《游天台山赋》并置于“游览”一门，不妥。此赋描写淮左名城广陵的昔盛今衰，与王、孙之赋的题材有所不同，清人陈元龙《历代赋汇》列之“都邑”一类中，似较合理。都邑之赋的创作，在汉...     

《新疆赋》民俗述考

蒙古和宁的《西藏赋》、吉林英和的《卜魁城赋》、大兴徐松的《新疆赋》,以其鲜明的边疆民族与民俗特色而在光绪九年(1883)由元尚居汇刻为《西藏等三边赋》。论文就其中《新疆赋》所涉及的新疆民俗,进行了较为详细论述考,如民居、园艺业、物产、商贸、岁时节日、礼乐教化等方面,对我们了解和研究清代新疆的民俗,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简评《汉魏六朝赋学批评研究》

正赋是一代之文学,也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种独特体式。与诗、文相比,其研究相对冷落。文学史著作中除司马相如、班固、张衡等大家的赋作外,对其他赋家少有提及,关于赋体文学的专著也相对较少。关于赋体文学通史,较早的有铃木虎雄《赋史大要》(1942)、马积高《赋史》(1987)、郭维森、许洁《中国辞赋发展史》(1996)等,采取赋文体史的编著方法,但在赋体创作的复杂性等方面研究得并不充分;此外,龚克昌《汉赋研究》(1984)、姜书阁《汉赋通义》(1989)等著作则从汉赋入手,基本完成了汉代赋学体系的构建。在各类赋作研究中,赋学批评研究起步更     

论《幽通赋》与《答宾戏》

这两篇赋虽然也被《文选》所载，在班固赋中却多被冷落，评价也不高，远不如《两都赋》那样受重视、被推崇。其实，这两篇赋相当特殊，也很重要。班固在其《汉书·叙传》中特用以叙经历、言志趣，属于自叙传性质的言志之作，是研究班固为人不可缺少的生动材料。不仅如此，这两篇先后写于班固青年与中年阶段的赋，体现了班固创作的特征，是研究班固为文的典型作品     

《子虚赋》《上林赋》考辨——与龚克昌同志商榷

龚克昌同志在《(天子游猎赋)辨》(见《文学遗产》1983年第3期,以下简称龚文)一文中,认为《文选》所收司马相如《子虚赋》和《上林赋》,应称为《天子游猎赋》,萧统不应该把它分成两篇,并认为除《天子游猎赋》之外,司马相如还另有《子虚赋》和《上林赋》。对龚文这些看法,笔者不敢苟同。今不揣鄙陋,粗陈浅见,既与     

《汉志·诗赋略》"扬雄赋"绎释

对扬雄赋的评价,在两汉之交经历了不小的变化.扬雄赋在扬雄生前及卒后的一段时间内并不为人所看重;元、成时期经学的兴盛、辞赋家地位的卑下、扬雄创作自身存在的问题等,是影响扬雄赋在当时评价的主要因素.<七略>品评优劣,将扬雄赋归入第二等,自有其理由.班固著<汉书>,始高度肯定扬雄的创作与理论.班固在<七略>著录的基础上,增补了扬雄的赋篇总数,同时还继承了扬雄的辞赋观,采用扬雄的见解来评论汉赋创作、续成<诗赋略>末尾的总括性评语.这不仅使扬雄赋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扬雄由此成为西汉赋坛上与司马相如齐名的大家,而且也使扬雄的赋论发扬光大,开始确立起独步西汉、沾溉后世的重要地位.     

历代赋集与赋学批评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有一明显的现象,即评论家往往　通过对作品的整理以表达其批评思想,作为文学批评分支的赋学批评也不例外。历代赋论家　编纂了大量的赋总集、选集、别集（专集）,尤其是到清代,赋集编纂风气炽盛,成果汗牛充　栋,成为中国文学史与批评史上均值得重视的现象。从史学观来看赋集的编纂,表现出与古　代赋学批评同步发展的情形,而从批评观来看,则赋集编纂也包括了赋的文体性质、赋创作　分类、古赋与律赋、赋作家群体研究以及对赋话产生之影响等丰富的理论内涵。     

赋体演变的句式考察

赋起于楚辞骚体,继有大赋、骈赋、律赋、文赋之制,赋体的演变突出显示于句式的变化。楚辞及骚体以句尾“兮”字拉长语气,增强感叹,又以句中虚字接连名物、形容并形成结构复杂的散语长句,适合怨怼激发的情感抒写。汉大赋鸿篇巨制,大题苞览,叙物为本,主要以四言一顺的散语长句展开名物和形容的铺陈。六代骈体小赋及唐代律赋抒情体物,则以四、六及其愈趋谨严的联对结构乃至声律规范承当一物一事的细致描写,物我相融,于诗为近。宋代文赋复归散语,然与汉大赋承接诸子谈辩、排比辑事不同,而是援取唐宋“古文”作法,其较远的来源是秦汉叙议之文,句式长短不拘一格,议论为主,显示主体意识的自我执持。     

从京都赋到田园诗--对诗赋文学创作传统的思考

中国古代文人创作源起楚汉辞赋,继兴魏晋五言诗歌,从而构成先唐以诗赋为中心的文学创作传统。在此长达数百年的诗赋文学创作形成时期,公元1世纪以班固为代表的赋家创制了“京都赋”文学系列、公元4世纪末以陶渊明为代表的诗人创制了“田园诗”文学系列,一被奉为赋体正宗,一被视作诗苑杰作,后世追摹仿效,奉为两座艺术高峰。而从京都赋到田园诗的变迁史迹看诗赋文学创作传统,又呈现出城市文学与乡村文学的差异,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物质背景和精神风貌,这启引我们对诗赋艺术价值作重新思考。     

古代赋的兴起、繁荣、发展及现代辞赋的创作

我国"赋"源远流长,汉赋是我国赋体文学的源头,更是我国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期间经历了汉大赋、魏晋抒情赋、唐代律赋和晚唐小品赋、宋代的文赋等成就卓著。元科举不兴,明八股取士,但文人赋作仍有很多。尤其明末清初一批抨击阉党乱政、反对异族入侵和清末富有爱国情怀的赋家和赋作,更加拓展了赋的题材和内容。明清已还,赋论和赋集渐多,为研究辞赋奠定了基础。汉赋繁盛乃盛世必然。21世纪初,正逢盛世,新赋创作蔚为壮观,但是作家的国学修养、作品的思想深度、创作技巧还需进一步加强,尤其要向以欧阳修和苏轼为代表的宋代文赋作家和文赋作品学习。     

花性·仕途·国运——唐宋《牡丹赋》的“赋家之迹”与“赋家之心”

通过对唐代舒元舆的《牡丹赋》、唐代李德裕的《牡丹赋》、宋代宋祁的《上苑牡丹赋》、宋代蔡襄的《季秋牡丹赋》四篇唐宋牡丹赋作对牡丹的体物和描绘特点的分析,以及对于牡丹所承载的士大夫个人仕途、国家命运、道德与友情等意识形态内涵的叙述,认为唐宋牡丹赋作在赋家之迹和赋家之心方面均深得赋体之要。这不但显现了牡丹赋的文体意义,而且文学叙述与历史真相,政治与士大夫精神的复杂关系也可由此角度加以观照。     

清代边疆舆地赋的征实性——以《西藏等三边赋》为例

有清一代,边疆舆地赋的创作蔚然大观,其代表为《西藏等三边赋》,突出地体现了征实的性质和特点,与此相联系,向来被视为地理著作。其征实性,不但体现在作者的意识上,还体现在赋作的内容上。其之所以具有强烈的征实性,原因概略有四:一是与清代地理学思潮的兴起有关,二是受当时学术风气尤其是考据学的影响,三是作者本身就是地理学者,四是作者都亲历过边疆地区。而清代边疆舆地赋的征实性,贯穿了强烈的边疆意识和经世思想。     

秦观赋论与诗词创作

秦观早年深习赋的创作,总结出了一套作赋的理论。他的赋论深刻地影响了其诗词的创作。本文从炼字、炼句、用典及声律四个方面论述了秦观婉约词风及"女郎诗"均受其赋论的影响。     

论宋代文赋

文赋是兴起于唐而成熟于宋的新兴赋体,它具有不同于其他赋体的特点,专尚于理而略于辞,有散文之风。文赋作品主要出现在北宋古文运动兴起以后,但两宋存世文赋不足百篇,元明清三代作文赋者更少,因为多数赋家并不认可这种赋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