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辞宗”沈约与南朝诗歌的声律追求

今人论及中国诗歌史上的南朝"永明体"以及此后的近体诗,无不提及沈约和"四声八病"说。其实,四声是汉语发音时本身就存在的,在沈约之前已经被发现,沈约的贡献是将其运用于诗歌创作;而"八病"并非沈约所提,它与永明体也没有关系,后人将"八病"的创始归于沈约,是基于他是诗歌声律论奠基者的一种附会。沈约作为齐、梁文坛的领袖人物之一,勤于著述,长于理论,被誉为"一代辞宗",极大地影响了南朝诗风,这是他被公认为"四声八病"说首倡者的重要原因。从南朝起,讲求声律逐渐成为诗人的自觉追求,这也是音韵研究和乐律演变对古典诗歌发展产生影响的必然结果。     

以“达”为尊，既“信”且“雅”

严复并未对自己提出的“信、达、雅”进行严谨、明确的界定和阐释,实际上,“信、达、雅”只是三个笼统而抽象的概念,具体到如何理解、运用,往概念中填充什么内容,如何将这些内容（或准则）应用于翻译实践,则见仁见智;而对严复译论的各家争鸣,便缘出于此,其中不乏无意（或有意）的误读与曲解。欲探严复心中的“信、达、雅”究竟是何种境界,须辨析其“译例言”,兼顾其翻译实操,以免望文生义。严复认为,翻译应该既“信”且“达”,但是,求“达”弃“信”,固不可取。其言下之逻辑乃是：1.既“信”且“达”,而“达”至重;2.“信”未必“达”,“达”则必“信”;3.“雅”有助于“信”、“达”,使译作“行远”。若以一言蔽之,即：以“达”为尊,既“信”且“雅”。     

“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

二战后,面对左翼文学的强势扩张,中国大陆文学曾出现立足于“人本位或生命本位”、“文学本位或艺术本位”的“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的思潮,而这一流脉在海外华文文学中始终强劲地保存、发展着。华人身处各种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的国度中,其生存的根本性处境往往是多重的边缘,“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互为支撑,成为海外华文文学抗衡种种压力,包括“理性过度”的压力,保存发展自身的根本性力量。百年海外华文文学以数千万华人在世界各国的“边缘”经历、体验,在看重人的价值和心灵自由上不断提出新的课题,并以“人的自觉”不断推动着“文的自觉”,“文的自觉”又在捍卫文学性中深化了“人的自觉”,其“边缘性”的存在极大地丰富了“人的文学”和“自由的文学”的传统。     

“出走”与“走出”：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进程

海外华文文学产生于华人“有来无回”的“出走”,而其前途和价值在于“落地生根”而非“叶落归根”。“落叶归根”联系着中国人的传统心态和人生,“落地生根”则反映出海外华人社会在地化的成熟。前者会有浓厚甚至鲜明的“中国性”,后者则有着独特而复杂的“本土性”。而百年海外华文文学是在不断地走出“中国性”、走出“本土性”的历史进程中走向中华民族文学的新形态,更走向文学的新境界。这种“出走”与“走出”构成了海外华文文学的百年历程。将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分成三个历史时期,考察其“中国性”、“本土性”等的产生和走出“中国性”、“本土性”等依附的努力,能够更切实地把握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与价值。      

沈约古今相因思路下的文学史观与文学批评

沈约撰写《宋书·谢灵运传论》所秉持的古今观念与之前的史家有所不同,他受到佛家三世因缘说的影响以古今相因的思路来审视文学发展的历史,故而写出了中国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史专论。与这种古今相因的文学史观相一致,在具体的文学批评中,沈约贯彻了与其古今关系认识相一致的古今观念。在肯定后世变革的思路下沈约为当时新出的声律理论摇旗呐喊;在肯定后世的古今观念下沈约在作家批评上避免了论家厚古薄今的一贯主张,并大力“奖掖后学”;在文学创作论上他又反对过度用典,从而提出“文章三易”的说法。     

“声诗”传统与现代解诗学的“声解”理论建构

传统中国抒情诗一向被称为“乐诗”,古典诗学解释学也素有“以声解诗”的传统,然而由于口语白话诗的兴起、西洋诗的渗入及重义轻读等因素的影响,这一传统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冲击之下遭遇了“断裂”的命运,因此,如何重建新诗的声音解释学成为摆在新诗面前的重要理论课题。现代诗论家的探索告诉我们,借助于传统诗学资源,至少可以从“以声观志”、“因声寻义”、“同调同感”、“缘声入神”以及新诗解释的戏剧化等若干层面,重构现代诗学的“声解”体系。     

先唐文学文本的“完整性”与“碎片化”——兼论文学文本的“不可靠性”问题

在中国古代特殊的学术环境中,文学文献多数脱胎于经史文献。经史与文学文本都具有“完整性”与“碎片化”特征,这使“原始文本”不断衍生出多层次的“次生文本”,从而造成了文本的“不可靠性”。但是,文本的“可靠”与“不可靠”是相对的。对文学而言,“完整性”与“碎片化”,恰恰是文学文本产生的主要动因。文学文本的研究有其特殊规律,“不可靠性”并不妨碍文学研究的进行。     

从“多因素决定论”到“道德平静”——论康德的道德心理学

一般而言,康德的伦理学主张,只有出于义务的行动才具有道德价值。但是,针对行为者的道德动机,研究者们却发现在康德那里似乎存在着相互矛盾的解释。汉森就指出,康德所说的道德动机是一种“多因素决定论”,具体而言,其内在构成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冲突论”,即理性通过约束感性欲望而促发行动;二是“一致论”,即在理性与感性欲望相互协调一致的状态下所产生的行动。在两种情况下,行动都可以说具有康德所要求的道德价值。但在前者那里,行为者的内心是压抑甚至痛苦的;在后者那里,行为者的内心却是轻松愉悦的。对此,究竟哪一种状态更具有道德价值？或者说更符合康德的义务论诉求？汉森认为康德的论述并没有提供清楚的回答。道德动机的“多因素决定论”在康德那里确实存在,而它主要体现于康德不同阶段的思考中。但在最终意义上,“道德平静”才是其道德心理学的核心特征,也正是借助这一理论,汉森所说的“冲突论”与“一致论”之争才能够得以较好地解决。     

“实用说”下的文学接受、文学形式与意识形态关系研究

以长期被忽视的“实用说”为讨论场域,分析了这一范式下的文学接受、文学形式、意识形态三者之间的关系构成：在文学形式方面,作为总体形式观念的“表述形式”,其性质是一种“权力性关系话语”,体现为修辞形式、类型形式、中心形式三个认识层次;在意识形态方面,王权政治、新教伦理、自然人性为政治、宗教、哲学方面的特征;在文学接受方面,趣味阅读与理性旨向是阅读理解方面的特征。本文对“实用说”文学范式具有认识价值,对文学内部与文学外部关系的范式研究具有开创意义。     

除了“阐释”，文学理论还能干什么？

“阐释”是对既有文学现象和理论现象的解释,是文学理论研究中的重要研究方法。“文化诗学”和“文学理论的批评化”的实质都是对作家、作品及文学现象进行“阐释”。避免以前在立场和模式对文学现象进行“强制阐释”,追求“对话性阐释”、“适度阐释”是文论界的共识。“阐释”的过程中虽然也会有理论观点和理论态度,但“阐释”的侧重点却不在于面对纷繁的文学现象提出新的理论话题。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危机并不仅仅在于“强制阐释”,而在于“阐释”本身。对“阐释”的较多关注,对新的理论建构的有意回避,是导致文学理论研究缺乏个性和创新的重要原因。     

体验·隐喻·历史——福柯“关系本体论”文艺思想研究

福柯文艺思想的根本方面是“关系本体论”。福柯在“文学时期”就思考并提出“文学本体论”的问题,其文艺本体论性质是“关系本体论”,基本方面由“体验”、“隐喻”、“历史”三个维度构成：“体验”是存在与他者的关系维度,体现出理性与非理性对话交流的开放思维;“隐喻”是形式与意义的关系维度,体现为语言内部与外部关系的新型构造;“历史”是结构与变化的关系维度,话语分析成为有效的批评方式。福柯的“关系本体论”文艺思想,对后现代主义文论具有反思与认识价值,对当代文艺理论学科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文学怎样“动”文化

文化对文学的决定性作用几乎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但是它与文学的关系,并非可以进行对等理解。文学性不是讲现实“功利”而是讲心灵依托之“功用”的,它的启迪性来自于作家对文化普遍要求的尊重性反思,而不是顺从性认同。文学对文化的“动”不是“对抗文化”,而是“尊重又不限于文化”;不是“轻视什么和排斥什么”;更不是“文学超越文化”。     

论嵇康的著述指趣

嵇康传世作品,有诗歌60首,韵文3篇,论文9篇,书信2篇,家诫1篇。其中,《养生论》(《答难养生论》)、《声无哀乐论》是名副其实的代表作。《养生论》主张养形,更重养神,编织出一幅精神“桃花园”;《声无哀乐论》探索音乐理论,闪烁着美学的光辉。两论的核心是“自然之和”,即大和,天和,这是嵇康 养生理论和美学思想的重要特征,也是他的名理文章乃至全部著述的精髓所在。魏晋易代之际,盛产两面派,形成严重的道德虚伪现象。名士“清谈”,意在言外,读者但“得意忘言”可也。     

《文心雕龙·体性》“各师成心，其异如面”说

在《文心雕龙·体性》中,所谓“成心”是指作家个性。刘勰提出“各师成心,其异如面” 说,首倡以个性论风格,说明他对于文学特质有相当深刻的理解。刘勰论创作个性,既有对其构成要素的静态分析,又倾向于动态把握作家个性和作品风格的变化发展。这显然是基于这样 的事实,即作家的创作个性并非才、气、学、习的简单相加,而必须经过诸种因素的协调整合,才足以形成一种文学风格的特色。有见于此,刘勰乃以先天的才、气为创作个性之基础 ,同时强调后天的学、习的重要作用,并紧紧抓住艺术实践这一中介环节,提出“摹体以定习 ,因性以练才”的创作方针。至于风格论的运用,则无论在观念上,或在实际操作中,刘勰都主张把研究风格之“异”作为文学批评和理论探讨的基点。讲清这点,也有助于认识和肯定“各师成心,其异如面”说的价值。     

论沈约文学活动的影响

沈约是齐梁之际的著名诗人和文坛领袖 ,其文学活动包括诗歌创作、提励文学新人、参与文学集团与倡导以“三易说”为主要内容的文学思想四个方面。他所提倡的“四声” ,引起了声律说的广泛流行 ;求真向俗的文学思想更在当时起到了革除晋宋诗歌生涩僵硬的弊端的作用 ;而这种文学思想却又导致了后代诗人对沈约的批评与冷落。     

“指事”新说

“指事”定义“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中的“识”历来被理解为“认识”,造成定义语义重复,分野不明确,分类也颇多分歧。“识”当作“分别、分辨”讲,“视而可识”是说可以从形体上将一组关系字分别开来,“察而见意”是说仔细观察就可以看出字的意义指向。这样理解,指事字的范围和分类都比较明确。     

生育水平下降的“实在空间”与“观念空间”

中国“人口瓶颈”的消除并非是把人口稳定在15亿左右,而在于实施“人口负增长战略”,分三阶段将人口总量降至3-4亿的小规模态。中国人口生育水平的下降既有其“实在空间”---“尺度空间”、“结构空间”、“政策空间”和“比较空间”,又有其通过提高认知在较大程度上可消解的“观念空间”。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发展问题和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人口问题;可持续发展需要一个与环境保持低位均衡的“小人口”,而非能为土地生产力支持的“适度人口”;人口数量控制对年龄结构调整的优先性是层级-尺度理论的规定;市场并非万能的,而需要具有约束力的计划生育;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并不必然与“政策挤压”形成的狭小“生育空间”相联系;稳定低生育水平不是“东稳西降”,而必须“东西同降”。     

《论语》“三归”考

“三归”,指管仲所封的三处采邑。其依据是：1.《晏子春秋·内篇杂下》中的《晏子老辞邑景公不许致车一乘而后止》与《外篇》中的《景公称桓公之封管仲益晏子邑辞不受》记叙的是一件事。前者说管仲“赏之以三归”“泽及子孙”,后者则言“予管仲狐与谷,其县十七”“以为其子孙赏邑”;前者言“欲为夫子三归,泽至子孙,”,后者言“今为夫子赏邑,通之子孙”。2.《荀子·仲尼》：“齐桓公有天下之大节焉,……倓然见管仲之能足以托国也,……与之书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比较《韩非子·外储说左下》：“管仲相齐,曰：‘臣贵矣,然而臣贫。’桓公曰：‘使子有三归之家。’” 因此,“三归”可能是管仲原有封邑再加上“狐与谷”。     

冯梦龙们—鸳鸯蝴蝶派—网络类型小说

冯梦龙们所反映的是农业文明下的古代都市生活以及市民意识增强的图景;鸳鸯蝴蝶派作家继承了冯梦龙们的衣钵,描绘的是现代工商文明大都会市民的生活面影。他们在文学上的重要贡献之一,是促进了小说的“类型化”。而目前出现的海量的“网络类型小说”,是类型小说的进一步细化和发展,是新时期后市民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学。它以青春市民为主力,当更具活力与潜质,随着“网而优则纸”、“网优则‘触电’”,形成网络、书刊和影视银屏的“立体优势”,更广泛地吸引了大众的眼球。从冯梦龙们的木刻雕版到鸳鸯蝴蝶派的机械化媒体再到网络文学的去纸张、去油墨化,乃时代的递进与科学发展的联袂同步,三者构成了古今“市民大众文学链”。     

中庸政治思想解读：基于“位”“功”的视角

“中”,从圭表、旗表意义演化为权力、权位的象征。周武王、周公之时,又把地理意义上的“中”（即国土正中）糅合进来,进一步强化了“中”的“位”义。“庸”具“功”义,且在春秋时期相当流行。孔子把“中”“庸”融合为“中庸”,成为新思想。所谓“中庸”,从政治层面而言,即指执政的君子通过“中”位（王权、王位）,心怀诚敬,交通天人,调和上下,选贤任能,以“建立民功”为最重要的“德”,从而实现政通人和,政统长永。简言之,中庸即是以位求功,以功保位,“德”“位”“功”合而为一的治国理政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