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起新著《晚清松茂古道的一次民间行吟考察》正式出版

<正>经过近五年的研究,成都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张起先生的教育部项目"晚清松茂古道的一次民间行吟考察——董湘琴《松游小唱》校注、整理与研究"顺利完成,新著《<松游小唱>点校》正式出版。清末羌族诗人董湘琴的"小唱体"万言长诗《松游小唱》,是近年四川省在整理四川近代文学遗产工     

论董湘琴《松游小唱》的文学史地位和文史价值

羌族历史上的第一部长诗《松游小唱》是晚清羌族诗人董湘琴应邀入幕松潘时,对松茂茶马古道的山水风景、风俗人情所作的系统性的诗学描述。建国后虽由于种种原因湮没民间,但它作为中国文学史上古典诗歌的最后一首边塞诗和迄今为止唯一系统叙述松茂茶马古道历史的万言长诗,及其奇特的诗歌形式,亦应有其文学史的地位。《松游小唱》对于诗歌发展史和川西民族地区各方面的研究都具有史料与文学的双重意义和价值。     

从《松游小唱》看董湘琴的思想和政治抱负

董湘琴为羌族历史上一位重要诗人。光绪十七年(1891)应松潘总兵夏毓秀之邀,董湘琴赴松潘厅做幕僚,经松茂古道,"就所阅历,发为诗歌",创作出万言长诗《松游小唱》。诗中,诗人边走边吟,不拘形式,大胆创新,用新奇的体裁历叙川西松茂古道的地理地貌、人文景观、民俗风情等,不仅展示了诗人卓越的才情,同时也寄托着诗人的人生理想和政治抱负。了解董湘琴,对我们认识处于社会激变中的晚清知识分子有着窥斑见豹的作用。     

《松游小唱》与松茂“茶马古道文化”

清代羌族诗人董湘琴的纪游长诗《松游小唱》展现了松茂茶马古道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诗歌虽曾口口相播,但范围局限于松茂古道沿途,时至今日,诗歌的价值已几近被历史所湮没,发掘、整理《松游小唱》的历史文化价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从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角度而言,《松游小唱》作为地方文化先贤的重要遗著,反映松茂茶马古道沿线羌藏回汉聚居地文化生存状态的宏大诗篇,也是应该予以保护的,并且极具发掘的价值和必要性。     

晚清松茂古道的一次民间行吟考察——对董湘琴《松游小唱》整理与研究的思考

董湘琴为晚清阿坝州羌族诗人,他以对古体诗变体的形式创作,可谓无意中开近代诗歌革命之先。《松游小唱》是董湘琴1881年入番从夏毓秀总兵幕的沿途见闻,"松潘之游,随游随唱也"(自序),是晚清松茂古道民族风情的一次民间行吟考察。时年诗人37岁,堪称壮游,游履翩然,"信口狂吟,自鸣天籁"(自序)成万言长歌。这在中国诗歌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草树云山如锦绣——论《松游小唱》与川剧唱词艺术的共鸣

晚清羌族诗人董湘琴《松游小唱》的"小唱"唱词艺术,深刻反映了川西地方川剧对改造古典诗歌艺术的影响。本文从文本出发,分析了《松游小唱》在内容题材、艺术手法、雅俗结合、生活意蕴等方面和川剧的共鸣之处,说明了传统戏剧有着对古典诗歌改造的功能,而且不仅是戏曲对古诗的改造,同时这部长诗也是将民间小唱艺术和古典诗歌相结合的重要尝试。诗人的这一次尝试,说明了在晚清社会将变的现实面前,诗变走在了时代的前面。     

空间诗学下的《松游小唱》简

《松游小唱》是晚清流传在川西地区的一首羌地纪游长诗,是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富含浓郁的边地民族风情与诗性。《松游小唱》又属于空间文学,它线性地将地理空间、民居建筑、寺庙建筑和历史古迹四个方面诗性地结合在了一起,展示了七百里松茂古道上各族人民的诗性生活状态,构成了一部蕴含着空间和历史文化、风俗文化的少数民族的文学。它奇特的诗歌形式在近代中国诗坛具有承上启下开创意义,对研究中国诗歌发展史和指导诗歌突破传统都有着启示意义。     

空间诗学下的《松游小唱》

《松游小唱》是晚清流传在川西地区的一首羌地纪游长诗,是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富含浓郁的边地民族风情与诗性。《松游小唱》又属于空间文学,它线性地将地理空间、民居建筑、寺庙建筑和历史古迹四个方面诗性地结合在了一起,展示了七百里松茂古道上各族人民的诗性生活状态,构成了一部蕴含着空间和历史文化、风俗文化的少数民族的文学。它奇特的诗歌形式在近代中国诗坛具有承上启下开创意义,对研究中国诗歌发展史和指导诗歌突破传统都有着启示意义。     

董湘琴的《松游小唱》与岷江河谷地域文化

羌族诗人董湘琴的<松游小唱>与岷江河谷地域文化的关系十分密切.岷江河谷雄奇险峻的山川、秀丽的风物、丰富的人文景观和民风民俗赋予<松游小唱>特殊的地域文化意义;同时,<松游小唱>又留存着、丰富着岷江河谷地域文化的特色.研究<松游小唱>,对于岷江河谷地域文化的抢救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新史学的时间观与文学史的分期——以晚清民国中国文学史的编写为研究中心

晚清民国文学史家运用新史学的时间观,以一个时间段去考察文学动态过程,发现某个时间段文学现象的同质性,同时又确立了另一时间段文学现象的异质性,借鉴当时史学对历史分期的"三分法"和"四分法"对文学史进行分期,而不再采用"国王即位及其驾崩的时间所决定的那种僵死的编年顺序分期法"。     

“文学史”何以写成了“文化史”——谱系学视野下的日本首部“中国文学史”

日本汉学家末松谦澄的《中国古文学略史》,尽管以"文学史"为名,但以现代学术标准来看,其实更像一部文化史。文学之外的历史、哲学、法制等等,构成了该书的主体内容。"文学史"何以被写成了"文化史"?在谱系学的视野下加以考察,可以发现,幕末明治时期日本汉学传统的演变、实证主义史学逐渐摆脱汉学的制约、"文学"概念依然偏重"知识"等方面,构成了其基本成因。     

晚清言情小说中的双璧--《禽海石》与《恨海》之比较

在近百年的文学接受史上,《禽海石》的影响根本无法与《恨海》相提并论。但从思想倾向的进步性来衡量,前者的成就远在后者之上;从其对小说叙事艺术的开拓与创新的角度衡量,二者各有建树。综合两项指标,同为晚清言情小说的代表性文本,《禽海石》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当不在《恨海》之下。《禽海石》与《恨海》可谓晚清言情小说中的双璧。     

一个错位的"晚清"想象——评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说

王德威评价晚清小说的"被压抑的现代性"一说,近来备受学界关注,然而考察其"现代性"理论和观照文学的方式,发现其中存有一种理解上的文化错位,也就是说,王德威在理解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时,不可避免地带有美国文化中的情感想象印记,事实上造成了对晚清文学和"五四"文学的双重误读.在这种情况下,较为有效的对话途径是,从文学语言这一角度,切入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理解.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辨清晚清、"五四"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历史关系.     

晚清至五四时期诗文中的“魏晋风度”及侠士风

本文按照时间的流程,以晚清风云变化为线索,对晚清及"五四"一代的文学发展的某些方面--晚清充满"侠士气"的诗人与"五四"散文作了较系统的探讨.     

20世纪中国留学生文学中的性爱观念考察

如今,文学创作与贞节观问题的研究已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仍有值得探究的空间。《身份焦虑与道德困境——论晚清小说中女性的社会规训及其逻辑》从“‘内外有别’：角色认定与身份焦虑”与“‘贤妻良母’：道德困境与国民生产”等两个层面深入地剖析了在民族国家话语体系的规训之下,晚清存留的传统女性身份观念对于小说女性书写的影响及其逻辑过程;《雅俗文学的重新区隔——1990年代性叙事的文学场》则从雅俗文学重新区隔的视阈出发,详尽地挖掘了1990年代性叙事在政治场逐步淡出而经济场逐渐浸入的文学场之存在状况;《贞节观的泛化与畸变——新世纪小说的一种考察》发掘了新世纪以来小说中贞节观的泛化与畸变,由此考察了作为道德文化现实一种的“羞耻”的沦落及其合法化的确证问题;《20世纪中国留学生文学中的性爱观念考察》则聚焦20世纪的中国留学生文学,并对其中呈现的从反传统的先锋前卫到重个人的趋利世俗、从“性自由”到“性放纵”等“性爱”观念形态进行了细致阐述。     

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观念、方法与格局 （笔谈）

中国近代文学（1840—1919）是古典文学的终结,也是现代文学的开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迈着趑趄的步伐,从中世纪走向现代世界;中国文学体系也跬步日积,从古典向现代转型。与中国古代文学史学科、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并驾齐驱的中国近代文学史学科,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近七十年来,中国近代文学史学科先后崛起了两个研究范式:一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研究范式;二是中国文学体系的现代转型研究范式。在这两个范式笼罩下,中国近代文学史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迄今为止,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研究范式的潜力虽然还未完全掘尽,但其局限早已有目共睹;中国文学体系的现代转型研究范式因其解释尚具一定的有效性而仍在学界流行,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其不足之处也引起学者注意。这里刊出的五篇文章,从宏观到微观,对中国近代文学史学科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富有个性的探索。在宏观层面,马昕的《“晚清”还是“近代”》认为,“近代”概念依托旧民主主义文学研究范式,内中隐含着进化论的思路;“晚清”概念则与传统文学史观念接榫,内中隐含着更多变化和可能,因此用“晚清”替代“近代”或者预示着研究范式将发生新的转移。为构建中国近代文学史学科的自足空间,揭示其自性所在,马勤勤的《中国近代文学的发生学问题》以清末民初的女性小说文类的兴起为例,说明中国近代文学产生于共时空间中异常广阔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场域。民国古典文学是一个庞大的历史存在,在现有文学史体系中却无立锥之地,王达敏在《文学史如何妥置民国古典文学》中为民国古典文学回归文学史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路径。在微观层面,李思清的《近代文学视野中的“Christian Literature”》对新教传教士在华文学活动的研究史进行了简要回顾。他认为,传教士不仅带来了西学,也通过编、译、写等方式参与了近代中国的文学生产。潘静如的《近代诗词的“未充分经典化”及其研究》认为,由于近代诗人、词家距今太近,其作品并未充分经典化。因此,学者在研究中应慎选方法,以免出现“研究的热情与密度超过了被研究对象所能承受的阈值”的尴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直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学史的重镇。此次笔谈的四位作者李思清、马勤勤、马昕、潘静如是我文学所的年轻同事。他们与文学所另外数位青年学者一起,组成了一个很强的研究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学术群体。这一群体的学者春秋正盛,有鸿鹄之志。他们治学刻苦,又好深湛之思,或握灵蛇之珠,或抱荆山之玉。可以预断:他们与全国其他青年学者一道,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在中国近代文学史研究领域另开新局。     

热比亚与赛丁:维吾尔族爱情史诗中的梁祝

结合维吾尔族著名学者艾合买提·孜亚依的生平经历,并通过精神分析学的相关理论,对诗人与其经典代表作、叙事长诗《热比亚与赛丁》的创作进行探讨,以便进一步理解这位作家文学创作的民族性和审美旨趣,来发掘艾合买提·孜亚依文学创作中所含有的维吾尔历史文化的独特魅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部诗歌的“长诗”实验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部诗人中不乏有人执著地在进行"长诗"的实验,其数量虽不能和普通诗相提并论,但试图通过具有包罗万象优势的"长诗"对诗歌的文体和思想高度同时完成一次实质意义上的超越的热情一直都存在。从事长诗创作的热情肯定受到了国内外诗坛长诗成绩的刺激,还源自西部诗人本身的一种责任热情和时代的需要。西部坐拥多元性的文化生态使西部诗人有创作长诗的地理优势。边地、边缘和寂寞是西部诗歌"长诗"缘起的主体动因。对诗歌记录当代生活功能的关注,也是西部诗歌长诗实验的重要目的。西部诗歌的长诗中普遍洋溢着一种尚武、血性、野性、坚忍的精神,信仰某种意义上是文化信仰、历史追忆和宗教遁逃,普遍观照中国人的自然生态危机和在现当代消费社会中的人文精神生态危机。长诗的实验,使西部诗歌在时空、意象、创造性思维等方面有了实验意义。     

试论钱基博民族主义思想——以《现代中国文学史》为例

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蕴含的民族主义思想,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承接晚清“经世致用”观点而来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独特的“现代中国文学”观与开放的世界民族主义思想;介于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的政治民族主义思想。钱基博民族主义思想所表现出的这种多歧性与复杂性,究其原因,在个人层面,是其一代人所受到的传统儒学教育的烙印与近代西学的影响二者间的剪不断理还乱的交错缠结;在社会层面,则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转型与文化转型不同步的时代背景。     

翻译文学与新时期话语建构——评赵稀方《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新时期卷》

赵稀方的《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新时期卷》突破了一般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的书写方式,开创又一新的方向。全书借用赛义德"理论旅行"的理论,注重翻译文学在中国新时期话语建构过程中担当的重要作用,考察了西方文化、文艺思潮在经由翻译进入中国新时期历史文化场域的具体环境中所遭遇的移植、转移与再创造。翻译事实上主要是由中国内部的历史原因决定的,反映了中国自己的文化选择和内部的文化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