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染治理服务合同研究

排污单位可以与污染治理单位签订合同,由污染治理单位对排污单位排放的污染物进行治理,排污单位支付费用.污染治理服务合同以公共利益和诚实信用为原则,合同当事人是排污单位和污染治理单位,合同内容包括必要条款和普通条款,合同当事人互负对待给付义务.污染治理结果符合合同约定的治理标准而产生的损害,应当由排放单位承担赔偿责任;污染治理结果不符合合同约定的标准而产生的责任,应当由污染治理单位承担.     

关于渭河流域实施排污权交易制度的立法建议

从相关立法看,对渭河流域水污染的治理主要采取了传统的行政方式。为提高渭河水污染治理效率,促进陕西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必要借鉴美国和我国上海、江苏等地比较成熟的做法,采用市场的方法即排污权交易来治理渭河流域水污染,这有利于促进企业技术革新,降低整个社会的治理成本,比单纯的行政方法更为迅速和有效。因此,应进行地方立法,规定可交易污染物的范围、排污权的初始分配方式、交易的程序等,以规范排污权交易市场;同时,确定渭河的环境容量总量以确定可供分配的指标,构建信息平台以降低交易费用及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雾霾治理评价与政策优化路径研究——以陕西省西安市为例

雾霾污染给人民健康、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日益突出。近年来，西安市的雾霾治理政策体系逐步完善，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仍存在部分政策低效甚至无效的情况。因此，如何提高政府雾霾治理政策的效果，优化治理路径是政府和学界亟待破解的重要课题。通过分析西安市雾霾污染的成因及特征，在研究西安市雾霾治理政策及其治理效果的基础上，提出建立政府主导的协作治理模式、建立空气污染治理长效机制、提升污染治理联防联控水平等对策建议，以期为相关部门的雾霾治理实践提供决策参考。     

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中的环境审计模式构建研究

随着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活动的有效实施,在湘江流域水污染治理过程中开展环境审计已刻不容缓。为此,我们通过分析湘江流域水污染的特点,探讨了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中的环境审计基本理论,并且从如何确定审计对象、主要污染物、审计内容和环境审计评价标准等方面构建了适合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的环境审计模式,从而可以完善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系统,优化我国水污染治理中的环境审计理论。     

判断我国主要化肥污染区及其对策建议

为了合理增加粮食产量,促进我国农业经济健康发展,通过比较我国各地区氮、磷、钾肥的施用量与流失比例,根据评判标准,判断我国主要化肥污染区。最终得出,我国大部分粮食产地存在氮、磷、钾肥施用比例失衡,化肥污染较严重的问题。分析化肥污染带来的危害,提出治理化肥污染的对策建议。对存在化肥污染的地区,提出结合利用新技术,治理污染问题。     

税收负担、地方政府竞争与污染治理——基于面板PSR-熵值-Tobit模型的实证

基于污染治理评估指标体系和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对污染治理水平综合指数进行极值熵值处理，运用面板Tobit模型和广义最小二乘法(GLS),探究税收负担和地方政府竞争对污染治理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整体上，中国污染治理水平呈现出“阶梯状”逐年上升的演变趋势；分地区看，四大地区污染治理水平非均衡性特征明显；污染治理压力、状态、响应三大子系统分别呈现“快速攀升”“平稳发展”和“波浪形升降”的演变特征。不同统计口径的税收负担对污染治理水平的影响效应不同，其中，宏观税负、狭义环境保护税税负抑制了污染治理水平的提升，广义环境保护税税负促进了污染治理水平的提升；引入地方政府竞争后发现，地方政府竞争不利于污染治理水平提升，且税收负担对污染治理的影响受到地方政府竞争的制约。文章从健全绿色税收体系、落实排污许可制、优化地方政府竞争等角度提出提升污染治理水平的政策建议。     

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纳入生态效益的农户补偿标准

生态补偿是实现环境保护的重要经济手段,而合理的生态补偿标准是保障补偿政策可行和有效的关键。以水稻生产为例,在选择实验的设计中纳入了生态效益的考量,借助Multinomial Logit(MNL)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户对耕地面源污染治理补偿方案的受偿意愿,基于此测算了兼顾社会支出最小化原则和农户利益诉求的生态补偿标准。实证结果显示：（1）补偿金对农户耕地面源污染治理参与意愿具有显著激励作用。耕地面源污染治理补偿标准为：化肥、农药分别减施1%的补偿标准是63.15元/公顷·年和49.65元/公顷·年;化肥农药施用量改善到国际平均水平和有机生产水平的补偿标准分别为7 544.40元/公顷·年和11 280.60元/公顷·年。（2）具有户主身份、年轻、受教育程度高、种植规模小、兼业化程度高、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生态效益认知程度高、偏好风险以及耕地面源污染治理政策措施了解程度高等特征的农户,更愿意参与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据此建议：将农户参与纳入耕地面源污染补偿政策制定环节,补偿标准核算应充分考虑农户经济损失和生态效益,借助各种现代媒体有针对性地向家庭中有话语权的农民进行环保宣传和教育。     

数字经济、城市创新与雾霾污染

建设数字中国与治理雾霾污染都是推动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举。本文基于2011—2019年278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系统GMM及中介效应模型考察数字经济、城市创新对雾霾污染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对雾霾污染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该结论在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和“宽带中国”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通过城市创新效应、聚集驱动效应与结构优化效应三种重要渠道降低了雾霾污染水平；（3）数字经济的“梅特卡夫法则”在雾霾污染治理中得以验证，当数字经济超过门槛值时，城市创新对雾霾污染的“边际抑制效应”呈现逐渐递增的非线性特征；（4）异质性视角下，数字经济对雾霾污染的抑制效果因城市区位、人口规模及资源禀赋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     

公共服务供给与城市雾霾治理

探讨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与雾霾治理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有助于为优化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新思路。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公共服务供给和环境污染的内生增长模型，在内生增长的框架下分析公共服务供给影响环境污染的传导路径。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2005—2016年中国281个地级市的相关数据，实证分析公共服务供给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并检验影响差异及传导机制。研究结果显示:（1）公共服务供给能够显著降低城市雾霾污染，可以将其作为有效降低空气污染的手段之一；（2）中等以上城市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高对雾霾污染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随着城市规模扩大，公共服务供给的雾霾治理效应不断增强；（3）基础类公共服务与民生类公共服务均对雾霾污染产生一定负向影响，前者对雾霾污染的改进作用大于后者；（4）公共服务供给的雾霾治理效果存在一定的地区与时期差异性；（5）公共服务供给通过技术进步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收入规模效应影响城市雾霾污染。其中，公共服务供给一方面能够通过提升技术进步和收入水平对雾霾污染起到抑制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工业比重加剧雾霾污染。研究拓展了公共服务供给和环境治理的相关理论，为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决策以及城市绿色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     

渭河峡谷史家窝、北峪嘴古栈道考察报告

在渭河峡谷陕甘两省交界处，隔河相望的史家窝和北峪嘴有古栈道遗迹。史家窝栈道历时久远，在自然力量和人为破坏之下已非昔日面貌，是目前渭河南岸发现的唯一一处栈道遗迹。北峪嘴栈道是渭河峡谷保存最完好至今仍然使用的栈道遗迹。两处栈道所处地形南北相对极其险要，是研究古代中原与西北地区交通、文化的重要物证。以渭河峡谷丰富的古文化内涵推断此段古栈道最早开凿应该不晚于春秋战国时期，秦文公东猎时开凿最有可能也有必要。     

巢湖自然地理环境影响下的魏吴战争

汉末三国时期,巢湖区域成为魏吴双方争夺要地,而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该区域战争的进程与结果。巢湖区域水网密布,湖泊广阔,有濡须水沟通长江,这直接决定了该区域以水战为主的作战方式。巢湖水系整体处在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呈明显的季节性变化,这又间接影响了魏吴双方作战的时机。此外,巢湖湖区周边的地理地质条件,也在不同程度上作用于魏吴双方战争的决策部署及军事重镇的迁移等。     

论先秦石鼓诗歌与汧渭流域生态环境的保护

先秦十首石鼓诗歌,与《诗经》同时代,真实地再现了汧渭流域的自然风物和生态环境。21世纪之初的汧渭流域的生态环境,因各种原因不断恶化,＂四少一多＂（水少、鱼少、树少、动物少、干旱多）成为制约该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从先秦十首石鼓诗歌中受到的启示是：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搞竭泽而渔;搞好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促进人文生态与自然生态的良性互动发展;建立和完善保护生态环境的资金保障机制。     

先秦至北朝河洛地区的漕运与仓储

先秦至北朝河洛地区漕运和仓储的发展呈现出阶段性特点。秦和西汉定都关中 ,河洛地区在漕运和仓储上起着中转性的作用 ,为了漕运粮食的便利 ,中央政府对包括河洛地区在内的黄河水运通道进行了一系列治理。东汉、曹魏、西晋、北魏定都洛阳 ,政治中心的确立 ,使河洛地区也成为仓储和漕运的中心。仓储分布于各州郡和黄河、洛河沿岸。     

基于PCA分析的大沽夹河水环境质量综合评价研究

以大沽夹河2004年水质监测资料年均值为依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大沽夹河水环境质量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表明:全流域水质污染程度不是很重,基本满足功能区需求.只有福山水闸下、新夹河桥和宫家岛3个监测断面水质污染较为严重,其他断面水质较好.     

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干支流航运状况考察

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航运在北方水上交通中占据重要地位。黄河上游部分河段及整个中下游河段都不同程度地有航运利用。"黄河也曾千帆过"是这一时期并不少见的情形。黄河的两大支流渭河、洛河流经政治中心地区,其水上交通亦被积极地开发。受水文及政治因素影响,黄河干支流各河道、河段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航运状况。     

清代渭河滩地的开垦历程及其影响

渭河作为黄河的最大支流,沿岸滩地广阔,在清代经历了从牧场向农田的转变。本文基于大量清代奏折档案,结合方志、舆图等,着重探讨了清代渭河滩地的大规模耕垦历程,包括顺治至雍正年间的零散耕垦、乾隆至咸丰年间的大规模招垦,以及同治至宣统年间招垦停滞与复苏等阶段,指出滩地的大规模开垦对渭河滩地土壤与植被、滨水地带景观和区域社会发展产生了显著影响。     

民国西安城市水利建设及其规划——以陪都西京时期为主

在民国西京建设档案、地图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探讨了西安城市供水、排水体系建设、自来水建设规划、渭河航运规划等内容。分析认为：陪都西京时期的城市水利建设是当时西安城乡诸多工程建设的重点内容之一,城市近代化步伐藉以迅速加快,城市景观面貌得以大为改善。     

黄河流域水资源现状分析及可持续利用对策探讨

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当今的治水思路。水资源短缺、水污染严重是黄河水资源管理中面临的主要问题。针对黄河流域水环境状况,从保护黄河水资源的角度提出了保证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具体措施:加强黄河源区生态环境建设;全面推行各种节水技术和措施,节约用水,提高用水效率;增加可供水量;加强水资源保护,控制水体污染;统一调度黄河水资源,严格实行总量控制,建立和完善河流污染补偿机制,制定中、长期可持续利用规划,完善法律法规,健全执法机构,加强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     

从汉中东三郡的政区建置看魏国战略目标的调整与实现

汉献帝建安二十年（215）,曹操平定张鲁、据有汉中,随即按照山川形便将汉中分置为四郡,相对于汉中盆地所在的汉中郡,位于东部西康盆地和鄂西山地的三郡被称为东三郡。在魏、蜀对汉中的争夺中,东三郡一度随汉中入蜀,又因孟达叛蜀而再度入魏,此后一直为魏所据。东三郡僻处秦巴山地,由于地形复杂、交通不便,其战略地位并不突出,但作为同时邻近蜀、吴两个敌人的边境区域,东三郡又非无足轻重,孟达的反复更加剧了东三郡的复杂形势。魏国在东三郡频繁的政区建置及其在行政区划史上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区域战略目标的调整与实现。     

中古时期桑干河流域农牧环境的变迁——兼论北魏为何定都平城

汉末以来,桑干河(灅水)流域内的经济形态存在一定的差别:桑干河南,在不同时期保留或恢复了不同程度的农耕经济,北魏时期迁徙畿内的农耕居民多安置于此地;而在其北部,自汉末以来就完全畜牧和狩猎化,北魏时期更是迁徙了大批游牧、渔猎民族于此,并修建了规模宏大的苑囿,更适合作为牧民和猎手的"国人"居住。所以在北魏时期,形成了"灅北地瘠"的经济格局。在代北地区的众多城市中,平城位于阴山以北拓跋鲜卑故地进入桑干河流域的三条主要陉道中居中者,地处灅北的国人聚居区,便于沟通草原游牧社会与中原农耕区域,控制整个桑干河流域乃至华北地区,所以自猗卢时代即开始经营,最终定都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