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门记学

<正> 《文史哲》的编者,要我写一篇有关治学方法的文章,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实在“治学无法”,因而也没有“治”出什么成绩来;但当我读书的时代,我的大学老师,多是有名的学者,他们各有一套治学方法,我看过他们的“绣取鸳鸯”,也了解他们的“金针法术”;因此我只能写“师门记学”。还得从顾颉刚先生说起,我总觉得顾先生是中国近代的史学大师。作为学术界大师的条件应当是:1.学问自成体系;2.形成一个独立的学派,这个学派对于学术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3.有比较完善的方法论和认识论。     

五四时代的胡适、傅斯年、顾颉刚三位先生

<正> 我对五四运动没有专门研究,不打算全面、概括地讨论五四运动。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我只想从一个侧面,从一些小的、具体的、我所熟悉的方面来谈谈五四时代的胡适、傅斯年、顾颉刚三位先生,不作全面评价。胡适先生是大家所熟悉的。博斯年、顾颉刚二位先生是他的学生,我的老师。我在上大学时,他们在北大教书,我听过他们的很多课,是他们的直接学生。当时,胡适先     

《禹贡半月刊》编辑思想之研究

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顾颉刚先生等创办和编辑的《禹贡半月刊》,在推动我国历史地理、民族史、边疆研究以及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培养人才等方面,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认真研究他们的办刊思想,对今天我们搞好编辑出版和学术研究工作,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禹贡半月刊》(以下简称半月刊)是禹贡学会的会刊。禹贡学会由顾颉刚、谭其骧两     

疑古与新证的交融——顾颉刚与王国维的学术关联

顾颉刚、王国维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从两人的交往、王国维对顾颉刚的影响、顾颉刚对王国维的评价等方面来看,王国维对顾颉刚的影响是深远的,顾颉刚一生都在学习王国维的治学方法,在其晚期的文章中甚至透着"二重证据法"的影子。     

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历史的点滴体会

<正> 前不久给《文史知识》写了一篇《怎样研究隋唐五代史》的约稿,接着《文史哲》编辑部的同志又约我写一篇治学经验方面的短文,个人感到十分为难。这是因为:首先,我本来没有什么成功的治学经验。大学毕业以后,我分配到中学教书,业余搞研究,一无人指导,二缺乏基本功训练,自己每每用野生植物来形容自己,其特点是长得不规格,果实小而少,如果说有什么长处的话,惟一的是生命力强,不浇水、不施肥也能活下来。由于在学术上成长得很不顺利,在坎坷的     

我对于研究史学的一些看法

<正> 《文史哲》编辑部的同志们,到我这里来说,要在《文史哲》开辟一个专栏,专门谈说治学的经验和方法。我觉得这个计划很好,很需要,很及时。主要是要求年纪大一些的人来谈,青年人也可参加,甚至学生也可以参加,交流经验,越多越好。我认为这一专栏,应当采取随笔和漫谈的方式,使人们有兴趣来看,也有兴趣来写,要灵活些,不要太严肃,太呆板了。作学问,要费功力,要有克服困难的精神。但如何求得治学的门径和方法,也很重要。最近几年来,接触一些年青人,有的人也很努力,读的书也不     

“疑古”与“走出疑古”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1923年,顾颉刚先生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质疑“三皇五帝”的旧古史系统,掀起了现代学术史上著名的疑古辨伪运动,引发了学界对古史、古书真伪的激烈讨论。到近70年后的1992年,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主张,遂燃起了“疑古”与“走出疑古”的激辩烽烟。时至今日,对疑古学说的评价及应否走出“疑古”,仍是海内外汉学界面临的重大问题。2006年10月21至22日,由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中华书局、历史研究编辑部及文史哲编辑部联合主办的“上古史重建的新路向暨《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济南召开…     

史学漫谈

<正> 我是三十年代北大的学生。我们的老师都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研究先秦史的,如顾颉刚、钱穆、傅斯年、胡适、徐中舒、唐兰等先生,顾颉刚先生对我的影响最大。当时,胡适讲中国哲学史,傅斯年讲中国古代文学史,顾颉刚讲《尚书》,唐兰讲古文字学,钱穆讲先秦诸子系年。顾先生讲《尚书》研究,讲《尧典》时,一字一句的讲,一年只讲一篇《尧典》,但每个问题都有深入研究。五十年过去了,我至今都还记得。顾先生口才不好,但教学方法好,带出了许多名家。顾先生教课,总是出练习题,做好后印出     

终身以发展学术为事业的学者——纪念顾颉刚先生

过去学者,劬勤不倦,著作等身,由于生活环境(包括职业)促成的多,由于个人爱好的少,由于把它当作一生事业去努力的更少。前两者嘉惠一时一代,后者有功后世,更值得人们尊敬。顾颉刚先生就是终身以发展学术为事业的学者中的一个。顾颉刚先生是我五四时期北大同学。他本来高我一年,是哲学系(当时还称哲学门)     

风雨飘摇九十年 长留风范在人间——记顾颉刚诞生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

一代史学大师顾颉刚先生诞生100周年学术讨论会于1993年5月7日至9日在苏州召开,来自全国各地有关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及海外的150余名专家、学者会聚苏州大学,追怀和研讨顾颉刚高尚的道德风范和卓越的史学成就。曾长期与顾颉刚一起共事者和生前友好费孝通、雷洁琼、钱伟长、胡绳等也参加了讨论会。顾颉刚一生嗜学如命,著述宏富,其所涉先秦古史、民俗学、历史地理学、边疆学、民族学、民间文学等领域,均有很高的造诣和建树。解放以后,顾颉刚以耄耋之年,主持《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并撰写出了体现《尚书》研究新水平     

胡适与康有为：学术联系的一个初步探讨

胡适与康有为都是中国近代思想学术史上开风气的人物，学术界对于他们之间的学术关系鲜有探讨。本文指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中的一些基本观点实来自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进而指出，在学术取向上，民国初年由经古文学转向经今文学，胡适的《大纲》、顾颉刚古史辨都与康有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看作是晚清经今文学的继续与终结；在治学方法上，胡适的“历史的方法”与“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实际上亦受到康有为治经方法的很大影响。     

黄文弼与顾颉刚——民国时期新疆考古与边疆研究的交汇

黄文弼与顾颉刚是北京大学哲学门同学。毕业后,两人先后留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工作。黄文弼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从事新疆考古。黄文弼的工作促使顾颉刚开始关注并介绍中国的西北考察成果。顾颉刚之后创办《禹贡》半月刊、禹贡学会,以推动边疆研究。黄文弼在《禹贡》上发表过数篇文章,也是禹贡学会的重要成员。他们数十年的交谊,是中国早期边疆研究的历史见证。     

抗战时期顾颉刚与钱穆学术理念的离合

抗战时期,学人群聚西南,身历目睹民族危机的深重,学人们大都努力将自身所学与时代需要相结合,由于学术理念的相异,同归殊途的分化在所难免。顾颉刚与钱穆,本着抗战前相近的学术理念与治学领域相聚成都,共同主持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然而由于各自治学重心的偏转,两人在通史编撰的理念、历史教育的目的以及治学门径等方面均存在着差异,因此合作也相当有限。两人学术理念的离合是与时代环境的变幻息息相关的。     

顾颉刚创建的新疑古派——《古史辨》派作用的具体分析

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因长期患病于一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逝世,终年八十七岁。他虽是一个长寿学者,但关于学术事业的巨大抱负却没有一一实现出来。现在能够了解他的学术成就的人和经常同他接触的人一定很多;而顾先生在实际上也已经先后发表了自传,如《古史辨》第一册那篇写到二个月而又是一生中最长最畅的《自序》和最近发表的《我是怎样     

顾颉刚学术思想评析:以《一九二六年始刊词》为中心

顾颉刚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撰写的《一九二六年始刊词》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份文献,代表了国学门同人的学术理念。这份文献阐述了有关学术平等、学术的求是与致用、学术与政治、学术与爱国、国学与科学等一系列重大的学术理论问题,集中反映了顾颉刚丰富的学术思想与理念。对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新派学人的学术评述,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当今,学界一直存有争议,并未达成共识。     

关于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几点体会

<正> 往往有些青年人要我谈谈治学经验,我总觉得有点为难。因为我虽然从一九四一年发表第一篇关于自然辩证法的论文:《数学的史的考察》(《群众》第七卷二十二期)算起已经四十余年。四十年不算是一个短的时间,大约总有点治学体会罢。但仔细想来,又觉得不知从何谈起。最近《文史哲》的编者要我谈谈治学经验,那就怎样处理好长期全面掌握资料与运用好方法论之间的关系问题,谈谈个人的治学一得罢。我近年     

“求真”与“致用”——“九一八”事变前后顾颉刚的学术心路

"九一八"事变是顾颉刚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事变之前,他心无旁骛一心治学,辗转于南北力图为中国打造一个学术的世界。事变后,为民族危机所激发,他逐渐从"求真"之学转向"致用"之学。顾颉刚的转变,反映了新知识界知识独立的现代性与学以致用的传统性的无缝连接,也反映了新知识界探索致用新平台的努力。     

《尚书·微子》校释译论

当本刊发稿之际,获悉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于一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北京逝世,不胜沉痛!顾颉刚先生生前对本刊曾给予许多支持,并将《从古籍中探索我国的西部民族——羌族》一文交本刊发表。在这里,借《<尚书·微子>校释译论》发表的机会,对顾颉刚先生的逝世,谨表深切的悼念。     

顾颉刚先生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综述

<正> “顾颉刚先生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于1993年5月7日至9日在苏州大学召开。来自国内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及日本、香港、台湾的近15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提交论文近90篇。与会学者对顾颉刚一生的学术成就、学术思想和方法等问题作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第一,“古史辨派”的成就及其对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影响。许多学者认为,顾颉刚先生的疑古辨伪之学根植于清人崔述、姚际恒等人的经学考辨,导致了顾对经传的最初怀疑;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传来的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思想,特别是历史进化论学说,直接推动了顾颉刚的疑古辨伪     

傅斯年、顾颉刚中山大学语史所时期矛盾考论

学界多认为,学术见解的歧异是傅斯年与顾颉刚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时期产生矛盾的深层次原因。实际上,治学异趣在这一冲突中的“份量”究竟有多大,却值得考析。从北大国学门到中山大学语史所再到中研院史语所,其旨趣是一脉相承的,疑古思潮并非这些研究机构的集众旨趣,而“疑古”的顾颉刚却多参与其中。同时,后来竖起“史料学派”大旗的傅斯年,其早年学术性格恰在“疑古”与“考信”之间,他由疑古转向考信,可以说是其学术思想的内在发展,不必有意与顾颉刚立异,更何况顾颉刚学术思想之发展也是“始于疑,终于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