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深处的喧嚣与骚动——论孙惠芳小说中的女性世界

孙惠芳是一位守望乡土的女性作家，在小说创作中，她依据女性切身的生命体验，建构出一个以荡妇为基本特征的乡村女性世界。概括为三类人物系列：一是在越轨的行为中，蕴含着对精神境界的向往与提升；二是在情欲的驱动下，表现出对生活法则与道德规范的大胆蔑视与叛逆；三是采用传统的偷情或调情方式获取生命激情的宣泄和满足。在作者笔下，所有女性都无法逃脱既定的悲剧命运。在当代文坛上，孙惠芳所表现出的女性体验、生命视角与人性关爱具有积极的探索意义。     

生态批评维度下新时代国产电影的地方想象

地方是生态批评中的重要概念，从地方的视角切入，审视新时代国产电影，可以发现一条从想象的故乡（乡村）到城市地方化的生态路径。有关故乡的电影在怀旧和乡愁的情绪里展现想象中的田园牧歌，帮助现代人建立与地方的情感纽带。在乡村向城市过渡的文化地带，电影展现了地方的断裂；而城市作为现代空间的中心，是移民者再栖居的最终场所，电影通过情感共鸣、传递知识和呼唤环境行动三方面，帮助现代人诗意栖居，完成城市的地方化。     

漂泊、乡愁与家园——《奥德赛》和《埃涅阿斯纪》的生态反思

通过奥德修斯和埃涅阿斯战后回归故乡和寻找家园的漂泊历程，揭示了人与自然、乡土的关系及其在生态危机的现实语境中所具有的深远意义，同时在文化反思中表达了人类应该具有的生态情怀和生态责任。     

乡愁乌托邦:1920年代乡土小说的情感结构

"乡愁"、"乌托邦"这两个概念都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产物,乡愁乌托邦作为1920年代的情感结构的核心概念,它具有两个向度:乡愁指向过去的乡土中国,乌托邦却指向未来社会制度、人类合理的生存状态。乡愁乌托邦其实就有了过去和未来叠合在1920年代当下的特征。过去、未来和当下相互叠合的时间结构,城市和乡村的相互交织、紧密缠绕的空间结构,共同建构了1920年代乡土小说的情感结构。关注乡土中"人"的生存状态、主体生命价值和对乡土的眷恋纠缠在一起,成为1920年代乡愁乌托邦的核心指向。这对全球语境下文学创作的本土化也具有一定的镜鉴意义。     

由梦魇向童真回溯——萧红对故乡的双重文化情结

萧红在对往事的回溯中,身份游走于知识分子与小女儿之间.当她以知识分子的目光触及现实乡土时,她剥离掉了同时代作家乡村叙事中的诗意想象而呈现出悲凉的荒原景观;当她以小女儿的身份重返故乡时,故乡呈现出怡然自足、圆融和谐的理想境界.两种身份的游移使萧红的小说呈现出由梦魇向童真回溯,或梦魇与童真互相遮蔽的现象.     

《秘密花园》中的自然、人与社会

在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的今天,诗意生存成为人们的普遍向往。《秘密花园》中所体现的自然生态、精神生态和社会生态,揭示了作家伯内特的生态观和她笔下诗意生存的乌托邦的现实意义。小说中,伯内特赞颂大自然的美好,表现儿童与自然互生共融的奇迹般的关系,指出人与自然的健康关系是解决人类精神危机的一副良方,同时暗示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与人的和谐可以带来社会的和谐。     

童年经验和现代作家的故乡书写

“乡土”既是中国人赖以生存的物质性存在,也是中国人寄托情感的精神性存在.在现代文学时期,故乡作为背离乡土的现代作家童年经验中的重要部分,能充分满足现代作家精神返乡的需要,在作家笔下成为了主要的文学表现题材.没有哪一位作家能够完全绕开自己的故乡,他们以故乡为依托,建构起自己的文学大厦.现代作家的故乡书写又和古代作家的怀乡有着本质意义上的不同,现代作家是在获得了现代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之后站在文化的制高点上再反观故乡的人和事,虽然也对故乡家园含有浓浓的思乡之情,有对亲人的怀恋和对故乡景物、人性人情的赞美,但更多的是对故乡文化的审视与反思.     

心灵深处的伤痕--简媜散文浅析

至亲之人过早离世,影响着简女贞的生命观,在她的心中刻下一道伤痕,因此她的散文涂抹上浓重的宿命论色彩。简女贞散文中的童年、故乡、爱情是美好的,而她笔下的大都市却是颓废的,这体现她精神世界里的另一道伤痕———人类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的生存困境。     

乡土乌托邦的复归与迷失——张炜、阎连科乡土小说的现代性书写

张炜与阎连科都通过写作思考传统乡土遭遇现代性这一问题。张炜采用了重建乌托邦的叙事策略,他试图划分传统与现代的边界,重塑道德乌托邦;阎连科则采用了解构乌托邦的叙事策略,演绎了乡土共同体瓦解过程中的种种荒诞。虽然二人使用的叙事策略不同,但本质上二人都陷入了一种简化操作、自我复制的创作模式。这种创作模式令传统乡土与现代性关系的书写沦为顺应大众想象、迎合大众阅读口味的消费生产,反映出知识分子型作家在乡土文学创作过程中把握自我定位的巨大难度。     

失掉了爱的心板——萧红笔下的受难女性形象分析

萧红的绝大多数小说都以女性为主要表现对象，但她从来不曾对女性的存在做过浪漫的期许，自身所经历的苦难使她洞见了生命的空洞与无奈。她笔下的女性大都没有清晰的自我意识，也鲜有自觉的生命意识，有的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她们如同动物般挣扎在生与死的轮回场上。萧红是一位热衷描写死亡的作家，但她没有一般作家关于死亡的诗意化想象，更多的指向了死亡本身。萧红以她深邃的内在质询探索着女性的命运，提示着女性悲剧的深层文化根源。     

写实与“造梦”的诗意融合——沈从文《湘行散记》和《湘西》散论

<湘行散记>和<湘西>作为沈从文两次重返故乡的产物,联结着沈从文对于湘西的全部个人经验,并经由这种个人经验的放大与改写,在怀乡与追忆中,用一种极其个性化的方式把湘西的诗性形象凸显出来,成为"乡土中国"的一个微型缩影.因此,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形象既是其个人的,同时也是中国的,是其个人记忆在现代性背景下对"乡土中国"的诗性重构,对跋涉在现代性路途中的中国乡村来说,也许具有整体象征意义.     

悲泣与呐喊——女性文学中的生态观

女性与自然是生态女性主义所关注的主题.文章立足于生态女性主义理论,以英美女作家书写生态主题的文学作品为切入点,根据文本内容将女性生态文学分为三类:亲自然文学、乡土文学、反乌托邦文学.探究了文学文本中女作家们用自己的生命体验书写的自然之歌.     

悲泣与呐喊——女性文学中的生态观

女性与自然是生态女性主义所关注的主题.文章立足于生态女性主义理论,以英美女作家书写生态主题的文学作品为切入点,根据文本内容将女性生态文学分为三类:亲自然文学、乡土文学、反乌托邦文学.探究了文学文本中女作家们用自己的生命体验书写的自然之歌.     

延安时期乡愁乌托邦的抒写与建构——以《黄河大合唱》为例

“乡愁乌托邦”是现代性发展的核心概念,它是一个时空综合体的现代情感结构,存在时间上的流动与空间上的想象。延安时期关于乡愁乌托邦的抒写与建构所呈现出的“乡愁”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具有独特的情感表达。“乡愁”抒写指向过去的家国乡土,乌托邦则指向未来社会的维度。《黄河大合唱》作为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文艺作品,建构了中华民族的乡愁乌托邦,忠实地表达了中华儿女在艰苦抗战下奋起反抗的精神力量。     

京海派的“都市怀乡”——以沈从文、施蛰存为例

“都市怀乡”是寓居都市的现代作家们共通的精神质素,从五四乡土作家们的乡土小说创作潮流开始,“都市怀乡”便成为这些“侨寓文学的作者”们创作的最初情感驱动。到了京派作家的笔下,不遗余力书写故乡的美和抒发对故乡的依恋,也可说是这种怀乡情结的极致展现。而由都市文化滋养出的海派作家同样具有乡土情结,在作品中流露出对乡村的依恋和回望。结合沈从文、施蛰存两位作家的具体作品,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京派和海派这一创作上的不谋而合。     

精神家园的乌托邦建构——论废名和沈从文的乡土小说

废名、沈从文的乡土小说,集中描摹了祥和静谧的乡土生活,彰显和放大了近乎原始的本真人性,传达出对传统乡土文化的认同与肯定,表现了对生命存在的深切思考与理想追求,建构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精神家园。     

根植故土 情系家园——论黄春明小说中的地理书写与文学体验

在台湾文坛,黄春明凭着对故乡的深爱,以饱蘸感情的笔触,把自己的童年经历、生命体验和对故乡的地理书写融为一体,形象地描绘出一幅美仑美奂的"宜兰乡土风貌图",既写出故乡的"常",又写出故乡的"变"。该文即从宜兰地理风貌与田园风光、时代变迁的理性观照以及乡土语言的合理运用几个方面,对黄春明小说中凸显出的地域色彩与文学体验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     

从生态女性主义角度解读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的《她乡》

夏略特·帕金斯·吉尔曼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女性主义作家之一。她的著名乌托邦小说《她乡》塑造了一群热爱和平、追求平等、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女性,体现了吉尔曼在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进步性和前瞻性。     

融入自然,建构自我——生态女性主义视阈下的《她乡》

在《她乡》中,美国女作家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通过解构人类中心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意识,构建了一个人类与自然和谐相融、人与人平等和关爱等女性价值观基础上的生态乌托邦。这恰好与当下生态女性主义所关注的问题相吻合。本文通过对生态女性主义的解析,解读小说《她乡》中所蕴含的生态意识和女性意识,从而得出只有遵循生态女性主义,解救自然生态与人类自我,建设一个人类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系统,人类社会才能够进步和发展。     

生态情怀与生命诉求——郭沫若早期创作再考察

郭沫若早期创作传达了一种亲近自然、尊崇自然、顺应自然、效法自然的生态情怀,他笔下自然与人的关系更多体现为诗意栖居的生命诉求,彰显了自然的魅力和生命的希冀.在他的生态情怀和生命诉求中,自然与人的关系实际上构成一种生态意义上的理想状态,为中国现代文学展示了生态文学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