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仪礼·丧服》"旧传"与《礼记》的关系

今本《仪礼·丧服》篇包含“经”文、“记”文与“传”文三部分内容 ,其“传”文据说是孔子弟子子夏所传。本篇每条“传”文之首均冠有“传曰”二字 ,而有些“传”文中间又有“传曰”二字。这些“传”中之“传”被称为“旧传”。有学者认为《丧服传》所引“旧传”当是《礼记》之文。此说尚容商榷 ,这些“旧传”当是比《礼记》与《丧服传》更早的解经之作 ,《丧服传》的撰作也当在《礼记》成书之前。     

《仪礼·丧服》的亲属称谓所反映的上古婚姻遗俗

《仪礼·丧服》经、传全面系统地记载了周代亲属之间的丧服关系 ,因而也就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周代的亲属称谓制度。通过它所记录下来的亲属称谓制度 ,如“舅”、“姑” ,从父、从母 ,“女至”与“昆弟之子” ,“女弟”、“女以”等 ,可以发现许多与之相应的上古婚姻遗俗或上古姻缘形式的遗迹     

试论黄榦的《丧服》诠释

作为两宋礼经学创发新义阶段的一部代表性著作，黄榦所著《仪礼经传通解续》虽然不以文字考证为主，但却重新整合了《仪礼·丧服》篇的经《传》《记》礼经话语体系，力求打通“五服”条文之间的服制关联性。作为一部纂集体著作，该书采用纂集重构——以结构为基础的诠释策略，通过新的礼制类目的确立，构筑了《丧服》篇礼文诠释的几大主体内容，即《补服》《丧服变除》《丧服制度》《丧服义》等诠释模块。受南宋时期礼文传播渠道等因素的影响，黄榦编纂《补服》《丧服变除》等部分礼文，依赖的文献主体仍然是以《礼记》一书为主，同时也兼及少数其他经学著作。从小注部分的注释编排情况来看，黄榦的丧服礼文诠释更多呈现出一定的继承性，保留纂辑了大量汉唐注疏及陆德明《音义》的诠释材料，创新性较少。     

《史记》、《汉书》所载易学传授体系与汉初的易学传承考辨

《史记》、《汉书》所记的商瞿至田何这一易学传授体系,实为司马谈追记自家的易学传授渊源,并非自孔子始的整个易学传授史,而商瞿也并非孔子易学的唯一传人。《帛书周易》的《二三子》、《要》、《缪和》、《昭力》等篇记载了孔门其他弟子向孔子请教易学的事迹,而《子夏易传》则透露出韩婴之易学很可能传自子夏。在孔门易学之外,汉初尚有周王孙古易学等其他流派的易学流传。因此,孔子传易信而可征。     

略论石渠阁会议中的丧服观

甘露三年三月,汉宣帝召集儒家学者,主持召开石渠阁会议,讨论五经异同。在讨论丧礼时,汉代礼学家探讨了经书中大夫之臣为诸侯、父卒子为改嫁之母等不被时人理解的丧服关系,并对《仪礼.丧服》中宗子孤为殇、逾期不葬除服等内容作了进一步辩论。通过讨论,澄清了《仪礼.丧服》记载的相互矛盾之处,正定了当时的丧服关系,为汉代丧礼的进一步完备奠定了基础。     

论孔颖达的《丧服》制度礼文诠释

唐代以后,《丧服》制度及其礼文诠释进入一个集成式发展阶段,颇具超越前代、重构新局的宏大气概,孔颖达《礼记正义》便极具代表性.考察《曾子问》《丧服小记》诸篇相关诠释可见,孔颖达《礼记正义》继承并发展了两汉魏晋南北朝《丧服》学诠释的众多成就,无论是诠释涉略面、诠释理路、诠释体式的选择,还是对此前各家经文诠释纷争见解的选择,都彰显出礼文诠释的独到之处.在《丧服》制度及其礼文的诠释过程中,孔颖达持有自己的诠释出发点和《丧服》制度弘旨观;在疏通申解《丧服》制度礼文及其郑《注》的过程中,他又继承延续并创新性地发展了前人诠释焦点、诠释方法等方面成果,形成一整套独具个性化的诠释理念、诠释方法与诠释特色,对唐代乃至此后《丧服》学的诠释与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楚简《诗论》作者再审视——附论《毛诗序》的作者问题

学术界对于上博简《诗论》作者有孔子说、子夏说、子羔说、孔门再传弟子所作等几种推测。经过辨析可知,《诗论》的作者不是孔子、《诗论》的作者或非孔门再传弟子、《诗论》作者不是子羔,进而得出《诗论》作者是子夏的可能性比较大。将《诗论》与子夏思想进行对比分析,发现《诗论》精准总论诗旨、以礼说诗及以政说诗的风格皆与子夏思想相符。《毛诗序》的作者应该是毛公,而不是子夏。毛公受子夏诗学影响,当属子夏一系。     

亲亲与尊尊：先秦儒家对父母 服三年之丧礼意解读的再检讨

有关三年之丧的礼意解读,笼统地说不外"亲亲"与"尊尊"。然而,先秦的不同文献中,或有偏主"亲亲",或有偏主"尊尊"。就文献而论,有三种基本的立场:《丧服》经传主"尊尊"说,《论语.阳货》与《礼记.三年问》主"亲亲"说,而《丧服小记》、《大传》与《丧服四制》等《礼记》中的文献则主尊亲并重说。即便如此,在不同的文献中,"亲亲"与"尊尊"的具体内涵亦颇有出入。因此,当我们论及"亲亲"与"尊尊"之原则时,恐怕不可一概而论,而当根据其具体的文献背景来厘清其应有的内涵。     

扬雄四赋作年新论

目前学界对扬雄四赋写作年代的判定,主要依据《汉书·扬雄传》《汉书·成帝纪》等相关记载,形成了影响广泛的"持《汉书》论"。此论主要特征是将《汉书》作为判定扬雄四赋作年的最可信的证据。由于《汉书·成帝纪》和《汉书·扬雄传》的相关记载并不同时,"持《汉书》论"内部也存在分歧和争议。通过分析《汉书·扬雄传》中颜师古一则注释的错误,指出《汉书·扬雄传》并非是录自扬雄《自序》的第一手材料。"持《汉书》论"之外,《文选》李善注所引《七略》中记载的扬雄辞赋作年,与《汉书》的纪和传均有明显不同。目前学界对于《七略》的有关记载采取相对忽视或简单否定的态度。本文结合汉成帝时郊祀制度变迁的舆论背景、"预先献赋"的文学传统以及扬雄本人"归蜀葬子"的活动,论证《七略》的记载更为合理。扬雄四赋的作年,应该为永始三年(前14)完成《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绥和元年(前8)完成《长杨赋》。     

《论语》作者及篇章结构略考

《论语》不是纯粹的由一人或者一个团体编定完成,不管是孔门弟子,如仲弓子夏子游,还是孔门再传弟子,如曾子或有子的门人,抑或是子思,实际上《论语》是层累地造成的。这并不是说,《论语》完全由散乱的语录在不同时代结集起来,而是由主体文本与附属文本组成的。这个主体文本就是仲弓子夏子游子张子贡有子等人在孔子逝后,召集众弟子完成的;而附属文本则是曾子门人记录的曾子语录以及其他孔门弟子语录。     

"绘事后素"之我见--读王文娟《论儒家的色彩观》之"绘事后素"

“绘事后素”是子夏与孔子的一段对话。但从汉郑玄、宋朱熹至今,学术界长期以来在孔子《论语.八佾第三》中“绘事后素”一文的理解上存在断章取义、肢解孔子原文精神指向的错误观点。本文通过对《论语.八佾第三》中“素以为绚兮”、“绘事后素”、“礼后乎”前后语境及其内在联系的客观、理性的分析,证明了孔子在此文中所表述的精神内涵是关于外表形式与内在美的关系,而不是在述说“礼”与绘画理念的错误观点。     

浅谈夏承焘先生山水词

著名词学家夏承焘先生的山水词,融合辛弃疾、姜夔、王沂孙、元好问诸家之长,在继承、学习前人的基础上开拓新境,形成雄奇而清(?)的风格。夏词非但描绘祖国山河的壮丽多彩,而且融入词人在不同时代的深厚情怀,成就杰特,在20世纪词坛高树丰碑。     

论墨家与稷下学宫的关系

墨家与稷下学宫有较多的联系,不仅是主要持有墨家思想、行为的人跻身于稷下学宫,而且墨家思想对稷下学派之中的有关思想家亦有较大的影响。也可以说,稷下学术思想中包客了较多的墨家思想,并占有重要的地位。     

《小尔雅》成篇时代与作者及其与《孔丛子》之关系

从文献学角度对《小尔雅》的成篇时代、作者及其与《孔丛子》之关系进行考察,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小尔雅》最早成书于秦汉之际,最早的作者为孔鲋,其后此书历汉、魏、晋又经后人增益、改定。《小尔雅》对《孔丛子》而言,最早于秦汉之际被附于《孔丛子》,魏晋之前被辑出单行。后人以为其先单行后被采入《孔丛子》,与事实不符。     

论先秦诸子的先知品格——关于诸子文化的一种新的解读方式

本文将先秦诸子的研究纳入比较文学的视野 ,借用“先知”这一概念来给老子、孔子、孟子、墨子、庄子以及屈原等文化伟人作价值定位。笔者认为他们具有类似于宗教文化意义上的先知品格 ,即 :诚实、洞察力、使命感和善意。而这些 ,恰恰是未来的中国文化建设所需要的美好品质。     

“上”、“下”动词性组合语义构成多样性考察

现有关于＂上＂、＂下＂动词性组合及其不对称性的研究均集中在对＂上＂、＂下＂动词性义项的解释分析,鲜有学者以组合中名词词项为研究对象,从名词的语义格与动名搭配的语义构成入手,将＂上＂、＂下＂动词性组合中名词所充当语义格分为七类,并揭示了这些名词与＂上＂、＂下＂作动作动词的用法结合的五种语义构成方式,进而丰富了对＂上＂、＂下＂动词性组合不对称性的认识。     

夏承焘词学成就探因——兼论《天风阁学词日记》的学术价值

夏承焘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词学研究有杰出贡献者 ,他在词学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举世公认。因此 ,探讨其成功的原因 ,无疑会对以后的研究产生指导性作用。本文以夏承焘先生的《天风阁学词日记》为依据 ,探究其成功之因 ,主要有两条 :一是诗词创作词学研究并重 ,二是词内成就词外功夫     

汉语对西夏语的影响

汉语对西夏语的影响,无论语音、语法、词汇都极为深远。西夏人努力仿照汉语编著西夏语字书、词书和韵书。通过对《文海》、《五音切韵》两部西夏官修韵书与汉语韵书的比较分析,探讨西夏人主动学习汉文化,在充分吸收汉语元素的基础上,重构本民族文化典籍的历程。     

关于西夏兵器的几个问题

本文以西夏文、汉文文献为主 ,结合考古文物资料和当前研究成果 ,对西夏兵器的种类、制作的材料、规格、方法以及兵器的校验等问题作了全面的分析探讨 ,以期使人们对西夏兵器有一个比较准确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