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服》的服、期、称谓和成文原则——《仪礼·丧服》研究

《仪礼》十七篇,《丧服》今本列在第十一篇。《丧服》实际包括经、传、记三部分。《仪礼》十七篇唯《丧服》有传。据唐石经及释文,汉、唐时称《丧服》为《丧服经传》。《丧服》是讲丧礼的服制的。古人最重丧祭,但如《丧服》所记录的丧服制度的形成,应是周代的事。《丧服》以士、大夫为主,旁及诸侯、天子;以男子为主,旁及妇人。研究《丧服》不但可以追寻氏族社会的遗踪,更主要的是可以了解周代的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的等级社会制度。     

礼学第一要籍 孤本天下求偶

正《仪礼经传通解》是朱熹晚年组织门人编纂的礼经学基本资料汇编。朱熹直至弥留之际,仅成《家》、《乡》、《学》、《邦国礼》及《王朝礼》草稿,叮嘱高足黄榦继续完稿。黄榦不负师托,至晚年《丧礼》才完成,《祭礼》仅成草稿而去世。黄榦《丧礼》钻研深刻,胡培翚撰《仪礼正义》,《丧服》部份即以黄榦学说为重要参考。朱熹《正编》及黄榦《丧礼》、《祭礼》有宋版以下多种版本,《四库全书》也收录全书,在元、明、清三代,一直作为礼学、经学最重要的资料渊源。     

唐代书仪中的丧服衣服图解析——以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为例

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中的《丧礼服制图》(法Pel.chin.2967卷)是一件图文并茂的写卷,它对每一种丧服都从名称、式样、质地和尺寸等方面进行了精细的规定和示意,对丧服衣服做了详细说明,这在普及艰涩难懂的丧服制度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以《丧礼服制图》为解析对象,解读唐代丧礼中的衣服图,并与唐代前后丧服图文记录比照研究,以了解唐代古礼文化特点,并为今后"三礼"研究提供新的线索和途径。     

《仪礼·丧服》的亲属称谓所反映的上古婚姻遗俗

《仪礼·丧服》经、传全面系统地记载了周代亲属之间的丧服关系 ,因而也就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周代的亲属称谓制度。通过它所记录下来的亲属称谓制度 ,如“舅”、“姑” ,从父、从母 ,“女至”与“昆弟之子” ,“女弟”、“女以”等 ,可以发现许多与之相应的上古婚姻遗俗或上古姻缘形式的遗迹     

郑玄校《仪礼》不从误字、衍字、倒文、坏字考

《仪礼》在汉代有今古文两种本子。两种本子在长期传抄过程中都难免产生误字、衍字、倒文、坏字。郑玄在给《仪礼》作注时,凡遇误、衍、倒、坏之字则皆不从,而必择无误之字从之,而不论其为今文、古文,从而为后人留下了一部校勘精审、错误较少的《仪礼》,并流传至今。本文尽索《仪礼》中郑玄所不从之误、衍、倒、坏之字例而一一考辨之,以明郑玄之所以不从之由。     

试论黄榦的《丧服》诠释

作为两宋礼经学创发新义阶段的一部代表性著作，黄榦所著《仪礼经传通解续》虽然不以文字考证为主，但却重新整合了《仪礼·丧服》篇的经《传》《记》礼经话语体系，力求打通“五服”条文之间的服制关联性。作为一部纂集体著作，该书采用纂集重构——以结构为基础的诠释策略，通过新的礼制类目的确立，构筑了《丧服》篇礼文诠释的几大主体内容，即《补服》《丧服变除》《丧服制度》《丧服义》等诠释模块。受南宋时期礼文传播渠道等因素的影响，黄榦编纂《补服》《丧服变除》等部分礼文，依赖的文献主体仍然是以《礼记》一书为主，同时也兼及少数其他经学著作。从小注部分的注释编排情况来看，黄榦的丧服礼文诠释更多呈现出一定的继承性，保留纂辑了大量汉唐注疏及陆德明《音义》的诠释材料，创新性较少。     

中国古代丧服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定型

丧服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制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关系、思想意识,文化风俗等等。但长期以来,学界对丧服制度的研究多停留在《仪礼、丧服》和《礼记》诸篇所记载的典型的丧服制度,而实际上中国古代丧服制度与我国各种制度一样,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和定型的过程。     

试论《仪礼·丧服》"旧传"与《礼记》的关系

今本《仪礼·丧服》篇包含“经”文、“记”文与“传”文三部分内容 ,其“传”文据说是孔子弟子子夏所传。本篇每条“传”文之首均冠有“传曰”二字 ,而有些“传”文中间又有“传曰”二字。这些“传”中之“传”被称为“旧传”。有学者认为《丧服传》所引“旧传”当是《礼记》之文。此说尚容商榷 ,这些“旧传”当是比《礼记》与《丧服传》更早的解经之作 ,《丧服传》的撰作也当在《礼记》成书之前。     

宋儒对仪礼的注解与辨疑

《仪礼》是儒家的重要典籍。由于《仪礼》所记多先秦礼制,内容古奥,加之历史文献对《仪礼》在汉代的传授源流记载比较模糊,学者理解不同,多有纷争。宋儒《仪礼》方面的著作不多,但也取得了一些成就。在文献考辨方面,宋儒提出了两点看法:一是否定了《仪礼》为周公所作的传统说法,二是认为《仪礼》可能有后人附益的内容。这两点结论在《仪礼》学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古学经子》校正一则

近日翻阅王锦民先生《古学经子》（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９月版）,发现该书第１２７页有这样一段： 《仪礼》在三和中实际年代最为久远。《礼记·明堂位》云：“周公摄政六年,制 礼作乐。”孔颖达《礼记正义》云：“成王幼弱,周公摄政,六年,制礼作乐。但所制 之礼,则《周官》、《仪礼》也。”按这一说法,《周官》、《仪礼》均为周公所作。不过 《周官》虽保存了很多西周到春秋的官制,但其成书实在战国时代。《仪礼》则自 孔子时已经成书,《礼记·檀弓》云：“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学士丧礼于孔子,士丧 礼于是乎书。”这是《礼记》…     

两汉时期的丧葬礼俗考略

两汉时期的丧葬礼俗反映了封建社会初期的一些特点。儒家的三年之丧在社会上并不流行。对鬼神的迷信和孝观念的盛行使两汉兴起了厚葬之风。在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出现了封建的家族墓地。对祖先的祭祀在民间盛行 ,并出现了祭祀的场所———祠堂。     

略论汉代的三年丧

三年丧始于商周,但到春秋战国时期已很少有人实行。汉文帝临终时曾制短丧诏,但自武帝时即有服三年丧的记载,到西汉后期服三年丧的渐多,东汉遂成风气。汉代统治者对于三年丧的政策诏令虽有前后矛盾或不一致的地方,但总的说来却是持支持、鼓励的态度,甚至带头服三年丧。盖因汉代盛行经学,而东汉统治者又特别提倡名教礼法使然。     

悼祭文的文体源流和文体形态

悼祭文是祭文中的一类,特指悼祭死者的文章,与同属哀祭文体的哀辞、诔文、吊文等有所不同.其文体形成于汉魏之间,经过六朝的发展,大盛于唐宋.早期悼祭文形式自由,韵语与散语皆可用.晋、南北朝时期的悼祭文以四言韵文为主,讲究音律,句式骈俪,有一定的格式规范.唐宋时期作品和文类大为丰富,除传统的四言韵文外,还有骚体、赋体、骈体、散体等.元、明、清三朝承继唐、宋,诸体均有发展,其中散体悼祭文的创作最为出色.     

《吊屈原赋》先唐注释研究

贾谊《吊屈原赋》是汉赋名篇,历代注释甚多。早在汉魏六朝时期,就有胡广、服虔、应劭、郑氏、李奇、邓展、苏林、张晏、如淳、孟康、韦昭、晋灼、臣瓒、徐广等14名注释家为其作注,这些注释文字主要保存在《史记》三家注、《汉书》颜师古注和《文选》李善注的征引中。早期注释或注音,或释词,或解句,或校勘,促进了《吊屈原赋》的解读和传播。     

试析画像石和儒学的关系

儒家经学思想倡导“仁”政和“德”政,极力推崇孝亲的行为。儒学思想体系在汉代社会居于统治地位,汉代“以孝治天下”,统治阶级也极为推崇孝的思想和行为,“举孝廉”制度就是这种思想的产物,这导致了汉代社会厚葬之风的盛行。厚葬之风也导致了汉代画像石的繁荣,汉画像石是汉代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厚葬之风是汉代画像石艺术兴起的原因,而厚藏之风的思想根源则来源于儒家经学思想,因此,对于探询画像石艺术产生的最终的思想根源来说,儒家经学思想不能不说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绘事后素"之我见--读王文娟《论儒家的色彩观》之"绘事后素"

“绘事后素”是子夏与孔子的一段对话。但从汉郑玄、宋朱熹至今,学术界长期以来在孔子《论语.八佾第三》中“绘事后素”一文的理解上存在断章取义、肢解孔子原文精神指向的错误观点。本文通过对《论语.八佾第三》中“素以为绚兮”、“绘事后素”、“礼后乎”前后语境及其内在联系的客观、理性的分析,证明了孔子在此文中所表述的精神内涵是关于外表形式与内在美的关系,而不是在述说“礼”与绘画理念的错误观点。     

汉宣帝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汉宣帝对民族关系的理想追求是“万国伏,贻长久”,其思想核心是“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因这一思想符合中原王朝的根本利益,因此成了后世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理论依据。赵充国的民族关系思想体系主要由三大理论观点所构成:一是以夷击夷,二是分化瓦解诸羌同盟,三是“威德并行”。从汉宣帝以及大臣们对赵充国的理论观点表示怀疑到逐渐理解和认同,说明任何一种理论都有一个被逐步认识和逐步接受的过程。魏相对少数民族出师应有名的思想,最突出的特点是大气和大度,它既体现了汉朝主动改善汉匈关系的积极态度和诚意,也与汉宣帝“信威北夷”的思想比较合拍。萧望之民族关系思想的主要观点,一是反对汉与乌孙和亲,二是“不伐丧”,三是“让而不臣”。尽管“让而不臣”是当时处理汉匈关系的最佳理论,却遭到了丞相黄霸和御史大夫于定国等重臣的普遍反对。由于汉宣帝采纳了萧望之“让而不臣”的理论并积极实践,才使汉朝出现了“北边自宣帝以来,数世不见烟火之警,人民炽盛,牛马布野”的太平和繁荣局面。由此可见,真理并非都掌握在多数人的手中,就如何对待匈奴呼韩邪单于到长安朝见这件事情而言,真理就为萧望之个别人掌握。     

"三年之丧"起源新论

“三年之丧”的记载最早见于春秋时期,但是当时并未真正实行过。殷代和西周也未实行过“三年之丧”。春秋战国时代各国普遍实行的是一种"既葬除丧"的短丧。《尚书·无逸》所谓"高宗谅阴,三年不言",是指高宗诚信地进行衣祀,阴即衣祀。三是虚数,三年是指殷代的一个衣祀年。殷人从武丁到帝乙、帝辛时代一直在举行衣(殷)祀,即系统的周祭。春秋时期孔子等人结合殷代的周祭,将当时通行的"既葬除丧"的社会习俗加以规范理想化的改造,就演变成了后世儒家尊奉的"三年之丧"这种丧服制度中的最高礼仪。     

两汉时期丧葬风水信仰

源于战国时期的"葬先荫后"风水观念,在汉代已经渗透到社会各阶层,并成为人们解释命运吉凶的一种社会心理模式。镇墓文和买地券所投射出"鬼福及人"观念,也进一步证实风水信仰已经成为两汉时期社会生活中一项重要内容。而《太平经.葬宅诀》所提出的"魂神还养"理论,则标志着风水理论体系在两汉时期已经初步形成,从而将丧葬风水理论的形成时间由魏晋南北朝上溯到了两汉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