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话语的颠覆——从“十七年”历史小说与新历史小说比较谈起

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十七年"历史小说与新历史小说同样以历史为题材,但是却呈现出了截然不同的创作形态.在以传统历史小说的代表"十七年"历史小说与新历史小说的比较中揭示出新历史小说独特的创作情态,继而探索贯穿于新历史小说创作中的叙事方法的颠覆性.叙事话语的颠覆不是作家哗众取宠的偶然创作个案. ,而是特定的现实语境给予了作家探究历史的独特的切入点,而这其中的主旨即是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尊重及人性关怀精神.     

历史理性的建构与个体立场的悬搁——论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的苦难叙事

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叙述了大量的苦难,但是苦难向文字转换时处于严重的失重状态.历史理性的建构与个体立场的悬搁深刻地制约了苦难叙事,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苦难叙事的终极指向是在历史理性和集体主义支撑下展开的,其失重状态的原因就是历史理性与集体主义对人的遮蔽和忽略.     

“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叙事初探

运用神话宗教哲学理论对“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文本叙事进行阐释，以探求文本历史重构的意义、可能及限度，进而对文本的文学意义进行了尝试性估价。     

虚构的想象 强大的力量——论十七年小说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革命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1949年至1966之间的十七年小说通过大量的想象,以政治教育为目的,以革命叙事、成长叙事的结构方式,建构着现代民族国家,并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力。     

浮出革命历史地表的爱情——新革命历史小说的爱情叙述策略

在“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中,革命叙事与情爱叙事呈现出一种暧昧的纠缠关系。一方面,革命叙事压抑了情爱叙事,情爱叙事打上了政治烙印,情爱叙事始终处于屈从地位并最终被革命话语“收编”,从而保证革命叙事以一种绝对的“显主体”地位来完成对革命历史审美图景的描绘。另一方面,革命叙事借助情爱叙事完成对宏大主题的书写,革命话语也承担了最私密的爱情话语的信息载体的功能,在革命话语夹缝中生存的情爱话语完成了对革命强势话语的借用,使得情爱叙事始终以一种“潜主题”的身份完成了对革命话语的辅助书写。为了保证完成对革命宏大叙事书写的目标,主流意识形态必须干预和控制情爱叙事的“流向”,所以在“十七年”的革命历史叙事中,革命的爱情必须以服从于革命需要的叙事模式出现才能获得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只有在忠诚、勇敢和对革命充满乐观的前提下才能获得合法的位置。”为了叙事安全,作家们对爱情的“时间”、“质量”和“主体”上都做了精心的叙述安排,他们大多采用“女方主动,英雄克制”、“三角恋爱走向”两种叙述策略完成对爱情安全、合法、完整的描述。新革命历史小说在爱情表达和“三角恋爱走向”上都胜利了完成了对“十七年”革命历史叙事的突围和改写,爱情不再需要穿上政...     

红色历史代述与革命知识传播——论“十七年”小说中的战争叙事

“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延续了左翼文学传统,通过战争叙事对普通民众进行革命知识传播和红色历史代述,解释革命起源和发展以及民族国家的未来建构目标,进而使“共产主义”的发展图景与“民族国家”的现代建构走向融合。     

当代历史小说的两种叙事倾向:政治意识形态性与文化性——以《创业史》和《白鹿原》为例

历史小说作为小说的一种,有着自身的发展演变历程,并在当代明显地表现为"十七年"的政治意识形态叙述与八九十年代的文化叙述两种叙事倾向。围绕这两种倾向,分别以《创业史》和《白鹿原》为例,从理想人物的塑造、语言及言语方式、作家视野下主题的选择与情节的结构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以期探究作家的创作是如何体现和形成当代历史小说的这两种叙事倾向的。     

一场革命的“哗变”——新历史小说与革命历史小说的革命叙事比较

新历史小说与革命历史小说的根本区别,主要不在其题材之新,而在于它提供了新的历史叙述方法、新的历史观念和新的表现手法。革命历史小说中的革命叙事的经典模式,在新历史小说中被彻底颠覆,革命叙事呈现为对革命起源神话的终结、革命历史叙述的重组、革命英雄沉落等景象。这表现了开拓独特的历史生活和揭示崭新历史精神的趋势,但对革命历史的随意处理或编制也有取悦、迎合大众文化之弊,革命历史被演绎成纯粹的影像或幻想,其颠覆性破坏也给以后的小说提示着警惕。     

以革命正义为意义元点的历史叙事——"十七年"红色文艺作品叙事逻辑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红色文艺作品不仅仅是因叙述革命历史而具有了自身的特质,它更为重要的功能在于以革命为意义元点而对历史生活进行文本化的组织与叙述.革命在红色文艺作品的叙事中不仅组织着叙述对象的个体人生意义,同时也组织着有关历史的宏大叙事.     

试论《红旗谱》的历史革命化叙事

《红旗谱》作为红色革命历史小说,不仅是新中国革命历史记忆的书写,而且将历史的进程革命化了;其中,人物的阶级身份、成长历程隐喻了革命历史记忆中"英雄时代"的社会秩序与人格化想象,是一种崭新的现代民族国家历史革命化叙事范本。     

建构与拆解:新中国“四十年”文学的历史叙述

新中国以来的四十年文学,自始至终都对历史叙述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此间各个时期的文学对历史的叙述都不是在纯粹审美修辞的维面上展开的,它们分别肩负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启蒙使命。"十七年文学"为巩固现实政权的合理/合法性提供了形象上的依据。新时期文学接续"十七年文学"的传统,以笔为枪,控诉和反思刚过去不久的民族劫乱,探索国家发展的前途。质疑过去文学赋予历史话语的崇高意义,新历史小说以解构的立场与姿态,通过具体的艺术实践,颠覆了历史话语的神话。新历史小说以消解"十七年文学"权威历史叙述为初衷,然而后来的种种迹象表明,它正沦为一种新的历史叙述霸权。     

历史深处的声音--评黄子平关于"革命历史小说"的研究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关于50-70年代当代文学的研究,一直颇受关注.许多学者都致力于寻求新的"学科话语",寻找与确立学科的规范性,从而试图以有效的阐释方法来为50-70年代的文学拓展阐释的空间.近年来黄子平等人关于"革命历史小说"的研究可以说是其中非常重要的成果.黄子平的代表作<革命·历史·小说>就是致力于回到历史深处去揭示"革命历史小说"的生产机制与意义架构.     

新历史小说“新”论

新历史小说以实验文本的形式走上当代文坛,繁荣一时,但至今为止还是一个含混的概念,从历史题材、历史视角、历史意识三个角度入手,尝试澄清它与十七年时期革命历史小说和传统历史小说的区别以及“新”之所在,为它的存在提供理由与合法性依据,并对简单地将新历史小说与新历史主义理论对应阐释的状况提出批评。     

遮蔽、退潮与新变 ——20世纪80年代革命历史小说的命运

在主流文学史叙述中,20世纪80年代成为了革命历史小说发展脉络中的断裂。20世纪80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表现出两条线索:一方面,传统话语的革命历史小说出现退潮的趋势;另一方面,在“向内转”的创作潮流下,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也在思想与艺术层面消解了宏大叙事,并呈现出多种新的样态。80年代“纯文学”思潮对“革命历史小说”这一概念的遮蔽,正是一种新的文化规约。     

论《孽海花》历史叙事的现代性

论述了《孽海花》在晚清谴责小说中的独特性,恰在它超越了"谴责小说"的概念所包含的一般主题和叙事方式.并指出曾朴的《孽海花》,在历史小说的意识和叙事方式上打破了中国传统"小说"的规范,代表着中国现代历史小说的雏形.     

反规训中的自我规训——"十七年"文学监狱叙事的伦理意涵

监狱叙事是“十七年”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伦理意涵。以规训与反规训为焦点的监狱叙事,映射出有别于其他革命历史叙事的革命伦理：它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斗争的产物,而更是文化选择与整合的结果。“十七年”文学监狱叙事参与了那个时代国家与人民伦理规范体系的建构,从而在更为宽泛的意义上参与了当时宏大的社会规训计划。     

论“十七年”小说中知识女性的成长叙事

在＂十七年＂文学创作中,存在着一部分以女性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小说。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在革命叙事背景下知识女性的成长特征：爱情与革命的二元对立、知识分子叙事态度的变化以及女性意识的消解。     

对知识分子与革命关系的沉思与表达--兼论李洱长篇小说《花腔》

文章认为,20世纪中叶出现的"革命历史小说"承载着过于沉重的意识形态功能,因而并未能有效地还原表现20世纪中国现代革命的真实景况。此种情形在"新历史小说"中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李洱的《花腔》便是一部相当杰出的在立体整合的意义上对知识分子与革命之间的全部复杂关系进行沉思与表达的长篇小说。     

集体记忆的改写和重构——“十七年”革命回忆录写作的文学生产策略

"十七年"是一个文学"一体化"的时代,革命回忆录作为一种"一体化"特征极其明显的文类,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写作者身份的真实和叙述手段的虚构。这两个特点在文学生产过程中策略性地结合,起到了改写和重构集体记忆的作用。从"十七年"革命回忆录书写中代表性文本以及生产过程可以看出,革命回忆录的书写与生产是个不断修改的过程,出现了作为精神符号的"榜样"与"典型",出现了集体作者及读者与作者的合谋。这种特殊的写作模式对"十七年"公共记忆形成所起到的作用是:以多方位的集体叙事强化记忆,创立一种群体性的文艺生产方式,在新的政治一体化语境中建构了一个新的历史主体——人民大众。     

现代家族故事的生成机制

潜藏于民族集体意识中的家族情结和转型期的时代语境,决定了家族故事有着大致相同的生成机制。现代家族故事的生成机制与叙述者的设置、叙事动力的输入密切相关。“他者”因素强行进入家族空间,为家族故事的生成提供了叙事动力,并激发了家族人物的叙事势能,势能的碰撞构成三种基本冲突,冲突的结果,“他者”的容纳者取得了优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