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在乡村治理中的互动关系

实践表明,作为乡村治理正式制度的村民自治制度的运作并不是非常顺畅的,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主要内容的基层群众性自治偏离了制度文本的"应然"模式而走向非正式制度层面上的运作。客观地说,正式制度无法消弭乡村社会的非正式制度运行空间,必须要以非正式制度作为前提,"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将正式制度嵌入非正式制度的文化土壤之中并使之深度融合、落地生根,从而建立起在正式制度框架与约束范围内的相互支撑、相互补充的动态开放治理体系,实现对村庄的民主治理、自主治理与合作治理。这一研究,对于将田野研究而得出的"碎片化"的乡村治理经验理论化以及理解隐藏于乡村社会内部的非正式制度治理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浅析传统法治的内涵缺陷与现代法治的理念更新

传统意义上的法治理论强调规则之治，突出国家法律体系的完备和国家司法机制的运行．以及政治国家对市民的统治。现代的法治更注重正式的法律治理，规则之治与非正式的社会调整机制相互协调发展，以及社会民众在法治社会中的积极作用。     

论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乡村治理问题

我国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是以宗族为代表的社会组织作为治理的主要力量,以乡规民约作为主要治理规则.城乡规则的差异性使得二者社会治理存在着差别,但城乡一体化进程带来了农民思维方式、行为规则、农村社会结构和规则的巨大变化.在新的形势下重塑乡村治理的结构必须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建构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环境,建立多元化的治理主体及关系网络,形成家族、市场和国家三个途径的乡村公共产品提供.     

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逻辑、困境及路径

数字乡村建设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过程，重构乡村治理要素，促进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遵循“主体—方式—规则”的内在逻辑，推动乡村治理主体由一元主导转向多元共治，治理方式由简约治理转向数字治理，治理规则由非正式治理转向正式治理。文章认为，在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存在乡村治理主体理念差异、方式手段不同和规则体系矛盾的实践困境，以培育数字治理理念、构建数字治理平台、完善数字乡村制度为优化路径，可以助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可协商性规则：传统村落“田间过水”的秩序基础及当代价值——基于鄂西余家桥村的深度调查

在已有对传统乡村治理规则的认识中，乡村治理规则是一种静态的非制度规范，强调主体通过规则实现治理，但这一认识弱化了对规则本身的认识，而且遮蔽了乡村社会丰富多变的规则事实，在规则认识上有一定的限度。在“国法”悬浮于乡村的传统社会，村落依据一套内生的、富有韧性的规则体系自我治理。以“田间过水”规则为研究对象，发现自治规则具有动态性、可协商性。关系即规则，规则在关系中。过水规则因“主体间人际关系状态、水资源存量状况”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关系状态与水资源存量发生变化，过水规则也随之改变，这种改变源自协商。在特定的治理情境下，治理主体根据影响治理结果的要素，平等协商出一套共同接受且与治理情境相适应的规则体系，维系过水秩序。正是基于规则的“可协商性”特点，乡村社会可以内生出一套动态性的规则体系，以满足复杂多样的治理事务，构成乡村善治的秩序基础。这对当下农村进行协商治理的实践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论组织规则的冲突及其解决

官僚制组织是工业社会的典型组织形态,它在工业社会所取得的所有文明成就中都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官僚制组织存在着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正式结构与非正式结构、正式程序与非正式程序间的冲突.一方面,官僚制组织为了组织自身的存在以及为了实现组织基本职能,有着一整套正式规则、结构和程序,但是,为了适应社会要求和执行任务的特殊性,它又必然会产生一套非正式的规则、结构和程序,因而出现冲突.在整个工业社会,这一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但是,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合作制组织的出现将会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冲突.     

非正式规则的生发机制及其实践形态

已有的关于规则生发机制的一般理论不能完全解释真实世界中非正式规则生发机制的复杂面向及其制度本相.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当代中国,除了存在作为正式规则的“源头活水”、“搭乘元素”、“解压信息”的非正式规则之外,还存在着作为正式规则的“竞争对手”、“次级效应”、“试错先锋”的非正式规则等实践形态.只有通过对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内在张力进行微观透视,并超越“二分法”的思维定势,才能更为清晰地阐明非正式规则的生发机理,进而彰显其复杂的、多维的存在形态.     

形式化治理:村级组织性质的再认识

税费取消后,村级组织逐渐从原来的半正式或非正式的治理方式向以干部管理科层化、村务管理文牍化、村庄治理行政化为主要特征的形式化治理方式转型。形式化的治理是后税费时代村级组织经济基础的转变、治理内容的转换以及乡村两级治权的弱化所共同形塑的。这种治理方式使得基层组织既没有实现规则之治,又失去了原本简约治理的内涵,造成干群关系疏远、基层组织权威下降、农村的矛盾纠纷无法解决和农民上访增加,同时还造成了村庄内生资源和国家输入资源的极大浪费。在乡村社会与国家对接的这一灰色地带中,半正式治理仍然是一个合理且有效的选择。     

非正式制度:乡村振兴制度建设的应有范畴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都是协调行为的重要规范,两者是相互配合的关系。决定规范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实现形式的是投入的边际社会收益。乡土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维系依赖的是非正式制度,因此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不仅需要正式制度,还需要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与乡土文化、风俗乡规、伦理道德等非正式制度。为推进非正式制度建设,助力乡村振兴,需要发挥意识形态的引领作用,做好政策的宣传与教育;寻找"乡土基因",实现乡村文化振兴与乡村振兴的"共振";借鉴风俗乡规,实现乡村善治;发挥伦理道德的作用,促进乡风文明建设。     

社会合法性建构：移风易俗与制度适应——以闽南D村的治理实践为例

本文主要以闽南D村的移风易俗经验为切口,探讨正式制度的社会适应性问题。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移风易俗是基层治理对风俗异化与社会规则失范的适时回应,规则的社会合法性建构是顺利推行移风易俗治理的内在逻辑,回应了正式制度社会适应困境的问题。政社互动下的公意认证、知识融合下的深层认同和社会激励下的行为动力构建了规则的社会合法性,使得输入性规则获得社会认可,形塑了新的社会规范,避免了规则失范带来的社会风险。以制度输入为切口的社会秩序重塑是国家力量进一步下沉的重要方式,为乡村现代治理体系以及和谐有序的善治乡村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是乡村振兴与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构成内容。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乡村治理

制度所体现出来的正式法律规则对乡村治理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社会资本则通过社会网络、共同规范、信念等因素对乡村治理产生重要影响。它们为村民个人、家庭乃至整个村落共同体的发展提供了累加的社会资源,因而既是农村集体行动的基础,也是乡村治理强有力的社会资源。这势必要求我们培育乡村社会资本以更好地发挥正式制度的绩效。     

乡村社会治理中的国家法与民间法

中国乡村社会正处于有史以来最为深刻的变革之中，国家正式制度全面进入乡村社会，但乡村社会依然保有若干乡土社会的特征，无论是国家法还是民间法都无法保障乡村社会的和谐有序。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国家法与民间法之间存在着张力与协同的可能，只有使国家法与民间法相互协同，才能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     

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绩效之制度分析——以C县白露村、T县永昌村为例

以C县白露村、T县永昌村为例,对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绩效进行制度分析可知,在农村"熟人社会"、"半熟人社会"中长期积淀的历史记忆等非正式制度,其实施成本相对较小;而外来嵌入性的正式制度安排由于其建制理念、制度的延续性较弱以及缺失乡村社会基础,其实施成本较大。因此,要实现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不仅要促进正式制度内部的组织性和协调性,还应该注重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融合性和契合性,发挥非正式制度的作用。这就应该加强农村社区自组织建设,倡导农村社区的自有文化特质,在制定农村政策方面保持制度的延续性,以实现农村社会的良性治理。     

论社会治理中的控制性规则与促进性规则

根据功能导向的不同,所有规则可以分为两类,即控制性规则与促进性规则。控制性规则是以对规制对象行为的控制为导向的规则,促进性规则则是以对规制对象行为的促进与引导为导向的规则。在工业社会中,无论法律规则还是组织规则,都是以控制性规则为基础的,都是通过控制来实施法律与实现组织目标的。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社会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提高,控制性规则出现了失灵的情况,促进性规则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注意。促进性规则预示着人类社会治理的一种全新前景,为当前的治理变革提供了促进性治理的方向。     

防灾减灾与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的主要目标之一在于保障民众平安、社会安定、国家安全,因此,防灾减灾是社会治理的题中之义。以社会治理的方式防灾减灾,应从这几个方面做出努力:理顺政府、市场、社会三域的关系,实现防灾减灾主体的多元化;综合运用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规则的积极功能,实现防灾减灾手段的多样化;协调利益,化解矛盾,实现防灾减灾过程的人性化;发挥技术与信息化手段的作用,实现防灾减灾基础的科学化;统筹治理创新与体制改革,实现防灾减灾路径的合理化。同时,还应当以改革为动力,推进防灾减灾体系与能力的现代化。     

韦伯与斯诺：非正式制度认识之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体制经历了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转型,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人们对正式制度的变革更为关注,认为正式制度是理性的,而诸如文化的非正式制度是不理性的。从中国汉代到清,中国的基层治理中总有儒家文化的思想,如保甲治理、乡约治理、宗族治理等,新疆在历代中央王朝的治理中是很独特的,新疆的基层治理方式自汉代以后,是少数民族宗教文化与汉文化相结合的方式,如羁縻制度、伯克制度、督护制度、军府制度等,这些治理模式最大的特点是遵循文化的特性。可以说,非正式制度在实现治理的过程具有理性的成分。当前,我们应该从重视正式制度安排转变到重视非正式制度融合．这对我国的基层治理实现“善治”提供了借鉴意义。     

粤港澳大湾区规则相互衔接的制度复杂性与行为策略

粤港澳大湾区规则相互衔接是一个渐进的制度化过程，粤港澳三地不同的规则、标准等相互交叠和嵌套，构成了制度复杂性的基本图景。在高质量发展阶段，粤港澳三地如何推进现有规则相互衔接，受到日益关注。自2017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规则相互衔接已经形成了数目可观的合作案例，涵盖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市场一体化、行政协作等领域。但是，粤港澳三地规则相互衔接的关联机制、管理系统仍不明晰，由此引发制度协调的复杂性，产生负外部效应。粤港澳三地规则相互衔接具有制度多样性、多中心性、嵌套性等复杂性特征，同时还存在区域治理架构、规则体系、地方政府合作意愿等碎片化带来的复杂性挑战。实现粤港澳三地制度理念对接、功能对接和力量整合，需要形成适合中国特色的“一国两制”跨制度治理复合模式，即基于规则的成熟程度，深化国家统筹与地方对接的关系；基于衔接项目的不同类型，推动制度的分层建构；基于能力的复合性，推进制度的相互学习；基于对接项目的复杂性，提升制度的先行先试效能。     

城市基层社会的“重层结构”:从概念到社会治理实践

“重层结构”是独具中国特色的城市基层社会结构形态，它因国家与社会的双向互动而产生，兼有国家性与社会性的双重性质。在新时期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重层结构蕴藏着丰富的正式或非正式组织机制、运作方式和经验性、社会性的行动模式，治理禀赋的特征十分明显。从重层结构中发掘治理资源并应用到治理实践是实现社会治理新格局的应有之义。为此，需要从重层结构的特征入手探讨其内在的治理路径和实践逻辑，以推进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整体性建构。     

非正式制度约束同我国宪政建设的冲突与和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社会的最终建成不仅要依靠宪政体制自身的完善和改革,还必须注重非正式制度的继承与发展、改良与完善,努力发挥非正式制度对宪政建设的积极作用,使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在宪政建设的过程中实现和谐,使宪法、法律这种正式制度约束达到社会治理的最佳状态,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的必由之路。     

制度创新与新疆企业竞争力

创新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不竭动力,在企业的创新活动中,观念创新是前提,制度创新是重点,技术创新是手段。企业之间的竞争,主要体现在制度创新的竞争上。所谓制度,是指为了实现企业目标最大化而制定和实施的规则,包括企业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就是管理和控制企业的法令和规则,如公司章程、薪酬制度、用工办法等;非正式制度就是企业的价值取向、行为的伦理道德规范等,如企业的文化建设。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必须相互协调与促进。“好”的、适应市场变化和发展要求的制度,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新疆企业资本短缺、人才匮乏等问题,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