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组织外交与“一带一路”建设

“一带一路”倡议,是源于中国,属于世界的“世纪工程”,需要中国及沿线甚至更广泛国家齐心协力,共同打造。冷战后,国际政治深刻变化,国际组织外交日益成为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身份优势”,可助力推动“一带一路”的“五通”清单建设。因此,中国可在国际社会“设置议程”、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地方政府角色等方面多做些努力,一路走、一路思,凝神聚力、群策群力,实现沿线国家“大合唱”,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澳门与珠海机场合作研究——基于旅客行为选择视角

跨境客流是珠澳跨境交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影响珠澳跨境交通分析的主要因素。文章从旅客行为选择视角出发,运用多变量交互作用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探寻影响珠澳两地机场合作影响因素的复杂路径。研究发现,便利性是促成珠澳两地机场合作的必要条件,与舒适性、低成本、科学性、附加功能四个因素呈现组合效应,并呈现7条促进珠澳两地机场多元合作的中间解。在所有组合路径中,“便利性”出现频率最高,“低成本”次之。因此,为更好发挥条件变量的组合效应,珠澳两地政府应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赋予的定位与分工要求,实现两地优势互补和共赢。深化两地机场间基础设施“硬联通”,通关便利化的“软联通”,提升要素流通效率。推动旅游资源优势互补,打造珠澳旅游经济圈,为两地机场合作提供动力支持。抓住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契机,探索珠澳机场深化合作的新机制。     

互联网对我国政治传播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随着网络媒体的迅速发展,互联网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信息传播和社会交往空间。互联网的发展在促进我国社会发展和信息传播、给人们社会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给我国的舆论管理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如何利用好互联网的便利性,同时减少互联网负面舆论对我国政治传播的影响,是我国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文基于此背景,分析了互联网对我国政治传播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对策。     

中国政务微博发展对策研究--基于2014年的数据分析

2014年是中国政务微博发展的节点。总体而论,其规模、格局、政府参与度和信息传播效果等,皆超越往年,基本实现“软着陆”,为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奠定了基石。但是,治理理念相对滞后,区域、部门及城乡间的发展不平衡,官民“互粉率”偏低等问题依旧存在。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中国政务微博的发展对策：一要提升认知水平,基于“国家公民”双本位的互联网政治新格局,明确主客体关系,重建治理结构;二要“去科层化”,超越传统治理模式,彰显网络技术对于现代政治发展的功能意义;三要整合政治资源,增进专家治理的力度;四要妥善处理“国家社会”关系,优化治理生态,大力培育社会治理新元素;五要加紧升级农村硬件系统,缓解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发展差距,力求均等化治理;六要根治现代公民的政治冷漠病,积极建构“政府公民”的互动互信关系。     

粤港澳大湾区规则相互衔接的制度复杂性与行为策略

粤港澳大湾区规则相互衔接是一个渐进的制度化过程，粤港澳三地不同的规则、标准等相互交叠和嵌套，构成了制度复杂性的基本图景。在高质量发展阶段，粤港澳三地如何推进现有规则相互衔接，受到日益关注。自2017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规则相互衔接已经形成了数目可观的合作案例，涵盖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市场一体化、行政协作等领域。但是，粤港澳三地规则相互衔接的关联机制、管理系统仍不明晰，由此引发制度协调的复杂性，产生负外部效应。粤港澳三地规则相互衔接具有制度多样性、多中心性、嵌套性等复杂性特征，同时还存在区域治理架构、规则体系、地方政府合作意愿等碎片化带来的复杂性挑战。实现粤港澳三地制度理念对接、功能对接和力量整合，需要形成适合中国特色的“一国两制”跨制度治理复合模式，即基于规则的成熟程度，深化国家统筹与地方对接的关系；基于衔接项目的不同类型，推动制度的分层建构；基于能力的复合性，推进制度的相互学习；基于对接项目的复杂性，提升制度的先行先试效能。     

粤港澳大湾区跨域协同治理创新模式研究——基于前海、横琴、南沙三个重大合作平台的比较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是“一国两制”框架下的跨域治理范畴。作为探索粤港澳大湾区跨域治理创新的三个重大合作平台，前海、横琴、南沙在治理主体、治理手段和治理机制三个方面表现各不相同，形成了强调法定机构治理的“前海模式”，强调政府政策工具的“横琴模式”以及强调社会复合主体治理的“南沙模式”。对三大平台跨域治理实践模式的比较分析表明，权责定位和利益关系、任务型功能治理、政府注意力差异性，决定了三大平台跨域治理实践的主体、手段和机制各有侧重。因此，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跨域治理模式创新，需要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跨域合作治理体系，需要创新运用行政、法律和市场综合手段的治理模式，需要建立从政策制定到执行再到评估的系统完备治理机制，还需要深化前海、横琴、南沙三个重大合作平台协同联动，推动粤港澳全面合作向纵深发展。     

我国社会组织协商发展研究

从清末民国时期社会组织的萌芽与形成,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社会组织协商的逐渐推进,再到改革开放至今的迅猛发展,我国的社会组织协商经历了较为长期的发展历程。如今在党和国家的重视下社会组织协商也已经成为关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它的进一步健康发展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国家全面现代化的实现以及党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密切相关。但我国目前的社会组织协商仍不完善,在政府重视程度,社会组织本身以及民众了解程度三大层面上存在着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对我国社会组织协商发展进行研究,探索一条使其良性发展道路具有科研和实践两个层面的重要价值。     

国际合作机制与“一带一路”机制化建设研究——以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澳门)为例

高质量共建是“一带一路”现阶段建设的目标，而高质量目标的实现必然是机制化，其具体机制建设亟待深入探讨。文章基于国际合作机制理论的分析框架，从观念、权力和利益揭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合作机制属性，并梳理和分析了“一带一路”机制化建设的进展与不足。自“一带一路”倡议正式提出以来，建立了磋商机制、协议机制、协调机制和辅助机制等多形式、多领域合作机制，但是未来“一带一路”合作机制需要更深层次的制度化建设。为此，结合具有“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双重属性的中国—葡语国家合作机制建设案例，考究了20年来中葡论坛合作机制的制度化建设特点与路径，为完善和深化“一带一路”机制化建设的提供一种新思路，推动其高质量、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