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的法治思维探讨

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既是“稳疆固边”“社会安全”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安全”“边疆繁荣”发展的战略需要。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是全局性综合治理,尤其要强化社会安全治理。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的现实困境是:对边疆地区安全隐患意识缺乏警钟长鸣,对边疆地区宗教问题疏于从严治理,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理解存有偏差。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必须树立法治思维,法治思维是边疆民族地区安全治理的底线思维。“习惯法”治理是边疆地区安全治理的普惠举措,法治手段是边疆地区安全治理的根本手段,民族区域自治法是边疆安全治理的法治保障。     

农村环境治理法治化的现实困境与路径优化

农村环境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基层的具体实践,对我国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美丽乡村建设具有现实意义.农村环境治理法治化依托基层法治建设重塑了传统环境治理模式,开创了新型环境治理路径,是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表现.但在农村环境治理法治化实践中,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方面均存在问题.需要从构建农村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完善农村执法环境、拓宽农村环境司法渠道、培育多主体环境法治意识等路径进行优化.     

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困境及实现路径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经济增长目标转向高质量发展。作为我国领土的重要组成部分,边疆民族地区更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不可缺少的一环。边疆民族地区具有特殊属性,实现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进而保障“十四五规划”的顺利实施,是国家治理始终贯穿的命题,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如何更好地实现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本文回归理论和逻辑的起点,结合边疆民族地区实际情况,并加以分析,提出实现路径,以期进一步推进我国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     

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的实践及发展路径

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实现了"五位一体"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法治保障力度不断加强,但仍然存在依法行使自治权力度不够,自治、法治、德治"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不完善,民族地区法治服务还需要加强,民族地区法治建设跟不上社会的快速发展。要充分行使民族区域自治权,依法完善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不断提升民族地区法治服务水平,实现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的创新和发展。     

国家治理视域下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要素、目标与机制

边疆民族地区治理在本质上是一类较为特殊的系统型地方治理,其特殊性表征为国家治理与地方治理的复合性、特定的民族事务治理与一般性地方事务治理的交叉性、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的融汇性。由于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特殊性、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政府职责配置等中央与地方关系等各种原因,使得边疆民族地区治理存在着显著的国家治理要素,包括治理理念层面中央顶层设计与地方性知识相互融入,治理结构层面中央权责配置与地方权责配置相互协调,治理过程层面中央决策领导与地方执行实施相互结合。边疆民族地区治理需兼顾地方性治理目标和国家性治理目标的“五维双层结构式”目标,涵括政治维度上维护边疆稳定与国家安全、社会维度上深化民族和谐与社会整合、经济维度上推动兴边富民与区域协调、文化维度上实现文化交融与文化自信、生态维度上建设生态屏障与美丽中国。在国家治理视域下,应通过完善分工协同机制、信息共享机制、资源分配机制和纠偏监督机制,不断协调优化国家治理与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关系,推动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走向现代化。     

供给侧改革视阈下农村环境治理法治成本检视

有效治理农村环境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基础和目标之一。较城市环境治理而言,我国农村环境污染现象更为复杂,呈现出强烈的时代特征与地区差异。注重法治思维与法治方法在我国农村环境治理中的基础性和关键性作用,有助于推进农村环境治理工程实施的系统化、规范化以及长效化。通过对农村环境治理中的立法成本、执法成本以及守法成本的系统检视,认为目前立法成本总体偏高,执法成本不仅投入不足而且使用过高,守法成本高而违法成本低。故此,建议对有限的法治资源的配置与运行进行科学化、合理化及公平化改进,以此增进农村环境治理法治化效用,推动农村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与法治化。     

新时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之生态法治保障三论

新时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将面临新的任务和挑战，而生态治理越来越走向法治化轨道必将成为今后重要的治理方式，同时生态法治化也是推动国家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通过梳理并阐释国家对西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发展的规范文本及其释义，透视国家对黄河流域发展的理念转变，进而指出新时代黄河流域生态法治发展存在的问题。其主要表现在没有充分体现生态法治体系化发展的理念，缺乏地方立法对生态保护政策的落实，环境政策没有与其他政策之间实现良性互动。再从健全黄河流域生态法治规范体系出发，实现法律与环境政策之间协同保障生态环境，达致环境政策一体化实施的目的，进一步完善法律规范与环境政策协同保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实现黄河流域生态法治化保障进路。     

“一带一路”战略下边疆治理的法治新常态

"一带一路"战略下边疆治理的法治新常态至少包括三种形态:必然态、应然态和实然态。迈向法治化是"一带一路"战略下边疆治理的必然趋势;法治保驾护航下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一元单一到多元综合的治理主体与治理方式,型塑法治领导方式、依法约束和保障权力行使,建立法学人才智库为深化边疆治理法治化研究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全民守法精神意蕴下的法治意识逐步显现、通过法治凝聚边疆民族之国家认同,构建法治治理方式下新型民族权利义务关系是法治化趋势下边疆治理的应然状态;治理评估是边疆治理法治新常态基础上的实然效果面向。三种状态的有机结合才能构成完整意义上的"一带一路"战略下边疆治理的法治新常态。     

民族工作事务治理法治化与治理现代化的互构逻辑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向更高阶段的内在体现。在迈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全面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有着内在的联系和外在的契合,法治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民族工作事务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工作事务法治化也是新时代民族工作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应有之义。法治为民族工作事务治理构建了价值取向、制度供给、执行依据、能力保证及评价机制等,是将民族工作事务治理现代化机制转化为卓越治理效能的根本保障。在民族工作事务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法治化是民族工作事务治理的思想、方略和路径,二者呈现出相辅相成、相互契合且相得益彰的互构逻辑。民族工作事务法治化将确保民族事务治理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在国家制度体系层面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保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源源不断动力。     

三峡库区社会治理的基本问题和法治保障

三峡库区社会治理的基本问题和法治保障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法治化的重要内容。移民信访、搬迁重建和环境保护等问题导致三峡库区社会治理存在时代性和特殊性。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就业安置、移民心理、移民信访等问题给三峡库区社会治理带来治理困境和全新挑战。倡导三峡库区社会治理的法治理念和采取社会治理的法治方式才是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基本途径。研究三峡库区社会治理法治保障可为社会治理法治化提供样本。     

农村法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农村法治建设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前提和基础,农村法治建设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法治建设的成败。农村法治建设中存在一系列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法治的顺利进行。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采取有效对策,推进农村法治建设。     

制度建设何以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从价值功用到建构逻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明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和战略要求。边疆民族地区作为国家治理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其社会稳定直接关乎于国家发展和民族团结,具有鲜明的政治意义。在一定意义上讲,通过制度建设来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是实现边疆民族地区优良治理的最佳策略。制度体系因其结构特征和构成逻辑所显现的耦合效应、嵌套关系、吸纳能力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满足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治理实践的现实需求,使其更好地融入"一带一路"发展机遇之中。制度建设之于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价值功用主要体现于:制度建设不仅可以有效化解社会矛盾,而且可以形塑社会秩序基本样貌。也因此,实现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制度建构应该着眼于:以制度创新激发经济发展新活力、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凝聚政治信任、以制度资源推进认同整合、以制度吸纳促进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参与协同治理。这既是化解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制度性策略,也是充分释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推进边疆民族地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建构逻辑。     

迈向新时代的社会治理法治化

社会治理法治化是指通过法治的社会治理,既要服从善治理念抑或更好生活的需要,也要遵循包括法治在内的各种公共事务的属性和规律。在新时代的背景条件下,社会治理法治化更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协同发展的基本路径。为此,社会治理法治化,需要扩大民众的参与,改善社会治理的力量体系,通过依法治理、程序治理与责任治理的路径,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增进民生福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乡村振兴视域下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机制创新研究

国家统筹城乡发展、追求全面发展的目标催生了乡村振兴前所未有的期待。乡村振兴,必然要面临如何构建良好的社会秩序、如何营造文明的乡风家风问题。而乡村的稳定、有序与和谐,不仅需要依托发展来推进,也需要依靠乡村治理来实现。乡村治理通过维护稳定、促进和谐、服务发展、凝聚人心,进而推动乡村的发展与振兴。而有效的乡村治理又必须依靠特定的社会规范以及保障这些规范得以运作的公共权力主体来实现,然而,边疆民族地区乡村在急剧的社会变迁中,社会规范正处于模糊、混乱或者说断裂的状态,而且治理人才也在不断流失,这些都在客观上影响了乡村治理的效能。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需要健全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选准配强"第一书记",提高乡村治理的法治化水平,不断整合优秀的少数民族传统治理资源。     

新时代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法治保障研究

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既是“十三五”脱贫攻坚主战场,又是国家减贫治理方式的重要体现。当前我国民族地区扶贫工作已进入新时代,要使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确保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必须以强大法治保障为前提。纵观目前我国民族法治建设运行现状,仍存在精准化扶贫刚性立法供给不足、运行程序不规范、精准扶贫纠纷现代解决机制阙如等问题。因此,必须加快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法律体系构建、健全相关精准扶贫法治化工作制度、构建民族地区精准扶贫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确保相关扶贫工作在法治框架下规范实施。     

边疆少数民族法治文化认同：问题呈现与生成之道——以云南省为例

法治文化认同是指人们对法治这种文化形态的尊重、认可、接受和内化。边疆少数民族法治文化认同,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内容,对强化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具有重要意义。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复杂社会环境,以及阻碍法治文化认同的传统文化惯性、文化空间挤压、现实利益驱动等因素,使得云南边疆少数民族法治文化认同呈现出法律供给不足、经济发展滞后、法治观念淡薄、法治建设不力等现实问题。因此,着力于完善边疆治理的法律体系、边疆民族特色的普法宣传、保证公正司法与严格执法、发挥法治文化的作用机理,以此促进边疆少数民族法治文化认同普遍而深入的生成,是边疆治理现代化中的一项紧迫任务。     

乡村振兴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法治化路径探析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是推进乡村生态振兴建设美丽中国的题中之义,是实现乡村振兴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措施之一,那么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法治化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根本要求,法治化是实现治理有效的基本方略和促进乡村社会生态宜居的必然选择.当下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战"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如若要想在巩固此成果的基础上取得更大胜利,则须走一条长效治理的法治化之路.当下治理的法治化却面临着法律体系缺失、权责界限模糊、参与主体法治意识淡薄及法律监督机制缺位等现实困境.于此需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整体思维完善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法律体系、明确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参与主体的权责界限;增强参与主体的法治思维,提升其法治意识;健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法律监督管护机制.     

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法治化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法治化能够提高民族地区基层治理的水平,为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提供保障。随着我国法治化速度不断加快,民族地区的 基层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由于诸多原因,当前我国民族地区在法治化进程中还存在着法律制度不够完备、村级党组织的建 设滞后、乡镇政府与自治组织职责不清、基层治理队伍的法律素质不高以及部分群众法治意识淡薄等问题。为了进一步提高 民族地区的法治化水平,我国应当健全法律制度、加强村级党组织的组织建设、明确乡镇政府与自治组织的职责、加强基层治 理的队伍建设、增强群众法治意识。     

基层治理法治化：制度内涵与实践经验

基层治理法治化是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和内容,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需要处理好法治与效能的关系,基于文献梳理和上海的基层治理实践,对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内涵与困境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基层治理法治化应当包含权力的规范运行及其与权利的有效互动两个要义,通过统合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推动治理合法性与有效性的统一;基层治理法治化可以通过健全基层法治体系推动治理权力规范化运行,发挥党建统合优势,深化大联动机制整合正式与非正式治理资源,同时规范智能治理运作体系,提升治理有效性;治理模糊性与法治严谨性的内在张力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主要表现为制度匹配错位、部门协同难题与绩效考核困境等;新制度主义理论有助于理解中国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实践逻辑,法治化、制度化能够降低治理成本,基层治理的资源约束使治理行动存在策略性执行空间,可能会加剧基层治理法治化困境。研究表明,要继续推进基层简约高效治理体制的构建,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协同整合作用,优化基层考核激励机制,推动基层治理秩序与活力的平衡。     

法治中国建设需要“法治之理”

法治之理是以实现公平正义、权利自由、和谐秩序为目标,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和法律方法为手段的政治行为之理;它也是一种尊重法律规则和程序,理性运用和有效约制权力,并根据法律进行思维的法治意识形态。对于传统中国以权力为中心的政治行为方式来说,强化意识形态中的法治之理,属于观念层面的变革。在思维过程中讲究法治之理,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法治化的先决条件。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需要用法治之理打量中国,为中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提供符合实际的理论支撑,进而把发现问题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思维方式常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