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鼎与铜鼓的社会文化功能比较--兼议技术传播、发展中的文化多样性

我国中原地区青铜时代的典型文物铜鼎,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少数民族地区青铜时代的艺术瑰宝--铜鼓,二者都是由新石器时代陶釜演变而成.它们在不同的文化土壤中,各自异彩纷呈,类型繁多.由于它们所处的时空不同,社会文化功能也不尽相同,前者在失去了作为权力象征的功能之后便成了历史文物,后者由于兼有乐器的功能,在失去作为权力象征的功能之后,回到了民众之中.至今铜鼓之声仍然回荡在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国家很多民族的村寨里,铜鼓文化依然是活着的文化.从铜鼎和铜鼓社会文化功能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技术传播、发展中的文化的多样性.     

铜鼓是东盟古代文化的共同载体

铜鼓广泛分布于中国南方和与之相邻的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及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铜鼓是这些国家和民族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中,通过各种形式的交往与融合形成的共同文化载体.     

壮侗语民族在东南亚的繁衍——壮侗语民族分布地域的考古学研究系列论文之一

东南亚的越南、老挝、缅甸及泰国境内 ,居住着侬、岱、老、泰、掸等民族 ,与中国的壮族语言相近 ,习俗相类 ,彼此有着同源异流的亲密关系。考古资料表明 ,早在旧石器时代 ,岭南与东南亚已有了文化上的联系。到了新石器时代 ,岭南地区的有肩石器随着其居民的西迁而传入东南亚各地 ,形成了以有肩石器为特征的文化圈 ;青铜时代又形成了铜鼓文化圈。说明东南亚地区的壮侗语民族先民是历史上从岭南的广西地区渐次西迁的结果     

铜鼓文化圈的演变过程

铜鼓文化圈是南中国与东南亚特有的文化现象,但不等同于铜鼓的分布区域,而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时空概念,中心与边缘的分布区域随时代变迁而变化,各时期铜鼓文化的内涵也不断变化,经历了形成、发展、兴盛、散播与传承的演变过程.     

“那”文化圈论

本文认为，在华南及东南亚地区广泛分布着冠以“那”（壮语：水田）字的地名，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称之为“那”文化，“那”地名分布的范围，称为“那”文化圈。在“那”文化圈中生活的主要是操壮侗语族语言的族群，包括中国的壮、布依、傣、侗、水、仫佬、毛南、黎，泰国的泰，老挝的老，越南的岱、侬，缅甸的掸等民族以及印度阿萨姆邦的阿含人。他们的主要文化特征是：语言同源，以稻作为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以“那”（稻作）为本的传统生活模式，使用双肩石器，制造和使用铜鼓等。文章还论述了“那”文化圈族群及其文化与汉文化及印度化的关系，“那”文化圈研究对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意义。     

铜鼓这壮观的乐器

铜鼓属古代青铜文化，是古代中国南方和东南亚的“国之重器”，学术界有“中原地区以鼎为尊，南方则以铜鼓为贵”之称。铜鼓从专作炊具的铜釜演变成敲击发声的铜鼓起，就奠定了其乐器属性。人们用击鼓传递消息，聚集族人抵御外来入侵，击鼓祭祀祖先，驱妖降魔等，虽然功能不同，但乐器的属性始终不变。     

台湾阿美族的"织树为布"工艺及其文化史意义

无纺树皮文化起源、发展的中心在华南、东南亚至太平洋群岛,是百越先民和南岛语族共同的文化遗产。亚太土著民族志丰富的土著文化遗存,不仅为认识人类服饰全史提供了新的视角,而且为认识华南、东南亚、太平洋土著民族史及文化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证资料。亚太土著地带的树皮布文化圈,突显了"百越—南岛"古今文化的源流及其共同体性质。     

老挝克木族铜鼓考察

克木族主要居住在老挝北部,是现今仍在"使用铜鼓的民族"。国内外学术界对老挝铜鼓情况了解甚少,通过对老挝馆藏铜鼓和克木族铜鼓文化的考察发现,老挝博物馆收藏有较多数量的铜鼓,这些铜鼓大多数为黑格尔Ⅲ型鼓,即中国学者所称的"西盟鼓"。老挝克木族地区经济发展缓慢,村社文化保持着封闭性、凝固性、稳定性的特征,尽管老挝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但铜鼓文化在克木族聚居区仍保存较好。目前,铜鼓仍被广泛地用于求雨、占卜星象、祈求丰收、祈福等各种仪式。     

“泛越文化”与“原越文化”论——试论中国百越文化与东南亚、大洋洲群岛周邻文化比较研究之理论框架

在中国古代百越民族和现代南方少数民族文化中,存在着许多与东南亚、大洋洲群岛等环太平洋周边民族相同的文化,形成了一个特点鲜明、共性突出的文化圈。因此,中外不少学者相应地提出了文化区域说。比如林惠祥先生50年代提出“东南区文化说”,将我国古代南方文化与东南亚古文化认同,认为有段石(石奔)和印纹陶是这个地区新石器文化特征;美国学者克娄伯提出“东南亚古文化区说”,认为中南半岛和东印度群岛在昔组成一个文化区域,其至今还保存着刀耕火种、梯田、祭祀用牺牲、嚼槟榔、高顶草屋、巢居、树皮衣、种棉、织彩线布、无边帽、戴梳、凿齿、文身、火绳、取火管、独柄风箱,贵重铜锣、竹弓吹箭、少女房、重祭祀、猎首、人祭、竹祭坛、祖先崇拜、多灵魂     

建国以来右江流域史前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建国后特别是 2 0世纪 70年代以来 ,右江流域史前文化遗址的考古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发现了较为丰富的打制石器、磨制石器和陶器等遗物 ,其文化特点较为鲜明 ,文化序列较为清晰 ,在广西乃至中国和东南亚史前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为驳正“莫氏线”理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右江流域是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史前文化起源的重要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