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传统”与“非个人化”——论艾略特的文学史观

作为新批评派鼻祖的T·S·艾略特在他最重要的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一文中试图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融合起来，提出了文学的“非个人化”特征，强调文学“传统”对个体作家所具有的决定性影响，并以此建构了他独特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评价标准，对推动20世纪西方文学史理论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为我们在新世纪的文学史建设提供了具体而深刻的启迪。     

试论茅盾前期的文艺思想(上)

茅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革命作家,而且是一位卓越的文艺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以后直到“左联”时期,他的文艺思想和理论批评活动,对于我国的新文学运动和创作实践都发生了重大的影响,起了显著的推动作用。因此,概述茅盾前期(主要指从“五四”运动到“左联”初期)文艺思想的发展以及他在文学理论批评上的建树.是有意义的。     

试论西方文学理论中新批评派的产生

试论西方文学理论中新批评派的产生徐世红新批评派是现代西方出现较早的、声势较大的一支文学批评流派。新批评又称本体论批评、本文批评、形式主义批评或美学批评，通常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由Ｉ．Ａ．瑞恰兹和Ｔ．Ｓ．艾略特在英国始创的。此后由Ｊ·Ｃ·兰索姆、Ｗ·Ｋ...     

从《文学理论》解读韦勒克的文学史观

被人称之为“批评家的批评家”的韦勒克,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是其毕生的事业。他的理论探索涉及文学本体,文学史,文学批评等诸多领域。《文学理论》是韦勒克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它从总体上对文学的定义,本质,功用,结构以及文学研究的对象和研究方法等问题上做了深入的研究。其中他所阐释的文学史观主张将回归“文学性”作为文学史研究的核心要...     

钱杏邨与早期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理论批评

中国早期无产阶级文学理论批评,概指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到1930年左联成立之前这段时间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批评。它直接地与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相联系,是“革命文学”论争这一文学思潮在文学理论批评方面的具体反映和实践。后期创造社成员郭沫若、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克兴等人与太阳社成员钱杏邨、蒋光慈等人的文学理论批评,代表着这一时期文学批评的理论倾向。其中,钱杏邨的文学批评活动最努力。钱杏邨写下大量的文学批评文章,并结集出版了《现代中国文学作家》两卷和《文艺批评集》一册,译介、研究外国文学的《力的文艺》一册,使他成了早期无产阶级文学理论批评的主将。     

应当重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建设

早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几位前辈学者就建立了“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陆续出版了几部颇有见地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专著。但它们大都只是从先秦诸子的文学见解,论述到清代各种流派的文学主张与理论批评活动。对于现代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情况,往往只字不提。“中国文学批评史”实际上也只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研究文学理论批评的历史,是为了总结、整理与继承这方面的遗产,为建设具有中国     

保尔·德曼的解构主义批评初探

保尔·德曼(Paul de Man,1919—1983)是美国解构主义批评学派耶鲁学派(Yale School)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解构批评家。在所谓的耶鲁四大解构批评家当中,他的影响最大、成就最高。德曼始终如一地运用了德里达(当代解构主义的创立者)的解构框架,并加以独创性的发展,建立了他自己的一套独特完整的解构理论。1971年,德曼发表了他的重要批评文集《盲视与洞见》(Blindness and Insight),被誉为二十世纪最杰出的批评著作之一,奠定了他在西方文学批评界的重要地位。1979年,德曼发表了他的另一部重要批评论文集《阅读的寓言》(Allegories of Reading),标志着他已经完整地建立了他的解构理论。     

生态批评、城市环境与环境批评

生态批评是劳伦斯.布依尔十余年来的研究重点。程相占提出有两种生态批评：一种可以称为＂生态文学批评＂,它是一种文学理论或文学批评;另外一种可以称为＂生态文化批评＂,它的主要目的是重新考察某种文化传统对于自然的态度、对于环境的文化构建。劳伦斯.布依尔则认为二者的区分并不明确,他从理论上总结了生态批评运动的主要趋势和几种研究方式,指出第二阶段的生态批评日益将其基础放置在＂环境正义（公平）＂的伦理范式上。程相占认为生态批评最初关心的是自然或自然环境问题,但考虑到城市和都市区域是最大的人建环境,＂环境批评＂这个术语包容的对象范围更宽广。劳伦斯.布依尔的主要著作之所以都采用＂环境批评＂术语,原因之一在于他对城市环境的重视,其研究与环境美学有着一致之处。     

论翻译文学批评———特殊性、批评标准与批评方法

翻译文学批评对于翻译文学来说,非常必要,但做起来非常困难。它与一般的文学批评有共通性,更有特殊性。它是跨越不同语言的文学批评,必须建立在语言学批评的基础上。一般的文学批评可以“得意而忘言”,翻译文学批评却应该是“言意兼顾”,应该将语言学批评与关学批评结合起来;细节批评与总体批评结合起来;特殊的批评角度与全面公正的评价结合起来。为此,翻译文学批评应该有一定的标准。对我国翻译文学而言,“信达雅”是基本标准,“神似”、“化境”可以作为最高标准。在批评方式方法上,对同一原作的不同译本的比较批评,即译本比较批评,在翻译文学批评中是一种重要的、行之有效的批评方式。     

由极端到折衷的形式主义批评

形式主义批评是20世纪60年代以前西方文学批评最重要的批评流派,这些形式主义批评流派都以文学文本的语言结构形式为批评客体,以此探索文学的价值和意义.从俄国形式主义到新批评再到结构主义,对文学语言形式的探索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不断深入、不断综合.俄国形式主义以文本形式为绝对中心,排斥一切形式之外的因素;新批评较之采取相对折衷的态度,虽提出文本中心论,但并不完全摒弃历史的范式,承认作为语境的历史文化知识对于文学批评的必要性;结构主义批评由于直接受到了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研究焦点由文本扩展到潜藏在文本之后的宏观文学传统及读者的"文学能力",研究视角大大拓宽,研究立场也比新批评更加包容.     

论麦克尔·怀尔丁的文学批评观

麦克尔·怀尔丁是澳大利亚著名的“新派”作家,也是澳大利亚“新左翼”文学批评的代表人物。他主张重拾作品的社会政治意义;反对“新批评”将文学作品与社会政治语境隔绝的做法,主张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对话;摒弃“新批评”僵化而冷酷的形式主义,强调对“人”的关注;认为“新批评”学者撰写的文学史过于狭隘,主张重写激进文学史。     

杜夫海纳现象学批评理论二题

杜夫海纳现象学批评理论是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批评的重大成果.文章主要考察和研究了杜夫海纳关于文学批评的模式和文学批评的功能的思想,指出杜夫海纳一方面反拨传记批评和心理批评,另一方面又反拨新批评和结构主义批评,最终在存在论哲学洗礼过的现象学基础上创建了一种自成体系而又独具特色的文学批评新理论.     

《中国的文学理论》绪论

为了清楚阐述本书所讨论的对象、性质和范围,首先,我认为应该对各种不同种类的文学研究加以确切的区别。一般认为,文学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两个主要的分支——文学史和文学批评——虽然有时也可分为三类: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这后一种分类中的文学批评,实际上是指实用批评。尽管这一说法还未得到普遍的承认,许多作家还在继续以“文学批评”这一术语来概括理论探讨和实用批评。我却认为应该保持二者的区别,而把它们都看作是文学批评的再划分。然后,就理论性批评来说,在文学理论(the—     

漫谈女权主义批评

所谓女权主义批评,即意从女权主义角度对文学进行重新评判。它是近二、三十年欧美文坛上具有强大势力的文学批评流派。它以性别和权力为中心议题,以打破传统文化性别歧视的束缚、确立女性真实的自我形象、建构男女两性平等的文学史为目的,向二十世纪文学提供了全新的批评视角、广阔的文学视野和富有革命性的批评方法。 女权主义批评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两部女权主义的经典著作。一是法国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ior)的《第二性》(Le Deuxi~me Sexe,1949),二是美国贝蒂·弗里登(Betty     

纽约学派文化批评研究综述

纽约学派是指20世纪30年代末期至50年代中期,一批活跃在美国最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纽约、聚集在美国现代文坛影响最大的学术刊物之一《党派评论》周围的文学批评家群体。这些纽约批评家以其坚守的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化批评事业,形成了一个与美国新批评派并存的批评家集群。关于纽约学派的研究,既是对美国新批评派的共时研究,也是对西方文学批评思想的进一步考察。     

纽约学派文化批评的三个维度——以美国新批评派为参照

纽约学派以其坚守的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化批评事业,形成了一个与美国新批评派并存的批评家集群。关于纽约学派的研究,既是对美国新批评派的共时研究,也是对西方文学批评思想的进一步考察。纽约学派秉持了文化激进主义的精神内核,力主马克思主义批评与现代主义文学的结合,扮演了美国知识阶层的核心角色。他们恪守知识分子身份,坚持独立思考和独立表达,关注文学的伦理向度和审美价值,主张文学批评必须介入历史。他们要改变美国文学复兴为党派政治和形式美学所干扰的现状,在传统美国文学的重新发现和现代欧洲文学的艺术创新的基础上创建新的美国文学。     

《传统与个人才能》与艾略特的文学史观——兼与“新批评欠缺历史观念说”商榷

新批评是一种属于自律论范畴的文学批评模式,长期以来,理论界几乎形成了一种共识,认为它仅擅长共时研究而欠缺历史观念,并以此咎病它不能或不宜作历时分析,其实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作为新批评派鼻祖的T S艾略特在其最重要的论文《传统与个人才能》中,就试图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融合起来,强调文学“传统”对个体作家所具有的决定性影响及对文学史发展的推动作用,还提出了“外部权威”的文学史评价标准。这些独特的文学史理论,推动了20世纪西方文学史理论的发展,也为我国新世纪的文学史学建设提供了具体而深刻的启迪。     

瑞恰兹与新批评

到底谁是新批评的最佳代表人物 ?这一直是理论界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我们认为 ,瑞恰兹是 2 0世纪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和批评家 ,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的创立者之一。他的《文学批评原理》、《科学与诗》、《实用批评》和《修辞哲学》等著作 ,奠定了新批评的理论基础 ,并对 2 0世纪的西方文艺理论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他的“两种语言用法”和“语境说”等语言学理论 ,被认为是新批评的重要理论来源。新批评方法实际上就是瑞恰兹的语义学理论在文学批评领域的具体应用 ,因此 ,在挑选新批评的代表人物时 ,我们选择了瑞恰兹     

批评化不是中国文学理论的出路——对文学理论研究一种走向的价值审视

文学理论批评化是导致文学理论危机的重要原因,因为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理论并不属于同一个学理层面。搁置文学基本理论研究片面发展文学批评理论,导致文艺学学科的知识化、浅层化和无序化。以方法论代替本体论研究,使“片面的深刻”相互否定,耗尽自己,最后只好走出文学的边界。促成文学理论批评化固然有文学理论自身的原因,但最主要的还是由于文艺学学科的体制化,学术研究功利化、市场化。因此,仅用二十年时间走完欧美百年之路恰是中国文学理论的幸运:消化不良才中毒不深,改弦更张还有余地。在加强文学基本理论研究的同时,应有选择地借鉴欧美文学批评理论的成果,发展自己的批评理论,形成文艺学学科各部类共谋和谐发展之路。     

创造善意的空间：让批评在不断的自我转型与调适中进步

近些年来,文学批评一直饱受诟病,批评的形势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峻。正如没有十全十美的文学一样,也不可能有十全十美的文学批评,我们需要从关于文学以及文学批评的虚幻乌托邦中走出来,才可能更为理性、更为客观地面对今天的文学批评。正是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我们组织本学科博士生对当下的文学批评进行了深入而严肃的讨论。这里既有对于当下整体批评状态的判断,又有对各种批评问题的分析。我们并不急于简单地对各种批评现象盖棺论定,而是试图从学理层面讨论其背后的深层机制。比如对于“酷评”,我们既对其正面的价值进行了肯定。又对其危害性进行了剖析,更从文学史、社会心理和制度层面揭示了“酷评”的发生机制与心理机制,这显然比简单的是非评判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