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区治理: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

乡村权力结构的一系列演变为农村社区治理提供了可能实践空间.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从"统治"行动向"治理"实践的转型,其实质就是要打破"国家强制权"作为唯一管理力量和单一权力中心的现状,实现治理主体的多中心安排与合作机制建构.新型治理机制的建构不仅能保证乡村权力结构多元化后新组织架构的高效运行,而且还能进一步夯实农村社区治理必需的社会根基,进而实现农村社区的"契约性整合".     

多中心治理视阈下民族社区治理模式的优化

民族社区治理已经成为一个现实的、复杂问题。西藏作为典型的多民族集聚区,已经探索出不少小范围成功的民族社区治理模式,但总体上还未形成系统的运行机制。多中心治理理论相较于传统治理理论,具有多元、网格、互动和协作三个方面的特征。沈阳、江汉及上海模式分别采用自治为主导、行政和自治协作以及行政力量为主导开展社区治理工作,给西藏民族社区治理提供了一些启示意义:第一,参与主体多元化,创建协商共治式社区;第二,精准定位民族社区,释放社区抓手作用;第三,转变政府职能,淡化行政力量干预;第四,打造民族互嵌式社区,促进民族共融;第五,完善社区基层治理制度,保障社区治理有序运行,从而有助于优化西藏地区民族社区模式。     

社区"共治"中的冲突与协调

推动社区自治、促进社会发育曾经是20世纪90年代社区建设运动的主流话语.但在实践中,持续向下延伸的行政权力、不断介入的市场力量和逐步生长的社会力量在社区空间相互交织,使得社区"共治"成为当前社区治理的基本状态.在共治格局中,各个治理主体的利益取向、权力位阶以及治理逻辑差异明显,政府的行政权、居民的自治权、市场主体的经营权之间的冲突十分常见.因此,建立各治理主体新的合作模式,即明晰三者的权力和职能边界、确立共同的内部规则体系、建立群体利益与社区共同利益的协调机制,是化解冲突,在共治状态下提升社区治理水平的基本路径.     

"重心转移"视角下城市社区治理特征研究

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社区下移,意味着改革开放前以单位这个工作空间为重头戏的社会管理在改革开放后向以社区这个居住空间为根基的社会治理转变.有别于过去以行政指令为整合手段的国家单一管理模式,现代城市社区治理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以及主体间互动关系的异质性,且明确社区治理共同体是以对话协商为主要整合手段,以社区党组织作为刚性整合力量以及以社区认同感、信任感和归属感为表征的共同体意识作为柔性整合力量.从"重心转移"视角比较发生在不同空间场域里两种社会管理的差异性,对于深刻理解现代城市社区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社区治理结构变迁与业主委员会的发展环境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变迁在总体上呈现出由街居制向社区制转变的实践轨迹,其特征主要表现为从一元走向多元,从管控走向服务与契约。社区治理主要在于社区各主体使用公共资源,采取协商、合作与沟通手段,塑造公共权威。当前,以业主委员会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已成为城市社区治理结构中的重要变量。一般认为,在成立业主委员会的商品房住宅小区中,随着业主委员会的出现,小区(社区)权力的重构与再形塑便更加活跃与突出,当然,这种权力变革既有国家制度安排的设计,又有来自市场的培育诉求,更有公民社会的争取与抗争。     

城市社区治理及发展走向

城市社区治理是促进我国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课题。当前,城市社区治理在主体的权责、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社区自治的居民基础等方面,存在着社区治理主体单一、社区居民委员会角色错位、社会中介组织管理工作困难、社区居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不够等问题。应对这些问题,可以在培育多元化社区治理主体、构建多元互动的网络型政府权力运作方式、为居民参与提供制度保障、促进社区治理的制度创新等方面取得突破,使创新的社区治理模式成为促进城市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的政府职能转变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面临新问题、新风险情况下,提升党的执政能力与政府治理能力的重大举措,是治国理念从统治、管理向治理转变的过程。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现了多元化的治理主体与多中心协作的治理模式,在治理实践中,政府等公共权力受到法制规范与约束,市场与社会作为国家治理的补充力量得以增强。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根本目标与总体要求,政府职能转变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也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基本路径。     

论中国式协商民主的分层建构

协商民主致力于建立多主体间平等沟通的平台和机制,使人们在浓厚的民主参与体验中实现个体偏好的转变和汇聚,而非简单甚至粗暴的"被代表"和"被聚合",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协商民主实现了对传统民主形式的超越。作为一种民主范式,中国式协商民主应基于系统性和统驭性的视角,通过顶层政治构建重塑协商民主的制度基础,中层政策创制提升协商民主的主体效能,并以基层治理民主开辟协商民主的实践进路,从而以多元化、多中心的社会治理模式有效应对现代异质性社会的复杂治理需求。     

社会工作参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实践策略与行动逻辑——基于“情感—关系—行动”解释框架的分析

基于“情感—关系—行动”逻辑的治理共同体解释框架，以G省拆迁安置S社区社会工作实践项目为案例，运用参与式行动研究和反思社会工作力量参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实践策略与行动逻辑。研究发现：社区情感倦怠、主体关系异化与集体行动缺失制约着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围绕共同价值生产、主体关系再造和集体决策共识的社会工作实践破解了上述制约，激活了社区共同体建设活力，强化了基于平等的多元主体协商合作和行动协同；实践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以“完全在场—选择在场—隐形在场”的行动逻辑推动社区逐步形成多元社会力量协同共治的局面，赋予社区内在的治理潜能和治理动力，推动社区形成稳定性、持久性、独立性和常态化的治理模式和结构，回应了社工机构撤离后的社区治理成果巩固难的问题，推动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     

从自主自治到复合共治的逻辑演变

社会治理是自主自治与复合共治的统一安排。一方面,资源和权力分散于多中心的组织体系中,可因地制宜地自主处理管辖范围内的事务;另一方面,分散的主体可联合起来共同处理复杂的事务。为应对复杂的公共事务所带来的挑战,多元化自治单位主要通过问题建构、组织化、规范化、网络化、政府职能的发挥和冲突的协商演绎来实现由分散自治向复合共治的转化。在政府的认可和支持下,自治单位在保持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通过整合政府的、社会的和市场的资源,以及通过结成多元化的伙伴关系,构建一种网络化的治理结构。     

社会治理现代化视角下协商民主发展路径探析

协商民主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形式.在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应积极推动协商民主主体多元化、方式多样化、程序规范化、决策科学化的工作.以培育公民意识为基础,不断提高协商主体的协商能力;以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建设为重点,构建多元主体协商共治的现代社会治理结构;以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为突破,构建现代社会治理体系.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特征与目标模式

第一,行政体制改革：善治与社会和谐。现代化的发展、和谐社会的建设离不开高效、协调的政府管理。治理理论认为,政府并不是国家唯一的权力中心,公共事务的解决之道在于“多中心治理”,即一系列来自政府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多中心治理强调的是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及主体间的协同与合作。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是这样界定的：     

“多元”对“一元”的否定:村庄“多元”治理模式及其构建

村庄"多元"治理模式是与"一元"治理模式相对立的一种模式,是以"多元化"治理权力为基础,以"多元化"治理主体为核心,以"多元化"治理资源为桥梁,以"多元化"治理手段为途径的一种村庄治理模式.要建立理想的村庄"多元"治理模式.就必须根除实践中存在的立法、行政和经济文化三大障碍.同时还要着力构建"多元"治理权力和治理手段的合法性机制和协调机制;构建"多元"治理主体和治理资源的培育机制和协调机制.     

多中心秩序视角下的业主集体维权现象分析

近年,业主集体维权事件此起彼伏,从治理理论倡导的多中心秩序视角下来分析,面对利益受损以及力量的单薄,业主越来越多的盲目地采用集体维权的方式来维护权益.作者认为,加强业主组织建设,借助制度化的外部力量,实现社区治理主体之间力量的均衡是社区走向有序的必由之路.     

论博客社区中公共领域的理性缺失

政治宽松化、文化多元化、信息数字化的时代,孕育了脱离权力控制的人际交往空间和展开公开讨论的人际交往模式--博客社区.在大众传媒受权力机关把持、与利益集团合谋成为公共领域的颠覆力量之时,博客社区被视为建构公共领域的理想场所.但是,从公共领域的三个要素--主体、媒介、共识来考虑,会发现博客社区中公共领域的现实建构缺乏理性基础.     

对基于政策网络视角下的社区治理困境的思考

社区治理存在着治理理论所揭示的政府治理能力不足的问题,并引发治理失灵现象,其问题的结症在于政府在社区的治理过程中能力的有限性,忽视了社区其他社会行动者的资源、能力和作用,社区不能充分积聚和利用更多的社会资源形成新的社区治理能力,难以满足社区多元化的社会主体的日益多样化的社会需求。解决社区治理危机,以政策网络为途径,充分发掘和重视政府之外的诸多社会主体资源和力量,克服社区科层治理的弊端,以适应复杂多变、多元差异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中的社区多元化的主体需求,满足通过多元的努力解决公共问题,实现社区公共事务有效管理的目标预期。     

多主体多中心的社会治理与发展模式

治理与发展相互交织和贯通构成当代社会生活的基本主题.在面对新的问题和矛盾中,传统的治理模式与发展道路都遭遇了困境.作为一种回应,实践中出现了多主体、多中心的治理发展模式的探索.它突破了以往单主体的行动格局,强调了张扬主体性以及民众的有效参与;它也冲击了单中心的权力结构,突出了交互主体性以及以民众为中心的治理模式.这种探索具有方向性的意义,其推广则需要更广泛的观念和制度变革.     

多元协同与多维吸纳:社区治理动力生成及其机制构建

强大的治理动力是社区治理有效并走向善治的保证与必然要求。协同治理理论为社区治理动力研究提供了崭新的分析视域,多元主体的协作共治是社区治理动力生成的根本途径,而其中核心主体的主导作用有助于社区力量的有机整合。当前社区治理实践的主体参与不平衡、主体权责关系异化和协同机制不顺畅的多元协同不足造成了社区治理力量构成较薄弱、治理主体力量难发挥和治理动力合力难形成的治理动力困境。因此,需要构建矛盾问题、价值理念、制度机制、组织动员的多维吸纳机制以促生社区治理动力生成。     

"多元主体治理"的科学发展路径与我国的乡村治理

乡村治理在客观事实上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但乡村治理的主体是谁的问题却没有标准的答案,是乡镇政府?是村民群众?还是乡村精英?或者是几者的结合?研究者们见智见仁.在我国农村应倡导"多元主体治理"的科学发展模式:一是乡镇政府不再作为惟一的治理主体和权力中心,但又是绝对不能缺少的治理主体;二是村民组织和村民代表等可以作为独立的主体;三是乡村精英发挥自己的力量积极参与乡村治理.     

森林资源参与式社区共管治理模式的构造

森林资源参与式社区共管是社区村民、政府、非政府组织、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森林资源经营、管理和保护的治理模式.参与式社区共管沿袭治理理论的价值和精神,推动着传统封闭式、排外式的森林资源管理模式的变革,力图构建参与、分权、多中心的森林资源管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