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准扶贫中的博弈关系与矫正策略

精准扶贫是新一代领导集体关于贫困治理的新思路和新方法,是当前我国反贫困工作的高层战略。然而,精准扶贫在实施过程中因存在着多方利益主体间不间断的利益博弈,使得精准扶贫相关政策的实施出现了"异化"。精准扶贫中的贫困者与非贫困者、上下级政府、村委与地方政府、贫困户与地方政府等主体之间存在的非均衡的零和博弈与负和的非零和博弈关系说明,构建多元的精准识别体系,完善精准扶贫考核机制,推动精准扶贫方式由"项目"扶贫向"主体培育"转变,是扶贫资金得到正向效应的有效策略。     

政和县农民合作社推动精准扶贫的实践与思考

农民合作社是精准扶贫的重要载体,在政和县精准扶贫中占据重要作用。从政和县的实际出发,分析政府、合作社和贫困户在精准扶贫过程中的参与目标和参与方式,总结农民合作社在精准扶贫实践中存在着主体利益关系不协调、合作社脱贫带动有地域性以及政府支持力度弱等问题。建议加快建立参与主体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推动合作社品牌建设,强化政府激励机制。     

巴中市精准扶贫的实践探究

巴中市是四川省的一个边远山区，是精准扶贫的重点地区。巴中市在精准扶贫工作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实行巴 中式大摸底，贫困户识别更精准；二是实施六大扶贫措施 ，项目开展更精准；三是动态管理扶贫资金，资金使用更精准；四是推 进“五个一批”工程，措施到户更精准。巴中市的精准扶贫工作取得一定成效，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如部分贫困户的脱贫主动 性不足、乡风不文明的现象比较突出、扶贫资金的管理有难度、产业发展还不够科学等难题。针对扶贫工作存在的问题，通过 精准扶贫来引领扶贫工作的创新，制定有效对策，如激发贫困户的脱贫动力、重视文明乡风的建设、精准产业项目的引进、精准 扶贫资金的使用，奋力夺胜脱贫攻坚战。     

双向嵌入:社会组织精准扶贫的策略研究——以S市政府购买社工服务扶贫为例

近几年,随着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兴起和社会组织在地方治理中的作用不断提升,用社会组织解决贫困问题成为专家学者争论的焦点。目前政府在精准扶贫过程中,由于专业性不强、能力有限等原因,造成于扶贫人口的识别不足、资源利用不当、专业性不强等现状,而社会组织的专业能力正好可以弥补政府的不足,因此社会组织参与扶贫成为必然。本文以S市政府购买扶贫服务为例,从"嵌入"视角出发,面对我国本土社会组织发展处于初级阶段,在造血能力不足、专业性有待提高的现状下,一方面通过制度嵌入和关系嵌入路径,获取合法地位和资源支持等。另一方面,通过关系嵌入、认知嵌入和资源嵌入等形成互动逻辑嵌入到扶贫地区中,以期达到精准扶贫。这种"双向嵌入"的模式,为我国精准扶贫工作提供了一种新型策略,有利于提高我国精准扶贫工作的效率。     

精准扶贫进程中的事权与支出责任问题研究

从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视角审视我国精准扶贫进程发现,各扶贫主体职责范围尤其是精准扶贫交叉事权缺乏明确界定,将承担扶贫支出责任与履行扶贫事权混淆等同,在中央政府各职能部门以及中央与省及以下各层级政府两个维度,存在精准扶贫事权与支出责任不相适应问题。为确保我国精准扶贫战略实效,应处理好政府职能定位,在中央政府各职能部门横向层面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纵向层面,建立扶贫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财政体制。     

全面质量管理视域下的精准扶贫

全面质量管理理念和方法在政府管理领域的运用可以克服政府在公共品或服务供给中回应不及的问题,提高公共品或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实质上,精准扶贫是政府为了改变处于困境中部分公民提供基本生活条件,以便他们摆脱不利处境,提高其生活质量的系统工程.既然精准扶贫成为政府干预的领域,就可以将全面质量管理理念和方法引入其中,借此来提高精准扶贫的质量.     

精准扶贫:现实挑战与路径优化

当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为确保全国人民在2020年一道迈入小康社会,我国在扶贫领域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政策及措施.研究发现,精准扶贫在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考核方面面临着诸多现实挑战.针对这些挑战,提出了应从优化扶贫对象识别机制,整合扶贫资源形成扶贫主体多元化格局,通过金融扶贫和产业扶贫的有机结合实现金融精准扶贫的成效精准,完善扶贫绩效监测机制等四个方面进一步完善精准扶贫工作机制的路径,以确保精准扶贫政策的实际成效.     

农民合作社在精准扶贫中的作用机制研究

结合世界银行与国家扶贫办合作开展的第六期扶贫项目实践,对项目中形成的农民合作社扶贫结构和逻辑进行了分析和探讨,重点研究了农民合作社实现精准扶贫的作用机制。“政府—市场—社区—合作社”四位一体的扶贫模式,可以促进政府、市场、社区扶贫资源与合作社对接,吸纳和再造贫困农户自有资源;通过发挥合作社这一重要载体的作用,增强贫困农户的自主发展意识和话语权,形成一种贫困农户资产收益长效机制,转变产业链中贫困农户的角色与分工,提高贫困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实现扶贫精准对接,推动长效扶贫机制的形成。     

新时代精准扶贫的实践困境及治理路径

新时代扶贫开发方式创新转变是精准扶贫的重要实现路径。当前，我国精准扶贫实践困境主要表现在精准识别偏离、精准帮扶错位、精准管理缺位和与之相关的精准考核不完善等4个方面，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经济和文化深度性贫困以及政策执行主体面临双重压力、公共品供给错位、市场失灵的政府缺位等国家治理不足等。为此，在脱贫攻坚的最关键阶段，需要重点聚焦深度性贫困问题，从完善精准管理机制，提升帮扶政策精准度；强化力量集成，提升基层扶贫治理能力和水平；激发扶贫对象内生动力，提高其自我发展能力和积极性等方面增强精准扶贫力度，有效实现精准扶贫的常态化，确保2020年全面脱贫目标的顺利实现。     

精准扶贫、信息共享与贫困农户金融服务创新 ——以张家界金融产业扶贫为例

精准扶贫的特点在于对贫困户的精准识别与信息共享,并以此降低金融机构向贫困农户获取信用的搜寻成本,为贫困农户提供金融服务创新奠定了新的基础.精准扶贫将贫困地区的贫困农户识别出来,集合为贫困户数据库,在此基础上与农村的社区信用结合形成了基于精准扶贫的信息共享机制,从而扩大了农户的信用范围,提高了贫困农户的金融缔约能力,降低了贫困农户企业家行为的成本,为提高贫困农户的自生能力创造了有利条件.     

精准扶贫与国家减贫治理体系现代化

从历史的长时段视角来看,“精准扶贫”是中国国家减贫治理体系因应新时期减贫形势变动和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时代呼唤”所做出的战略调整,也是国家减贫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提升的过程。其突出特点在于以“减贫大数据”为基础,综合运用政府、市场、社会三种机制、三种资源,将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的发挥与全面深化改革相结合,系统性地改善贫困地区、贫困社区和贫困人口的内生发展动能。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扶贫开发战略思想的指引下,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基本方略,国家减贫治理体系经历着密集的调整,在信息汲取能力、政治保障和制度保障能力、综合回应能力、资源动员能力以及政策执行能力等诸方面都有显著提升。在未来的脱贫攻坚实践和共同富裕征程中,中国国家减贫治理体系将不断完善,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     

精准扶贫脱贫攻坚中社会保障兜底扶贫研究

2015年11月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提出实施"五个一批工程"。其中,针对完全或是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通过社会保障来实现兜底扶贫。社会保障兜底扶贫是一项系统工程,相关参与主体基于扶贫开发与社会保障整合联动,通过资金筹集、精准识别、保障发放与监督管理等途径保障目标人群的基本生活。在精准扶贫脱贫攻坚中发挥社会保障兜底扶贫作用,需要继续完善农村贫困地区社会保障制度,优化社会保障兜底扶贫机制设计,健全贫困地区社会保障筹资机制等。     

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扶贫开发与低保政策的有效衔接

扶贫开发政策和低保政策是我国政府主导实施的两项重大民生工程。扶贫开发是贫困地区首要的民生工程,最低生活保障是特困群众基本生活的最后一道防线。作为农村反贫困的两项基本制度,从政策取向来说二者有一定区别,但它们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在新阶段应注重二者的有效衔接,以充分发挥扶贫开发与低保“两轮驱动”反贫困的整体扶助效应。提出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脱贫效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目前扶贫开发政策和低保政策的有效衔接,应发挥政策合力;衔接的核心又在于“瞄准”贫困,应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建立精细化的管理和考核体系。     

精准扶贫视域下的产业扶贫实践与路径优化——精准扶贫绩效提升机制系列研究之三

产业扶贫是我国脱贫攻坚战中的主要脱贫模式之一。文章梳理了我国产业扶贫的发展进程和主要模式,认为我国产业扶贫实践虽然取得了显著的减贫脱贫成效,但是仍然存在产业趋同、贫困户参与机制和利益分享机制缺乏、绿色生态保护有限、风险抵抗机制不健全、科技投入不足等方面的问题,在深入阐释精准扶贫方略和产业扶贫实践的相互关系以及精准扶贫方略对产业扶贫实践的新要求后,指出了注重政策规划对产业发展的协调作用、建立有效的利益捆绑机制与精准共享机制、重视风险保障机制的建设及研究、通过绩效考核有效监督生态绿色与产业发展的结合、结合互联网＋、大数据等高新科技的产业扶贫实践优化路径。     

脱贫攻坚的成效考量与示范意义

为进一步衡量地区脱贫攻坚的实际成效和居民生活品质,利用2019年安徽省岳西县有关数据,构建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评价指标体系,分析当地脱贫成效,总结精准脱贫提升居民“三感”的示范做法。研究发现:该地居民获得感和幸福感较弱,收入、物价、医疗等方面有待改善;而居民安全感较强,工作感受、居住条件等满意度较高。据此构建提升居民“三感”的长效机制,对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乡村治理转型与农村精准扶贫

精准扶贫为当前中国农村的反贫困提出了新的战略,也成为脱贫攻坚阶段国家的一项政治任务,在乡村治理的转型过程中如何使精准扶贫与农村社会的政治生态相适应已成为决定农村减贫成效的决定性因素。鉴于此,本研究从乡村治理中治理方式、治理主体、治理社会环境、治理单元、治理动力等方面的转型来阐述对于农村精准扶贫的影响。面对转型的影响,必须进一步提高项目实施的科学性,加强对于扶贫资源的监管,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与社会救助,推广网格化的精准扶贫治理模式,大力提高贫困村专项扶贫资金额度,从而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如期脱贫。     

论中国非政府组织的扶贫机制建设

针对当前在世界反贫困领域内不同程度存在着的政府失灵、市场失灵现象，提出除了利用政府、市场机制之外，还必须寻求社会机制。论述了中国非政府组织在扶贫攻坚阶段扶贫机制构建的必然性及实然状态，包括参与机制、瞄准机制、传递机制、项目管理机制、监测与监督机制、合作与交流机制，同时指出了中国建设非政府扶贫机制的策略选择。     

福建省贫困人口空间分布、致贫因子及扶贫路径研究

根据2013年福建省贫困人口县域分布数据,福建省贫困发生率空间分布总体呈现出以东南向西北方向增强的特征,地区间的贫困程度和贫困人口规模分布不均,尤其在山海之间表现得极为明显。以贫困发生率指标作为贫困人口空间分类依据,将福建省划分为消除贫困区、轻度贫困区、中度贫困区、重度贫困区和贫困重灾区等5个类型贫困区,针对存在贫困问题的区域进行研究,并着重分析轻度贫困区、中度贫困区、重度贫困区和贫困重灾区的主要致贫因子,归纳总结出相应的支出型贫困、战略型贫困、区域型贫困和产业型贫困等4种贫困类型。据此,基于区域贫困瞄准视角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扶贫路径:(1)完善贫困救助制度,提高风险抵抗能力;(2)发挥区位优势,转变发展战略;(3)全方位多维度切入,构建组合扶贫模式;(4)完善升级产业布局,调整优化经济结构。     

行动者导向视角下精准扶贫的地方实践研究——基于对山西省的调研

基于对山西的调研,采用行动者导向的视角,发现精准扶贫在地方实践中呈现非线形过程,相关行动者出于自身立场对其进行着解构。从实施扶贫的帮扶者的角度看,精准识别的标准偏离了农村实际,而科层制的检查束缚了基层干部的能动性,同时,由部门及个人利益考虑导致的扶贫干部调整对扶贫产生负面影响。从遭遇扶贫的被帮扶者的角度看,扶贫干预带来负向激励,针对贫困户的多头政策优惠使"贫困"与"非贫困"的差异得以建构,而贫困是由更宏观的结构因素所致,单靠扶贫不足以一劳永逸。亟需将不同行动者在精准扶贫中的认知、行为及其影响纳入研究视野,使宏观政策和微观实践实现更好的互动。     

论精准扶贫中的“思想扶贫”

精准扶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任务的重中之重。当前,精准扶贫攻坚战已经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但实践中部分农民呈现出的消极脱贫现象,也有必要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就要求精准扶贫必须重视思想扶贫。思想扶贫就是从农民启蒙的角度,祛除"贫困文化"对贫困农民的制约和束缚,改变贫困农民安于贫困、不思进取的思想观念,培育贫困农民积极脱贫的主体性意识,从而帮助贫困农民而不是代替他们脱贫。思想扶贫应当注重"循序渐进"和"润物无声",应该在厘清思想扶贫目标人群的前提下,从硬件、软件两方面着手积极推进;同时,作为思想扶贫的主体,帮扶干部应该在精准扶贫中正确认识思想扶贫,持之以恒地打好这场攻坚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