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章到美文:现代散文文体的创立

从“文章”到“美文”一脉相承的是“深于取象”的艺术思维、“藻饰”“美言”的审美观念、发愤抒情和通脱适己的创作心态与美学风格、“随物赋形”的艺术追求。现代人把中国现代散文界定为“美文” ,形成文学散文、个性艺术和自由文体的观念 ,是对传统文学观的继承、突破和发展 ,体现了浓厚的民族色彩和现代色彩。     

"女性文学"还是"性别文学"--"女性文学"及相关概念辨析

与“女性文学”相关的概念有“妇女文学”、“女性写作”、“女性主义文学”、“女性意识”,它们既相互联系,又有各自的特定内涵。目前批评界对“女性文学”的理解存在狭隘化倾向,不能涵盖批评对象的范围,因而应在“女性文学”之外再加上“性别文学”。“女性文学”以女性作家创作、作品为对象,探寻其审美特性。“性别文学”则不管作家的自然性别,用社会性别理论对文学中存在的社会性别权利关系进行清理。     

20世纪公安派文论研究

“公安派”是晚明时期反对前后七子复古主张、高举“性灵”大旗的一个重要文学流派 ,他们以“性灵”为核心 ,主张文随世变的发展观 ,强调诗文创作“真、质、趣”的标准 ,提倡文学宜今宜俗之说 ,高度评价小说、戏曲和民歌等通俗文学 ,成为其后性灵文学发展衍变的思想和理论根据     

东南亚华人文学的"望""乡"之路

在东南亚华人文学当中,作家出于对自身华人血统或传统的认同,在创作上都把中国,作为了“乡”的想象,以此表达他们对自身身份和未来身份的探望与期望。但同时由于土生华人、华侨、华人与华裔的身份差异,他们笔下对“乡”的想象亦因此呈现出各自的特点。     

"现代性"、"现代性体验"与"文革文学"

本文认为,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直接影响到“文革文学”研究的深入。引入“现代性”视域,重视现代性的体验层面,不仅凸显了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中的“20世纪文学”整体观,并突破了已有的文学史叙述模式,而且,还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文革文学”的基本特质。     

"集团化"倾向与30年代文学的"公式主义"

30年代政治文化语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群体性”氛围与“群体性”效应。30年代文坛创作上的“公式主义”现象,与30年代文学群体普遍呈现出的“集团化”倾向有着直接的联系。在整个20世纪文学发展中,在一些特殊的历史年代,文学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和标语口号化曾盛行一时,这都与当时的政治文化语境密切相关。     

"土""洋"并举:"先锋派"与"新写实派"的文学景观

20世纪 80年代 ,我国新时期文学出现了两种创作倾向 :“先锋文学”和“新写实文学”。它们带来的是一场革命———形式和内容上的革命。但同时也表现出一种文学的浮躁。     

文学思潮视野中的启蒙话题--论"五四"文学的启蒙现实主义

启蒙现实主义作为现实主义文学的一种重要形态 ,在我国“五四”文学中有显著呈示 ,这与“五四”启蒙文化思潮密切相关。“五四”新文学作家群体的创作从不同层面体现了启蒙现实主义的特色 ,而作为启蒙主义思想家的鲁迅更是提供了此类创作的典型范式。这一重要文学思潮现象 ,值得认真总结与思考。     

论"开明派"的"真诚"文学观

20世纪20年代,出于对文学自身本质和价值的理解,也出于对时代特征和时代任务的把握,开明派作家提出了“真诚”的文学观念。它修正了文学研究会“再现”说和创造社“表现”说各自的理论偏执,既体现了对社会的人文关怀,符合启蒙时代的社会吁求,也更能揭示文学的本体意义,从而实现了文学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的统一。这种文学观念的独特内涵和价值在于,它从“立人”的角度,揭示了文学从作者到作品、从题材到风格、从创作到批评的内在关联和核心要素。     

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变革经验——以“莫言与当代中国文学创新经验研究”丛书出版为中心的讨论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文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已经成为世界文学的重要构成部分。张志忠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变革经验”是对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文学发展所做的一个抽样研究,该项目结项成果“莫言与当代中国文学创新经验研究丛书”(9种)以莫言的文学创新道路为中心,揭示其与新时期文学和百年中国乡土文学的内在联系,全方位拓展了莫言研究空间,深化了对中国当代作家和当代文学进程的研究,有助于世界进一步了解莫言等中国作家。世界性与本土性的文化交汇、新时期文学和百年中国乡土文学的进一步助推,是莫言创作变革创新的内在条件,也是他走向世界、获得世界声誉的重要原因。今年是莫言先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0周年,丛书出版对纪念莫言先生获奖具有特别的意义,但更重要的是以“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为契点,探讨莫言文学道路的发展与流变,分享莫言创作与中国文学变革的历史经验。     

地域特色与艺术拓新——2022年黑龙江儿童文学创作与实践

2022年的黑龙江儿童文学创作，秉持着儿童性、时代性与地域性的创作底色，以塑造中国美好儿童形象为创作旨归。较之上年，黑龙江儿童文学的文体类型更为丰富多元，成长小说取得新拓展，动物文学“走出去”成果卓著，图画书、儿童散文等发展相对薄弱的文体取得新突破，整体面貌呈现文体均衡的发展态势，在主题内容、童书出版等方面彰显“本土化”自觉，“儿童文学的大庆方阵”等文学品牌建设如火如荼，展现了别具特色的龙江风貌。     

"折衷"与"回归"——"新写实小说"批评中的现实主义话语处境

新写实小说成为一个文学史事件的同时,有关“新写实”的文学批评也成了一个颇受争议的理论命题。在现实主义批评内部形成了两派:“折衷派”与“回归派”。“折衷派”认为,新写实出现在现实主义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双重低迷的情况下,它是在对两者超越和改造后形成的新的创作理念和倾向。“回归派”认为,新写实小说是对现代主义文学围攻的突破,是传统现实主义在新历史阶段的回归。“折衷派”和“回归派”的理论阐释都体现了在现代主义话语冲击下,现实主义话语的自我救赎。     

翰林学士与唐代文学

唐代翰林学士是“天子私人,“”侍从亲近,人臣第一,”在皇权享有绝对权威的封建国家位极人臣。翰林学士由文士充任,因此又可谓是词臣之首。身负政治与文学的双重角色,占据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制高点,他们跟文学的关系不同于普通的文人。翰林学士对文学有隐性与显性的双重作用,不仅以卓越的创作与理论丰富了唐代文学,同时还以特殊的身份影响着文人心态与文坛走向。     

论韩柳古文创作中的“破体为文”现象

中唐韩愈、柳宗元所倡导发动的古文运动是一场古代实用散文向现代文学散文转变的革新运动。韩柳古文创作是对传统实用散文固定体式的大胆突破和创新,其以“诗”为文、以“传奇小说”为文、以“寓言为文”,使古代实录简朴的散文发展成为真正的文学散文。     

明代“江右王门”之文学观念

作为明代阳明学派的重要分支，在传衍心性之学的同时，“江右王门”以心学作为理论基础发表文学见解，并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文学观念体系。在创作门径方面，他们提倡以“师心”为途径，反对泥古不化；在情感表现方面，他们强调性情之真和性情之正；在文学功用方面，他们不仅重视文学的内在道德修养作用,而且强调其外在的经世为用价值。总体而言，“江右王门”之文学观念对“复古”“师心”“经世”等交织于明代诗文坛坫的理论命题多有关涉，既遵循儒家义理传统，又辅之以现实并发为评议，以经世为鹄的，其学理意识、地域特色以及时代针对性均见突出，对于明代文学思想的发展演变脉络的梳理探讨而言，其所具有的参考价值毋庸置疑。     

主子对中国“象喻”文学的贡献

庄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象喻”学家，他对中国“象喻”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具体表现在：对中国古代“象喻”的概念、成因和功能等问题都进行过深入而系统的阐述，从而解决了中国“象喻”理论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对中国“象喻”的具体形态具有重大的突破和创新，从而为中国“象喻”创作史提供了富有价值的模本和范式。     

关于"五四"文坛的数次翻译论争

“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先驱们不仅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新局面 ,而且十分重视文学翻译理论的研究和探讨 ,并由此确立了崭新的翻译文风。对于他们在翻译领域的开拓之功和重要成就 ,学界已有共识。而对于发生在那一特殊时代的数次激烈论争 ,对于中国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尤有借鉴意义 ,有必要作一番总结和思考。就本文而言 ,这似乎仍是一个学界少有涉及的话题。     

"新世纪文学"的八大趋向

“新世纪文学”是对以全球化、都市化、生态化、市场化为显著标志的21世纪现代生活的艺术观照方式。作为一种具有前瞻性和召唤性的价值倡导,“新世纪文学”应该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性的概念。依必然律和可然律预设,“新世纪文学”存在或隐或显的八大趋向:即文学观念多元化,人文视野全球化,艺术表现自便化,题材范型都市化,生活关怀纪实化,生态主张明朗化,传播路径电子化,接受行为市场化。从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角度考察,上述判断和展望至少彰显出四种意义:一是撩起作家在世纪初的创作起跑意识;二是考验文学批评家的现实观察与未来引领能力;三是部分促成新世纪文学格局的调适与新变;四是为新世纪的文学研究搭建新的话语平台。     

论网络文学的创作群体

网络文学的创作群体丰富了中国当今的文学创作,为中国当代读者提供了新鲜的阅读经验.他们大多是理工科出身的,没有受到正规的文学训练,但他们发自内心热爱文学,网络激发了他们的文学潜能,他们作为一个创作群体的出现冲击了当今的文学体制.对于他们来说,超越商业化,不断地更新自我,让创作有所创新和突破,是他们面临的挑战.     

"十七年"的舆论环境与作家心态张力

受建国后“十七年”舆论环境的影响,作家真切的个人感受与文学规范的威压,形成了一种心态张力。心态张力的矛盾运动,使得一些作家常常陷入自我反省、批判之中。相比较而言,在纠正自我的“偏差”时,来自解放区的作家能较快地适应权力话语的要求,在创作上能一定程度地化解个人感受与文学规范要求之间的张力,把握时代的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