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知识产权权利结构新论

近年,我国民法典的编纂引发了学界对知识产权法典化问题的热烈探讨,但知识产权入典或成典必须解决的一个前提是知识产权本身结构的构建问题。在总结现有研究的基础之上,论证知识财产利用的重要性,提出"知识财产归属+知识财产利用"的二元知识产权权利结构,着重探讨知识财产利用权这一被忽视其重要性的权利,并对此结构在各类入典或成典模式中的实现进行制度安排。     

知识产权客体兜底规范的内在关系及适用逻辑——以《民法典》第123条与《著作权法》第3条的适用为分析视角

《民法典》对知识产权客体类型的立法取向秉持法定主义立场，而现行《著作权法》对作品类型的规范选择却经历了由“作品类型法定”到“作品类型开放”的重大转变，致使两法客观呈现权利客体类型开放与封闭的立法模式差异。实践中应揭示这种假性矛盾的本质，厘清私权部门种属概念间错位类比的逻辑误区，明确过渡性知识产权基本规范对各知识产权单行法特殊性问题的解释缺失，以《民法典》与《著作权法》之间互为“表里”的“隔代”调适关系为逻辑基础，支撑知识产权客体相关规范在司法适用中的实践展开。即以作品类型扩张的现实表现和法律解释经验为起点，以民事私权的价值理念为根基，秉持审慎开放、体系化解释和司法确认优先原则，在具体案件中依照知识产权权属定位、著作权权属定位、作品类型定位的逻辑层次，在权利客体兜底款项启用时严格把握相对开放的审慎裁判思路。     

民法典中的公权力规范及与私权利的关系

公权在本质上属于私权的另一种表达。当代法律结构中公法与私法的交汇与融合,以及公权介入私权领域对私权顺利行使所具有的促进作用等,成为私法中公权规范引入的基本依据和制度基础。在现行民法典中公权规范主要体现在宪法目标条款的引入,国家及专门机关对平等民事主体民事权益的保护和合法限制等方面。由于民法典自身私法属性的制约以及公权介入的目的在于增进私权的实现,民法典中公权的介入存在必要的限度。从更为积极的角度理顺民法典中私权与公权的内在关系,消除两者的内在冲突和矛盾,需要在民法典与其他法律规范互动的层面上实现公权与私权的有效衔接。     

人格权立法与民法典编纂

民法典即将出台是人格权独立成编的绝好契机,但是人格权写入民法典依旧面临民法典出台动力不足和自身问题研究尚未达成共识的双重阻力。其独立成编必须在社会主义法治观念的指导之下,继民法典宣告民事权利之后,采用独立体例编排并注重内涵和外延的适当扩展。民法典私权体系的构建必须有人格权一席之地,能够容纳复合型私权和新型私权中的人格权,为其独立成编推波助力。     

《民法典》居住权制度探微

《民法典》居住权制度对于实现房屋利用的多元化、保障弱势群体的居住利益具有重要的意义。居住权法律规范的正确适用有赖于对其予以妥当解释。居住权的功能定位应为"满足生活居住需要";其主体应当限定为自然人;其客体应为"住宅",既包括城市居民的住宅,也包括农村村民的住宅,既可以是住宅的全部,也可以是住宅的一部分;居住权的取得和消灭均应当在《民法典》的视野下作体系化理解。居住权制度适用中居住权人与所有权人、抵押权人、住宅买受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应基于民法理论予以解决。从体系化的角度来看,《民法典》中的居住权还应包括法定居住权和裁判居住权。     

“民法典与社会治理”名家笔谈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民法典实施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极为重要。专家们认为,应当以民法典为分析框架,来构建民法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民法典对于自媒体、电子商务和房地产市场的有效治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也为未来环境法典的编纂和知识产权基本法的制定提供了制度基础。在价值引领上,民法典的诚实信用原则能够在案件裁判和民法教学中落实诚信价值观,民法典的平等、自由原则也为商法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制度空间。在制度供给上,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新规为良好营商环境的打造提供了支撑,同时农村宅基地和承包地“三权分置”改革也在实践中推进,个人信息保护法将民法典对个人信息的保护进一步细化落实。     

知识产权请求权功能的解析与展开

知识产权是私权,因而民法上应当为其设置请求权的救济制度。知识产权请求权是救济知识产权之专有性的手段,其在知识产权的私法保护中居于重要地位。对于知识产权请求权的救济功能,可以从经济学基础、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的不同角度来予以解析和展开,从而使知识产权请求权的功能在立法和司法活动中得以体现。     

知识产权法与技术、文化创新

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率先确立了“知识产权是私权”的法律原则。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知识产权私权保护的法律对于创新能力的充分发挥，确实已经而且必将起到极大的激励作用。为实现创新的目标，现阶段利益权衡的重点应放在加强私权保护这方面。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高，立法速度快，但技术力量、经济实力尚难与此相适应，且司法执法水平和公众的法律意识还落后于立法。这种不均衡状况，势必带来民族利益的损失和国有无形资产的流失。近年来西方社会在法律上进一步强化对权利人的垄断保护。但一批专家学者认为私权的过度膨胀必将损害公众利益，损害产生创新的源泉和充分发挥创新的能力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法治理念与民法典规范

“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法治理念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诠释了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依托。民法典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鲜明体现,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为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保驾护航。民法典规范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展示中国特色,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强化了价值引领。民法典规范通过民事权益类型化完成了对民事主体私权益的系统构建,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完善了私权体系。民法典规范通过修改关于物权与合同的大量法律条文,鼓励市场交易,维护交易安全,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构建了有效的交易秩序。民法典规范通过新增或者完善诸多民事法律制度,促进民事立法体系化与科学化,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制度支撑。      

关于编纂民法典的若干思考

编纂我国民法典应坚持适当借鉴外国的经验,注重继承和创新,重视发挥学者作用的原则,编纂模式应采用汇编制定相结合的方式,在民法典的体系结构上应坚持人格权独立成篇,合同与侵权行为从债法中分离出来分别立法的观点,同时,应将知识产权法作为民法的重要部分纳入民法典,民法典的具体内容应体现全面丰富,可操作性强兼具一定灵活性的特点,应特别注重为新科技引起的社会关系提供可适用的民法规则。     

论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诉中监督

现行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检察监督集中体现于抗诉制度上,但抗诉制度仅仅是对诉讼结果的事后监督,具有一定的弊端。知识产权的公益性特征要求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检察监督方式由＂事后监督＂拓展至＂诉中监督＂,并以＂诉讼监督员＂的方式实施法律监督职能,更好地保障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的诉讼活动合法、规范,进而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     

我国民法典应如何规定民法的调整对象

各国民法典对民法的调整对象的规定方式并不一致。我国应在将来的民法典中对民法的调整对象作出一般性规定,这是立法技术发展的表现,也是对我国长期以来民事立法实践经验的肯定。我国《民法通则》与《民法草案》关于民法调整对象的一般性规定,在语法及规定方式上均值得质疑。在将来的《民法典》中,应摒弃语法错误,对民法的调整对象应抽象为"民事关系"术语。为保持民法调整对象的开放性,应对其作概括式规定,而非列举式规定。同时,应在关于民法调整对象的一般条款中对民事主体也作出一般性规定,对其规定方式,也宜采概括式而非列举式。     

信息、知识产权与中国的知识产权战略

信息处理技术与信息传输技术的快速发展,把人们带入了信息时代。信息覆盖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信息产权的核心仍旧是知识产权。为促使产业界更好地理解与实施"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推动立法部门更加重视信息立法以使上层建筑符合经济基础发展的要求,正确认识信息、信息产权及其与知识产权的关系,将有助于打好中国制订知识产权战略的理论基础。     

集体财产的宪法意蕴与民法典时代的规则表达

宪法具有最高的稳定性和修改的严肃性,宪法规则不可能同步于现实中社会改革和公民权利的发展实际.在这种情况下,私法领域的法律实践和法学研究就要对于宪法规范保持适当的时空感,而不是动辄以私权利违宪这样的政治性话语来指导我们的改革实践.同时,民法规则的设立也不应该对宪法规则的公法规则进行过度的解读.围绕着农村集体土地问题,私法权利、公法规制和宪法价值辐射(公共性)这三重维度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则有着不同的侧重,从而对于集体所有权的内涵和外延均产生相当重要的影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一般的法人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性,这些差异性的存在需要突破民商法上业已形成的诸多观念和理论.宪法上的集体所有具体化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所有,而农民对于集体土地等集体财产的权利通过成员权来实现,恐怕是民法典时代我们能够找到最符合我国农村发展的方向和农民利益的改革道路.     

信息与知识产权(待续)

信息产权以及知识产权之客体为信息的系统理论,中国学者早在20世纪80年代即已提出;自90年代以来,欧美日本等许多学者论著、法律、国际文件均接受了这种理论或近似的概念。而在我国,有的学者至今对此十分糊涂(多数法官从判案实际而不是经院法学出发,反倒是清楚的)。一些论著中混淆知识产权的客体与债权的客体、混淆知识产权与物权的特点等等,多是从不了解信息与知识产权的关系开始的。     

航空公司之间的代码共享及其对民航业的影响

1990年代以来,国际民航业进入新的结构创新时期,许多国家的航空公司之间试图通过国际联盟行为,建立国际民航战略联盟,绕过国际服务法典,扩大自己的服务经营范围.这种以代码共享为主要方式的国际联盟行为既促进了民航业的发展,又对民航业的发展提出了挑战.随着国际民航业自由化、联盟化的发展,以及我国民航市场的逐步放开,我国航空公司和外航之间的代码共享将越来越多,有关民航企业的国际联盟行为及其产生的问题研究也显得非常必要.     

伊斯兰民法之基石:土耳其与埃及民法典

《土耳其民法典》与《埃及民法典》是中东伊斯兰国家法律现代化进程中的两部代表性民法典。虽然近现代以来两国都移植借鉴了西方民法,但是两国的民法典却存在明显差异,相应地形成了中东地区民法典的两种模式。《土耳其民法典》坚持全盘西化,《埃及民法典》则试图在传统与现代间进行调和。由于伊斯兰法律文化与西方法律文化间难以弥合的差异,中东伊斯兰国家学习、借鉴西方的法律现代化之路注定不平坦。     

从知识产权案件调撤率看民事诉讼诉调对接

在大调解的格局之下,调解作为民事争议解决的重要方式,其作用和效果在不断加强。根据《民事诉讼法》和各地法院的司法实践,民事诉调对接机制在不断完善。知识产权案件作为一类特殊的民事案件,由于其独特性导致在司法实践之中,一直保持较高的调撤率。而各地关于知识产权案件的调解创新机制,使得调解的比例持续增高。虽然调解能够及时化解矛盾,节约诉讼成本,但案结事了不意味着法律的公平正义一定得到彰显。因此在推动民事诉讼诉调对接的同时,应当坚持＂能调则调,当判则判＂,保持对于法律正义的追求。     

民法典视域下抵押物转让规则的现状检视与适用探析

《民法典》颁布之前,我国抵押物转让规则经历了立法的变迁,实践中存在裁判标准和结果不一的司法困境.《民法典》第406条规定的抵押物自由转让模式具有正当性,明确抵押权追及效力具有必要性.在适用追及效力时应运用抵押登记规则和正常经营活动买受人规则进行体系解释适用,在抵押权追及效力被阻断、无法行使或难以行使抵押权、转让导致抵押物价值减损的情况下,抵押权人可以要求抵押人将转让价款提前清偿或提存.同时明确可能损害抵押权的情形应当包括抵押物在正常经营活动中被交易;动产抵押已设立但未登记;转让将导致抵押物用途明显变化,并发生价值减损;抵押人不履行通知义务,导致抵押权人无法知悉从而无法行使抵押权的情况.抵押人的通知义务内容应当包括抵押物的受让人为何人及抵押物的空间位置移转至何地.受让人在抵押物转让关系中亦有利益诉求,应当允许受让人行使涤除权以消灭抵押负担,但舍弃原本涤除权制度中对抵押权人不利的规定,从而实现抵押权人、抵押人、受让人三方主体的利益平衡,促进抵押权制度的有效运转.     

也论民法典的体系

当前关于我国民法典编纂体系的学说、主张,有再予斟酌的余地。我国民法典编纂体系应在以下四项原则的指导下安排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原则;体系性、逻辑性的原则;以民事法律关系为构架的原则以及民事权利性质类型两分型的原则。基于此,我国未来民法典的编纂体系应是总则法、人格权法、身份权法、继承权法、物权法、知识产权法、债权总则法、合同法、侵权行为法,共九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