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持节”小释

使是派遣、支使的意思,唐以后朝廷特派去负责地方某种政务的官称“使”。持是执着、握住的意思。节是符节,以竹、木或金属为之,上书文字,剖分为二,各执其一,使用时以两片相合为验。古代使臣出使,必持节以作凭证。魏晋以后以持节为掌地方军政的官名,分三等:一等加使持节的称号,给以诛杀中级以下官吏之权;次一等的称持节,得杀无     

遣隋唐使中留学生及学问僧对日本历史文化的贡献

中国隋、唐时期，日本大和朝廷向中国大陆派遣了遣隋、唐使团，随使团前来中国学习的留学生、学问僧学成回日后，促进了日本的历史文化发展，他们是中日交流史上对日本历史文化作出重要贡献的历史人物。     

渤海使臣使日与日本宫廷的外交礼仪

渤海使臣出使日本期间,日本接待渤海使臣的外交礼仪体现在接待的准备工作、活动安排、参观宫廷的体娱乐活动、日皇接见、御宴、诗唱酬答、互赠国书、信物等外交活动中。从渤海使臣出使日本所见日本的外交礼仪具有如下特点：日本在公元八世纪已设置专门负责管理外交事务的使臣,同时设立负责翻译的专职人员。接待国外的使有不同的接待规格。渤海使臣使日期间,除有应酬唱答的化交流活动外,还进行商贸交易等活动,从而加深了彼此之间的友谊与了解,增进了两国间的友好往来。     

1945年日本对苏外交失败述评

二战结束在即，在内外交困的情势之下，铃木内阁上台。在结束战争的方式上，日本寄希望于通过苏联从中斡旋达到体面的求和，以东乡茂德为首的主和派由此而展开了一系列外交努力。先是通过与苏联驻日大使马立克的接触表达日本政府意欲通过苏联调停的意向，后又有意派遣特使赴苏联代表天皇和苏联谈判，准备以大幅度领土利益上的舍却为代价，换取苏联的居间中立，不参加对日作战。苏联早在雅尔塔会议时期间，已经得到罗斯福若干承诺，并答应美英两国欧洲战事结束后将在远东战场上对日作战。最终，8月8日苏联对日的一纸宣战书，使日本对其寄予的希望成为泡影。     

郭沫若的自我小说与日本近代文学

中日文化交流有着悠久的历史。表现在文学上有两个时期最为显著:一是唐代,由于大量的遣唐使来中国,唐代文学对日本有着重大的影响;一是近、现代,由于中国向日本派遣了大量的留学生,日本文学对我国的现代文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代封国官吏起家问题探析

汉初,王侯拥有较大的置吏权,士人通过举荐、上书、诸侯王征聘和招拜等途径起家于封国.随着王侯权力的削减,武帝以后封国官吏的选任方式逐渐被朝廷的诏除、举孝廉、征拜替代.那些起家于封国的官吏只占汉代封国官吏系统的小部分.封国官吏的起家官职既有王国相、王国中大夫、王国郎中等行政吏,也有王国舍人、侯舍人、侯家骑等家吏.与朝廷官吏起家情况有所不同,汉代起家于封国的官吏受诸侯政治地位影响较大,且具有籍贯多为诸侯国人、起家官职偏低等特点.     

谈战后国民党政府对日派遣占领军问题

战后国民党政府对日本派遣占领军问题是在当时美国的亚洲政策及对日政策影响下提出的，由于当时国内复杂的形势和蒋介石忙于打内战，使它未果而终，这一结果不利于中国战后对日处置构想的实现．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国际关系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近代中日外交的历史性启示

日本国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开始走上了向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它们力图步西方列强的后尘,实施对亚洲邻国的侵略与掠夺,而日趋衰败的满清王朝则成了它的主要目标。 早在1870年10月,刚走上“维新”道路的日本,即派遣其使臣柳原前光等人来华交涉“通商事宜”,企图效法西方列强插足中国的事务。其所转呈之日本外务省致清政府总理衙门的照     

日本现代公务员制度的形成及其特点

战后日本在美国占领当局的推动下,对战前旧官吏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建立了日本现代公务员制度。其特点是:公务员分为国家和地方公务员两类;任用制分为选举和考试两种;实行职级制;推行"年功序列制"。现代日本公务员制度的形成对日本战后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徐福东渡与日本秦俗文化——以明清时期朝鲜官员的记载为例

徐福东渡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不但开创了中国古代文化对外传播、对外交流的先河,而且也为日本的发展与繁荣奠定了基础.中国秦朝时期的民风民俗在日本列岛广泛传播、历代绵延,使得秦俗文化成为日本原生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朝鲜半岛高丽以及朝鲜王朝时期出使日本的朝鲜使臣关于徐福东渡对日本影响的文献记载,印证了在中国明...     

从《乾隆朝上谕档》看乾隆帝的驭臣策略

《乾隆朝上谕档》是乾隆一朝上谕副本的汇集,其中保存了数量众多的吏治方面的文献,为深入研究乾隆帝宽严相济的驭臣策略提供了重要的原始史料。宽严相济的驭臣策略是乾隆帝总结康、雍两朝的吏治得失慎重提出的,具体表现为恩威并施,执两用中,这一策略在维护清朝统治的稳固和帝王的权威等方面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     

论明清以来儒者关于妈祖神性的定位

明代中期,儒者在朝廷中的影响越来越大,许多儒者将妈祖信仰视为淫祀,地方官往往采取撤毁妈祖庙的措施。清代初年,康熙帝仍然沿袭儒者贬低民间信仰的传统。迄至信奉道教的雍正皇帝上台,官府才开始大力推崇妈祖信仰。受其影响,儒者编制了妈祖为林孝女的神话。民国初期,文化界再一次掀起毁淫祠的活动,但林孝女祠仍被保留下来。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文化认同——江淮望族李氏500年盛衰考论

李氏家族跨明清两代称雄江淮500余年,连续九代有人位至一品,30余人官至二三品,40余人有诗文集传世。明清鼎革,对满人采取不合作态度,与之对抗。在康熙有限的怀柔政策下,文化认同超越了民族认同,族人适时调整自己的政治取向,与朝廷合作。但由于雍乾及以后国策变化,家族亦走向衰弱。李春芳、李清、李楠、李鱓等人的进退代表了该家族不同时期的取舍,从他们身上亦可折射出各时期国家与士人的关系。     

康熙的尚德兴廉之道与清官之治——兼论“康熙年间有清官，雍正年间无清官”

康熙将自己深厚的理学造诣付诸治国实践,以宽仁、德治驾驭群臣,提倡清廉,而各级官员也以人品相砥砺,以名节、操守为尚,清廉为政之风蔚然而成,出现了空前绝后的清官之治.康熙与雍正、乾隆用人好尚、吏治思想各异,也使得三朝仕宦之风颇为不同.     

文官和逊国诸臣所属地方在逊国诸臣名誉恢复中的作用

朱棣为维护靖难合法性，诬蔑践行纲常名教典范的逊国诸臣为奸臣。出于对儒家伦理的认同和维护，文官①和逊国诸臣所属地方从一开始就不认可朝廷的做法，并通过记载逊国诸臣忠义事迹、推举逊国诸臣入祀乡贤名宦祠和疏请朝廷褒扬逊国诸臣的方式，最终促使朝廷在万历时期恢复逊国诸臣的名誉。     

清代钦差大臣之司法权

清代钦差大臣司法权主要体现在审理地方官员违法犯罪案件和京控案件两个方面,由于钦差大臣具有的特殊身份和地位,其司法权的行使对清代地方官员行政失职和腐败案件的发现与彻查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同时也对地方司法审判起到了重要的监督作用。但由于钦差大臣本身也是官僚群体中不可分割的一员,其司法权的行使不可避免的受到各方因素的掣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司法功能的正常发挥。     

雍正朝宫中钟表的来源与使用

雍正时期是中国钟表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在雍正帝的著作中保留了许多反映他本人时间观念的诗文,他对钟表既现实又浪漫的看法影响着宫中钟表的收藏和制作。通过外交使团向皇帝赠送礼品、地方官员进献、抄家罚没等途径,钟表在雍正朝不断进入宫廷,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两国之间、君臣之间联络的重要媒介。与此相联系,这一时期钟表在宫中大量使用,普遍陈设于宫殿、出行时乘坐的车轿之内,甚至作为贵重物品赏赐给官员。雍正时期钟表深入到了宫廷生活的诸多方面,无疑会促进中外钟表贸易的繁荣以及制钟技术的改进和创新。     

从空海《为大使与福州观察使书》论唐日关系

空海所作《为大使与福州观察使书》,透露了唐朝与日本交往中是否有国书存在的重大线索.根据唐朝关于外国使节入境的一系列法律规定,以及外国使节朝见的仪式,可以判断日本曾向唐朝提交国书,这对于判定两国关系的实质,具有重大的意义.     

魏明帝与司马懿关系考论--兼及魏明帝朝的政治

司马懿是魏文帝临终前委任的四位辅政大臣之一。魏明帝即位后,将司马懿从朝中派往荆州御敌,后委以方任,这样他不再能直接参与朝中事务。曹真病逝前,魏明帝将司马懿调到西线抵御诸葛亮的北伐。公孙渊拥兵反叛后,魏明帝又派司马懿远征辽东,并对司马懿统兵作战表现出相当的信任。魏明帝临终前委任的辅政大臣中本来没有司马懿,说明他对后者在政治上并不完全信任,但病中的他后来听信刘放、孙资的话,最终让司马懿与曹爽一同辅政。在魏明帝朝中,陈群与陈矫掌握实权并得到皇帝的信任,而他们对司马懿的态度耐人寻味。总体说来,魏明帝对司马懿可谓能用之于外而不会亲近之。至于司马懿对魏明帝的态度,可说是“饰忠于已诈之心”,并通过在外尽力国事以逐步巩固自己的声望。     

雍正帝整饬河员述论

通过详细阐述雍正帝如何整饬河员、协调河道官员与地方官员关系、厘清与河政相关的夫役所存在的弊病,肯定了雍正帝整饬河政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