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格局下京津冀高质量发展路径探索

区域发展战略服务于新发展格局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构建新发展格局与技术、资源、空间、生态等多维度因素的变化相互交织，共同驱动着区域政策焦点、区域要素禀赋、区域生产组织、区域空间结构以及区域生态条件等一系列区域经济发展变革。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区域重大战略，应积极应对新发展格局提出的新要求，着力探索以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的区域协同发展、面向国内价值链深化区域产业体系建设、以区域市场一体化促进地区公平发展、以创新驱动发展提高科技自立自强能力、深化机制体制改革推进大尺度空间治理探索等路径推动京津冀区域实现高质量发展。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时空演进、逻辑框架与路径导向——基于构建新发展格局视角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文章对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时空脉络进行梳理剖析，提出统一大市场建设“机制、协同、层次”理论逻辑框架：关键环节运行机制包括生产环节由非均衡向均衡转变，分配环节由效率优先向重视公平转变，流通环节由量大向质强转变，需求环节由需求从属供给向需求牵引供给转变；要素资源价值在循环流转中被重塑，实现了畅通高效的动态平衡关系；发挥好市场、政府和区域优势作用，更好地融入全球一体化中去。为此，要处理好“优化营商环境—稳住市场主体”、“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国内市场—国外市场”关系，构建更具韧性和竞争力的产业链供应链，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培育以内循环为主的完整的内需体系，全方位守住安全底线，系统协同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生态视角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实证研究——基于三大城市群比较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与“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相比，京津冀协同发展仍有较大差距。至2019年，“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是高度协同状态，而京津冀城市群是一般协同状态。京津冀城市群中生态子系统和科技子系统发展不协调是造成复合系统协同度低的主要原因。其中，R&D人员量、科学技术支出、有效发明专利数、规模以上高新企业个数、森林覆盖率序参量对复合系统协同度敏感性高。未来，应着力推进产业生态化，打造绿色增长极；全区域人才与科技联动发力，由虹吸改为辐射；构建一体化机制，重点提升河北地位。     

京津冀一体化府际合作状况调查研究

京津冀一体化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构建有利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府际合作机制，就成为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对京津冀地区相关人员关于京津冀一体化信息的了解程度以及京津冀府际合作的现状进行调查研究，为探索构建京津冀一体化的府际合作机制提供依据。     

京津冀一体化府际合作机制创新研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京津冀政府之间的合作已经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必然选择。现阶段京津冀一体化府际合作意识得到普遍认可，机制也在初步建立之中，其成效也逐渐显露，但仍面临着一些问题和困境。通过调查研究，分析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府际合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构建京津冀一体化府际合作机制的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创建包括执行机制、监督约束机制、协商机制、互信机制、动力机制在内的“五位一体”的京津冀一体化府际合作机制，以期对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有所裨益。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内在逻辑、实践探索及展望——基于协同视角的分析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京津冀城市群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面对区域内部差异较大的现状，京津冀城市群围绕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探索协同治理方案，优化区域资源配置，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经过自上而下的制度设计，京津冀三地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在功能协同、治理协作、利益协调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协同效果。为使京津冀迈向更为高效的协同发展新阶段，应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中心城市、加快培育新增长中心、抓住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推进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     

论都市圈价值导向、城市功能和产业三位一体的转变

长三角都市圈目前已经跨入了从竞争转向竞合、从产业一体化走向功能一体化的区域发展新阶段.本文认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与转型创新发展,首先需要依赖于城市功能的转型,而城市功能的转型又需要城市价值导向的转型为前提.在长三角区域由“产业一体化”向“功能一体化”发展转变中,本文指出区域制度合作是实现长三角功能一体化的核心与关键,并基础制度环境、规划和政策合作、制度实施机制三个层面构建了制度合作的整体框架.     

从协同到共同:区域治理共同体的制度演进与机制安排

中共十八大以后,长三角区域治理进入了全面对接与深度合作的新时代,而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制度创新实践,将带有探索意义的当代中国区域治理从协同治理形态推向了共同治理形态。由此,长三角区域治理形成了差别治理、协同治理、共同治理共存的多样化区域治理模式,三者在区域性质、治理形态、基本原则、组织架构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并在服务要素、治理要素、发展要素方面形成了层层嵌套的关系。长三角区域治理共同体建设,主要表现为通过共同治理形态的建构,带动基于“发展—服务—秩序”的共赢生态格局的形成,以及由此构筑的由规划行动共识与跨域共建共治机制为核心,集创聚新优势、创建新平台、创新新体制、创造新动力于一身的区域发展“四新”模式。     

邻近—联通—效率:区域一体化分析新框架——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诠释

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区域一体化呈现出更强调邻近效应、更注重区域联通、更关注效率提升的新趋势,亟须从理论上阐释其内在逻辑和演进规律。从邻近、联通和效率三个维度揭示区域内地区间协同关系,构建区域一体化发展理论分析框架,其底层逻辑是不同微观个体依托“互利依存—价值创造—自主演化”关系形成自组织结构。在此基础上,地区间多维邻近性与联通行为协同演化,继而与各地区的发展效率之间产生相互促进作用,并在“地区借用”“壁垒破除”“生态构建”“路径创造”效应的影响下,使各地区的发展效率在增长中收敛,最终实现区域一体化。这种一体化具有“渐进”和“跃迁”的辩证统一性,在时空演化中呈现出合目的的规律性。在实践层面,区域一体化以地区间适度邻近性为前置条件,以网络化联结为形成基础,以整体性效率优化为目标要求,以个体内在自组织为动力保障。遵循该分析框架,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区域重大战略应持续拓展互利合作空间,优化畅通协同联动渠道,激发多元主体活力与效能,努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     

京津冀地区间技术邻近特征及对区域协同创新的影响

技术邻近能够促进地区间的知识溢出和创新合作，是区域协同创新的基础。基于微观专利数据对京津冀地区间技术邻近特征进行分析发现，京津冀区域内部，天津、唐山、邯郸与其他城市间的技术邻近性较高，北京的技术结构与津冀差异较大，北京与津冀城市间的技术邻近性较低，且弱于上海与长三角各城市间的技术邻近性。技术邻近性不足不仅导致北京对津冀的创新辐射带动作用难以充分发挥，而且制约了京津冀地区间的创新联系与合作。因此，未来应着力提高京津冀三地的技术邻近性，从而为促进区域协同创新奠定基础，包括：加强京津联动，发挥京津双城在京津冀协同创新中的主引擎作用；根据地区间技术邻近特点，加强京津与河北重点城市的协同创新；加强北京创新资源和津冀技术需求的对接，从技术邻近出发理顺三地创新链和产业链的衔接关系；加快创新要素在区域内的合理流动，通过要素流动、技术扩散和产业转移提高地区间的技术邻近水平。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影响与实践路径

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可以从国内、国际两个维度助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一方面，“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优化国内区域开放布局、统筹国内外资源要素、完善流通体系建设，从而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也可以通过开辟国际循环新空间、拓展国际循环新领域、创新国际循环新模式来提升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因此，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构建新发展格局，应进一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要以政策沟通为引领，加强“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内区域战略的有效对接；以深化互联互通为目标，推进“一带一路”沿线“硬联通”与“软联通”并举；以产业合作为载体，拓展“一带一路”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以领域创新为机遇，激发“一带一路”发展新动力。     

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成效、挑战和展望

产业协同可以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产业链优势互补、推动多领域创新等实现多维度、高效率、可持续的发展,是京津冀一体化的重要支撑。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以来,京津冀产业协同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疏解和转移、产业共享体制机制完善、创新链产业链融合等方面取得了初步进展,三地产业协同呈现出打造资源共享和整合平台、推进产业链互联和市场一体化、深化生态环境共治和协同创新等新趋势。针对京津冀产业协同过程中出现的产业总体辐射带动能力不足、产业内部发展梯度差距较大、创新势能向产业动能转换不充分、生产要素流动与分配受限等挑战,需要合理布局重点产业和优势产业、健全要素协同平台和机制、加强创新势能转换、完善产业设施和发展环境,以更好推动京津冀高质量发展。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地发挥市场作用

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战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14年以来,京津冀协同发展经历了"中央提出""全面启动""逐渐深化"等不同阶段,并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效。本文主要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最新进展出发,探究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市场从价格传递、要素流动、企业主体以及平台联动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并据此提出未来京津冀协同战略亟需从分散探索转向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深层改革,协同实施应从供给侧的产业协同转向需求侧的消费协同,协同空间由点状中心转向黄金三角区域支撑、协同对象由单节点建设转向轴带—节点融合,从而缩小地区差距,实现京津冀高质量的协同发展。     

京津冀都市经济圈与河北省体育健身娱乐业的发展

在京津冀都市经济圈的大背景下,河北省体育健身娱乐产业在政策环境、京津冀经济融合、奥运的影响等方面均受到一定制约和影响.从京津冀体育一体化发展及河北省体育资源的基础和条件来看,河北省体育健身娱乐业应以驱动京津冀都市圈体育一体化、建设具有辐射功能的“京津冀都市体育生活圈”为发展目标,调整河北省体育产业结构与京津冀的体育资源相匹配,转变政府职能,形成管治与自治相结合的发展格局.     

京津冀文化创意产业协同发展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产业协同发展是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实体内容和重要支撑。京津冀文化创意产业的协同发展在产业延伸转移、项目合作对接等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推进三地文化创意产业的协同发展,通过对京津冀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优势的比较,可以从加强区域联合,形成新的合作机制;实行分层管理,强化产业示范集聚区带动作用;完善产业链建设,提高文化产业区域关联度等方面加强合作协同发展。     

福建省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现状与趋势分析

通过分析福建省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宏观背景、历史演进、以及面对的机遇和挑战,找出其中存在的问题,如基础建设重复布局、区域产业结构趋同、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协作领域狭窄、合作机制欠缺等,并针对这些问题,从历史、自然、行政、政策、社会五方面对区域协同发展差距的原因进行分析。认为政府应及时掌握区域协同发展的演进规律和发展变化趋势,应构建区内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各要素全面发展的机制和框架,形成一个结构优化、富有活力、高效持续的区域社会经济系统,应提升协同发展的认识并树立新的协同发展观,应建立跨九地市组织协同发展机构及其运行机制,有必要建立九地市之间的利益共享机制和协调机制。     

知识集成与产业集群：区域经济发展的协同机理与启示

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是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涵，通过区域内的关键要素协同实现整体加强、共同发展，进而推动区域间的平衡与协调。协同发展意味着区域内各个要素的联动同构，其中知识集成与产业集群是高质量经济协同的两大关键性要素。制度化的知识分科模式下，要让知识集成从“潜在”要素，走向“实在”行动，必须厘清技术技能、社会关系、原理规律三类知识的集成价值，这是知识协同产业的前提。而产业集成的“显在”样态推动区域集约、循环和规模经济等协同样态，让产业协同知识成为必然。两大关键要素的“潜在”价值与“显在”价值协同是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核心，必须全面推动知识主体与产业主体、知识生产与产业生产、知识分类与产业分类的同向同构，根本上促进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协同。     

乌兹别克斯坦一体化战略与"一带一路"建设

乌兹别克斯坦既是中亚地区大国,也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国家。自独立以来,乌兹别克斯坦致力融入经济全球化,积极参与区域一体化建设。2016年9月,乌兹别克斯坦首任总统卡里莫夫去世,同年12月,新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上台执政。米氏新政将发展与邻国关系和加强区域间经济合作视为乌兹别克斯坦外交和经济工作优先方向,并致力于打造本国的区域一体化战略。相较于卡里莫夫时期“重双边”的经济合作路线,米氏新政强调“重周边”的区域一体化战略,着重与包括大国在内的乌兹别克斯坦周边国家发展区域一体化合作,同时,乌兹别克斯坦一体化合作模式也由原先“领导国”之争向“合作伙伴”转变。乌兹别克斯坦一体化战略对中亚地区的稳定与发展意义重大,更将推动“一带一路”在内的广泛国际合作倡议行稳致远。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动态联盟演化博弈与一体化路径研究

文章通过构造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在动态联盟状态下京津冀各区划协同发展的博弈演化过程,结果证明:作为动态联盟的协同发展的预期收益、风险成本和联盟资源是影响协同发展这一动态联盟的重要因素,据此提出基于动态联盟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新路径,并以此路径为方向,从降低联盟风险、增加联盟收益、和提高联盟核心竞争力的角度提出合理化新建议,以促进京津冀一体化的可持续发展。     

中原城市群经济一体化发展路径探析

中原城市群经济一体化发展路径是产业布局集群化、区域市场一体化、规模生产分工化、资源要素合作化、公共设施区域化、规划管理协调化、区域交通快捷化、物流产业高效化等因素协同发展形成的合力指向.中原城市群的经济一体化发展应从制度、基础设施、技术、信息、物流等方面构建支持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