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价值构建之反思

近代中国先进思想家对传统宗法礼教价值观的批判在总体上仍是原体系内的批判；没有搞清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思想革命之关系，过于看重道德整肃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企求道德救国；对价值批判中的道德失范现象缺乏科学认识；在思想方法上始终未跳出“体”、“用”之争的模式。这些都为当代中国新价值体系的构建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启示。     

论近代中国的新旧道德之辨及其当代启示——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

新旧道德之辨是中国近代、特别是五四时期思想界的热点之一,新旧道德之辨为马克思主义新道德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和民众心理基础.由对传统私德的批判转向对马克思主义新道德的追求,在实践上和逻辑上具有必然性.以新旧道德之辨为主要内容的近代道德革命不是为了纯粹的个性解放,而是思想家在民族危亡之际的理论反思与突破.我们继承五四传统,一是要继承五四运动时期思想家们基于社会责任感的批判精神;二是要继承五四运动时期思想家们积极的实践精神.     

马克思主义生态历史观与“美丽中国”的理论基石

建基于实践之上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历史观,在破解社会历史关系中化解人与自然博弈的非合作特征。这种基于历史视域考量人与生态环境的生态观必然导向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诊断与批判,为我们超越生态危机的抽象价值观解决方案提供了全新的立场和境域。顺应我国“十二五”时期绿色发展的“国家需要”,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历史维度为基盘,整合和超越西方生态理论厘定的话语模式,构架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理论体系,以夯实“美丽中国”建设的理论根基。     

"明人伦"理念与人伦文明

以孟子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并倡导“明人伦”道德思想。“明人伦”理念的“合理内核”在于诉求人伦文明。探讨古代思想家的“明人伦”道德思想,对促进人伦文明及整个社会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文明观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基于一种新文明观的实践创造。重思文明标准问题,恰是源于自视为文明标准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成了问题。对文明标准的探讨与对人类早期文明尤其是早期国家的认识有关,同时还要面对“文明悖论”探求人类文明发展之道。基于中华文明的文明观,即从文化来理解文明,提出一种更具综合性的文明标准,即从共同体来理解文明。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或文明理论,既要着重融入中华文明的文明观,同时也要符合人类前沿科学认知。     

周作人与中国现代趣味主义文学思潮的形成与发展

上世纪20年代初,亲历死亡威胁的周作人由对人生意义的追问与否定开讲“生活之艺术”,由对国家、民族命运自觉承负的时代领潮人物一变而为彻底的颓废主义者;人生观转变之后,周作人的文学观也由坚定的“人生的”艺术派一变而为追求轻松写作、趣味阅读的“趣味主义”,其间经历了由“教训之无用”到“文学无用”,由“文学无用”到创作的“自足”,由创作的“自足”再到“草木虫鱼”三个层面的理论转换;周作人不仅通过《语丝》《骆驼草》等刊物为中国现代趣味主义文学思潮的形成营造了必要的氛围,培养了作家力量,而且也为其提供了合法性论述支撑,成为该思潮事实上的理论建构者,从而最终促成了这一思潮的形成与发展。     

域外中国文明外来说在晚清民国知识界的回响及启示

域外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诸说中,在清末民初以来的中国知识界所流布的主要是拉克伯里的西来说、安特生的新西来说以及毕士博、滨田耕作的“渗入型”文明说。对于拉克伯里的西来说,出于排满、提振国人文化自信的目的,中国学人多有附和。五四之后,随着疑古之风兴起,拉氏西来说受到民国学人的质疑、否定与批判,并于20世纪30年代逐渐消失。安特生基于考古实物所提出的新西来说,虽不乏质疑者,但有相当的人持肯定或谨慎认同态度。至20世纪30年代末,伴随着考古挖掘的新进展和民族危机的加剧,新西来说渐为民国学人所普遍抛弃。中国文化系“渗入型”文明之说,虽受到民国知识界的一定关注,然由于文化民族主义渐成主导性思潮,其一开始即为民国知识界所质疑或否定。民国知识界对域外中国文明外来说之质疑与否定乃至批判所以呈渐趋普遍之势,既是学术本身发展所致,更主要的还在于文化认同危机使然。     

论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及其时代化

生态文明观是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至高命题。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对资本主义生态文明进行了制度批判、辩证批判、实践批判,阐发了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实践的重要尺度、历史发展的永恒追求、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属性,揭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逻辑是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共产主义。探析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及其时代化,不仅能够为破解今天人类面临的全球性生态问题提供独特的理论资源,而且能够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科学的发展思路。     

“鲁迅文明论”研究的多重路径

近些年来,建构一条从鲁迅经验出发的新文明之路,逐渐成为鲁迅研究的热点。学者们先后建构了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偏至论”、反思后殖民主义的“文明等级论”、力求中华民族复兴的“文明复古论”、以东西瓯脱间为方法的“第三条道路论”,由此也分别形成了个人主义文明观、内部文明观、否定性文明观等等。但是,这些“鲁迅文明论”基于不同的问题意识,更多关注早期鲁迅,割裂了鲁迅一生所经历的文明复古论、文明等级论、文明革命论三个阶段,因而有必要提出“通三统”的命题,建构指向第三样时代的“文明新宗论”。     

全球文明倡议的内在逻辑、理论基础与时代价值

全球文明倡议作为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新型国际倡议,以“四个倡导”为主要内容,从前提条件、根本遵循、内在动力与关键路径为文明间交往提供了指引,是一个内涵丰富、层次清晰、体系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全球文明倡议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历史底蕴、以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为理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文明交往思想为理论内核,具备深厚的理论基础。全球文明倡议的提出一方面代表着中国外交在理念层面的重大突破,在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新动力的同时,推动中国外交向更高层次发展;另一方面也从全人类高度观照人类文明发展与现代化进程,不仅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新范式,而且为构建和生成多元化现代化模式提供了逻辑起点,具有重大的时代价值。     

全球文明倡议、新时代文明观与国际秩序转型

百年变局下,全球文明倡议是中国在继承和发展新中国优良外交传统的基础上,为回应以“文明冲突”为代表的新冷战思潮,破解后疫情时代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困境提供的又一公共产品。这一倡议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实现了对西方文明观的范式超越,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观”的偏狭历史叙事,突破了“普世价值论”的话语陷阱和西方文明冲突的谬论,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文明观的理论创新。在西式文明观再次将世界引向意识形态对抗危险陷阱的背景下,新时代中国文明观阐释了中国在文明发展问题上的观点和立场,为处在十字路口的国际秩序重构指明了方向。     

孙中山民德观刍议

振兴道德是清末以来先进的思想家们关切的问题。孙中山历来注重党德、民德,在民元即倡导建设心性文明与物质文明社会。在随后的十余年间,不断提出有选择地发扬旧道统、旧国粹的主张。晚年他重新解释三民主义讲演民族主义时,更明确宣示,要恢复我们民族的地位,便首先要把固有的旧道德恢复起来,并与"替众人服务"的新道德相结合,从而将其民德观发挥到了极致。     

休谟对“道德政治”思想的反思与批判

“道德政治”是一种认为良好的政治必须以“积极的公民美德”为根基的政治观.苏格兰启蒙运动思想家休谟对“道德政治”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他认为,“道德政治”无法约束“人性的贪欲”,无力应对派系冲突,也无法与商业社会相适应.在现代商业社会,良好的政治只能是一种以构建游戏规则为基础的“制度政治”.不过,休谟对“道德政治”的批判,并非意味着他否认道德对于政治的重要意义,他反对的只是那种依赖“强道德”而忽视“制度建设”的政治观.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文明”话语——基于中国视角的回顾与反思

19世纪,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中形成了一种以“文明国家”概念为核心的“文明标准”,世界由此被划分成“文明”与“野蛮”两个部分,这种观念在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中产生了长期影响。20世纪下半叶,英国学派率先展开了对全球化时代“新文明标准”的讨论。而在回应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过程中,学术界开始关注多元文明和文明对话的重要性。但西方学者的讨论大多没有摆脱单一西方文明的视角,仍带有西方中心论色彩。全球化时代需要一种由不同文明共建的“全球国际关系学”,在其构建过程中,中国传统文明观中的和平思想有可能成为破解西方文明观中的“文明—野蛮”二元思维和“文明冲突”论,构建不同文明和谐共处的国际新秩序理论的重要非西方思想资源。     

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生态文明融合共建道路

自“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以来,广大专家学者和各地区进行了大量有关生态文明的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植入今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总体布局之中。但目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情况仍不理想,存在着部门分割、实践模式模糊、建设路径简单化等问题,其原因在于理论体系缺失、战略工具缺失、动力机制缺失,必须从理论体系研究、实践方法探索、行动体系构建、文化融合等方面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生态文明融合共建道路,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     

中国传统德性智慧的三个来源及其当代审视

中国传统道德思想史中,对德性的来源有三种解释,即道德源于天(自然)道、来源于性(心性)道和来源于人(社会)道。这些解释不仅显示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在建造伦理道德方面的独特智慧;而且对于更准确地理解中国传统道德、对于清除近世以来所形成的对道德的错误观念、对如何使德性由“潜在”变为“现在”、对如何建设德性社会等都具有特别的启示意义。     

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守正创新

守正创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发展的重要方法论，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基本原则之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架构主要包括生态自然观、生态历史观、生态发展观、生态民生观、生态治理观、生态安全观、生态全球观等方面，其中蕴含了守正创新的哲学思维和理论品质，守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方法论之正、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正、守新中国成立以来环境保护探索实践之正，创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之新、创生态文明建设道路之新、创人类文明形态之新，为新时代新征程深入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罪恶的渊薮,还是文明的阶梯?——1900-1930年代中国的“反城市化”思潮论析

1900-1930年代,“城市是罪恶的渊薮”之声此起彼伏,持此观点的人从道德、文化、经济等方面表达了对传统乡村文明的留恋和对现代城市的敌视.这种思潮既包含许多对当下中国城市化运动富有启迪的思想内核,但更主要地反映了传统农业文明对现代城市文明的抵制,并对20世纪中国的现代城市化、城市现代化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文明与富强——杨度的现代国家观论析

杨度基于对西方世界的了解,指出西方国家文明与野蛮并存的两面性。他立足于当时弱肉强食的国际形势,提出富民强国的现代国家设想,主张一方面要提高国民能力和政治责任心,另一方面要开国会,改造责任政府,以实现其“金铁主义”的目标,建立“经济战争国”。杨度的国家理想兼具文明与富强的特征,相比于同时代思想家的国家观,杨度的国家观是比较系统全面的,既是对西方现代性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双重挑战的有力回应,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现代国家思想,在中国近代国家转型发展中具有深远影响。     

新文明史观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以百年党史《决议》为中心

中国共产党向来注重历史的资政功能,为引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相继提出革命史观、“两大历史任务”说、“民族复兴”说。百年党史《决议》基于这些已有的理解,建构起新的党史解释体系,这标志着新文明史观的基本形成。新文明史观是中国共产党人基于人类文明交流互鉴进程逐步加快,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历史意义开始显现之现实,立足于中华民族复兴大业接连实现跨越式发展,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经验,阐发历史活动的独特性和创造性,引领史学研究关注现实、面向未来、关心民族和人类命运的史观。新文明史观分析单元的开放性、重视历史主体的自主性、勾连历史现实与未来的贯通性、历史解释的包容性,展示了融汇革命史学、现代化史学和后现代史学之潜质与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