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论“义”、“利”及其现代意义

为探讨朱熹“义”、“利”思想的现代意义,运用文献研究法等方法对朱熹相关理论进行研究。分析认为,朱熹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对“义”和“利”进行了阐释,指出“义”是“天理之所宜”,是“心之制”,“利者,人情之所欲”;朱熹不仅继承了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而且进一步把“重义轻利”思想与“理”联系起来,对其作了本体论的论证;其意义就在于告诫人们在现代社会既要重视“利”,也要重视“义”,当“利”和“义”冲突时首先要取“义”。     

先秦儒家的义利观念及其历史启示

义利关系问题是思想界的古老问题,它涉及到社会生活中的诸多关系。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义利观深深影响着现代社会,孔子集前人义利学说之大成,把义利关系提高到伦理道德学的高度,树起了“先义后利”的思想旗帜。孔子强调义,将“义”与“利”对立起来,但并不排斥和否定利,只是十分注重求利的手段和途径。孔子的这一思想为孟子、荀子等儒学大师所继承和发挥,并深入到人们的意识深层,极大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儒家的义利思想造就了无数的志士仁人,但由于后儒的偏颇理解,也起到了一定的消极作用。     

中国传统“义利”说基本特征新探

传统“义利”说可谓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重要内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义”与“利”是一对重要的道德范畴,二者关涉的内涵甚多,“义利之辩”在中国思想史上从没有停歇。关于“义利”的基本特征的探讨很多,但是如果从历史学与伦理学相结合的角度来看,传统“义利”说的基本特征有以下四个方面：外在形式上体现了精神物质与整体个体并存,历史发展上体现了由统而分与由分而合递进,具体内涵上体现了政权核心与人本核心互动,内在实质上体现了具体合理与目标合理统一。     

先秦儒家对春秋义利观的继承发展

春秋义利观以“义,利之本”和“居利思义”为核心,它承认人对利的欲求的合理性,强调义是求利的正确途径。其基本精神是：重视精神追求,将其置于物质利益之上;维护整体利益,将其置于个体利益之上;肯定欲利的合理性,将其置于道德的监督之下。先秦儒家全面继承了春秋义利观的基本内容和核心观点,虽然在基本精神方面未能对春秋人有大的超越,但是他们从个人道德修养和统治者的道德选择等角度审视义利问题,提出了一些新见,其意义在于继往开来。     

胡安国《春秋传》义利之辨的展开及其影响

义利之辨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论题。胡安国在宋代理学背景下,吸收前儒的义利之辨思想,将义、利作为《春秋》的权衡标准。在《春秋传》中,义利之辨的展开以天理人欲之辨作为理论依据,以公、私作为义、利的现实判断标准,义利之辨在民族文化和治国方式上分别体现为华夷之辨和王霸之辨。《春秋传》的义利之辨对 “春秋学”及后儒义利观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社会政治实践上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义”“利”的对立与统一——朱熹的义利观辨析

朱熹释＂义＂为＂心之制,事之宜＂,并认为＂善善恶恶为义;＂其＂利＂则有＂自然之利＂与＂贪欲之私＂两个层面的涵义。在＂利＂的＂自然之利＂的意义上,＂义＂即＂利＂,两者有着高度的统一;在＂贪欲之私＂的层面上,＂义＂＂利＂的价值诉求则存在着尖锐的冲突。因此,＂义＂＂利＂之间乃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而就朱熹的义利观所具有的超越历史局限性的普遍意义而言,它对于今天的社会仍然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     

儒家义利观论纲

义与利之间呈现出既统一又矛盾的现象。儒家最早意识到这些问题,并提出处理道德行为和个人利益关系的主张。他们认为这一矛盾可以化解,其方法是先义后利、见利思义,必要时舍生取义。这就要求人们把自己所得的利益,建立在道德行为基础之上,消除不义而有利的行为。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儒家义利观有所误会,认为儒家只讲义不讲利,否定人们的物质需求。本文旨在说明儒家义利观之真义,并指出其思想主张的主导面是合理的,对于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有一定积极作用     

从“义利之辨”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建设

“义”与“利”的关系是历代哲学家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对这一关系的不同回答形成了“重义轻利”、“重利轻义”和“义利兼顾”三大派别。“重义轻利”派在中国哲学史上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目前，“重利轻义”思想十分流行，而“重义轻利”和“重利轻义”各有弊端，只有“义利兼顾”才是解决义利关系的最好办法，是建立良好道德的关键所在。     

儒家义利思想的现代转换及在企业社会责任培育中的价值

儒家义利思想倡导正确处理义与利的关系,主张义重于利,义利统一.鉴于它与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的培育存在契合性与冲突性,我们应当而且必须植根于传统儒家的义利思想并对其进行现代性转换,赋予"义"新的时代内涵,将义利兼顾、义利相生作为基本的社会价值取向,将法治的理念注入义利范畴,使之符合现代企业社会责任培育的发展趋向和需求.通过培训和示范效应提升企业家"义"的文化基因,建立"义利相生"的情境机制,加强对见利忘义行为的监管和惩治来构建培育企业社会责任的路径,从而使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成为现代企业内生化的价值取向.     

陈亮"义利双行"刍议

陈亮的“义利双行”是基于他对“王霸”的认识展开的。他辨析王霸之道的用意在于完善其事功理论,并在“至公”的前提下混同王霸,进而提出“立心之本在于功利”的主张,肯定了利欲的合理性。陈亮与朱熹之间,由王霸之辨到义利之辨,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三代、汉唐而展开的,但究其本意,又绝非为古而古,而是想通过历史的得失,探讨立身处世的道理。朱熹崇义绌利,义利不两立。陈亮则以王霸并用为出发点,主张有利方有义,无利则无所谓义,因而义利双行,缺一不可。     

朱熹论“义”“利”关系的视阈及现代意义

义利关系是治国的伦理基础,义利关系问题,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所不能回避的问题。故而中国从古代以来,一直就有义利之辨,朱熹在总结各家的基础上对＂义＂和＂利＂进行了阐释,继承了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并且进一步把＂重义轻利＂思想与＂天理＂联系起来,对其作了本体论的论证,从新的视阈剖析了义利关系,对当今具有重大意义。     

朱熹、张栻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之比较

朱熹、张栻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以程颐的天理人欲概念讨论义利之辨,大致源于胡安国讲“义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张栻讲“无所为者天理,义之公也;有所为者人欲,利之私也”,讲“无所为者”与“有所为者”的对立。朱熹进一步讲仁义为天理之公,利心为人欲之私,讲仁义之心与利心的对立。因此,朱熹与张栻的解...     

“取利而和，则谓之义”:康有为义利观的新发明——兼与朱熹之比较

康有为解《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融合了朱熹注的全部内容，同时又不满于朱熹注把君子、小人解为“以德言”,补充了刘宝楠注所谓“君子、小人以位言”的说法，将社会上层官员与下层百姓在义利上的不同道德要求区别开来。与朱熹一样，康有为反对“利心”,推崇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反对上层官员为自己谋取私利；同时又不同于朱熹所谓“不求利而自无不利”,他发挥《易传》“利者义之和”而讲“取利而和，则谓之义”,对“取利”有更多的肯定，并且重视外在的事功，批评宋儒“轻鄙功利”,从而展现了朱熹之后儒家义利观之复杂变化。     

儒家义利观与网络伦理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由原来的简单互动发展到人际关系的交叉、重叠、对冲和损害。基于传统社会而衍生、派生、创新出来的网络世界日益暴露在道德疏离、道德冷漠和道德陷落的困境中。而作为中华文明重要渊源的儒家文化，很早就倡导“以义为上”、“尚义而不排利”、“先义后利”的行为原则和伦理规范。从实践角度考量，儒家的这种义利观对网络社会的和谐发展和网络伦理的建构有重要意义，只有遵从正确的义利观，以义为先，遵义逐利，才能保持网络世界的长期繁荣。     

先秦义利观的历史反思

本文论述了先秦诸家中儒家尚义轻利、墨家重义贵利,道家义利双弃、杨朱“为我”、法家重利贱义的不同义利观及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颜元义利观探析

颜元提倡“正宜谋利,明道计功”,大力弘扬合义之利,肯定合理之理对个人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其观点使人们更加理性地看待义与利,更加合理地追求利。      

论墨家思想对孔子思想的借鉴

孔墨思想是有一定的继承关系的,墨家借鉴并改造孔子的节俭思想,形成了其“节用”思想;墨家思想对孔子思想中“泛爱众”及“孝道”思想有所借鉴,并进一步改造成了其“兼爱”思想;墨家思想对孔子思想中“举贤才”的主张有所借鉴,并进一步改造成了其“尚贤”思想;墨家思想对孔子思想中“义”及“利”思想有所借鉴,并进一步改造成了其“贵义”思想。     

论先秦儒家、法家的义利观及其现代价值

儒家、法家作为先秦诸子中影响力最强的两个学派，在义利观问题上都认为“利欲之心”是“人之本性”，但在如何“制利”的问题上观点又显著不同，前者强调重义轻利，以义为主，后者强调贵法轻义，以法为主。两者的观点对于我国构建和弘扬社会主义的义利观，实现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义利之辩与社会进步和稳定

中国古代伦理史上一场义利之辩,从春秋战国时期延续到宋明时代,乃至目前伦理界重新对义利之辩的反思。可见,如何认识“义”与“利”?是提倡“义”,还是“利”,或者是“义利并重”,对我国社会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我们从中国古代义利之辩的历史背景,中西方伦理之本质差别,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一些国家与地区的伦理道德在变化等分析中,不难得到这样的结论: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特定条件下,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须提倡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义”与促进社会主义发展的“利”并重。     

关于宋代理学理欲、义利争论的几个问题

从情欲、义利、理欲三方面对理欲、义利进行了重新探讨.认为在理学家的观念中,理欲、义利既是对立又是统一的.对于以"天理"、"义"即道德为准兼及生存所需的利,他们是肯定的.相反,对违反"天理"、"义"的私欲、私利则是极为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