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落余晖尽，西山觅幽情——清遗民行迹考论

民国取代满清之后,隐居不仕是大部分清遗民采取的一种生存方式。然而这些隐居不仕之清遗民的生存状态又不尽相同：他们或以著述修纂为事,通过汇编前朝遗民资料,达至对自身价值的肯定;或结社唱和以自遣,在气类相投中寻求慰藉,坚定遁隐之志;或托身释道以应世交,借缁衣道冠寓其“高洁”之志。这些不尽相同的生存状态背后隐藏着清遗民不同的心态,反映出社会历史的变迁。     

清遗民社会公益活动行迹考察

清遗民虽然退出了政治生活的核心地带,但并非绝对游离于社会之外。在其传统绅士人格作用下,清遗民关心民众生计,积极参与民初各地社会公益活动,通过捐助地方教育及修葺乡祠庙宇、赈济灾害及救济贫民、兴修农田水利设施及维护地方安定等方式,其公益活动惠及众多民众,对解决民初社会民生问题、缓解社会矛盾、维系社会秩序贡献良多。清遗民的社会公益活动因受社会环境影响而颇具近代色彩,体现了这一传统士人群体在近代社会变迁过程中自身的嬗变。     

论近代中国地方治理的演变历程

西学东渐和内忧外患催生了清末民初的地方自治问题,民国时期的地方治理陷入一种民族和民主相互纠缠的怪圈,从绅士自治到双规共治的转向不仅彰显了民国地方治理过程中民主共和理念逐步让位于民族民生的现实政治需要,而且揭示出民国地方治理由分权让利到集权独裁的政治逻辑。传统政治与西方思想在特殊的时空交错中产生了复杂的冲突、融合与变异,并深刻影响了民国后期的政治走向。     

清遗民研究的理论思考简

清遗民是有着复兴清朝,反对民国政体的政治立场以及恢复与赓续传统思想、文化与学术的文化观的群体,是道统与政统的双重维护者,在近代化中,这一群体并未从传统之“士”转化为“现代知识分子”。对清遗民群体进行类型划分,既是技术方面的要求,也是研究思路的体现。将清遗民作地域分类,可以看到他们政治文化选择的歧异。“租界遗民”的出现,则反应了遗民的时代性特征。“政治遗民”与“文化遗民”的分类,有助于分析“政统”与“道统”对遗民观念、行为的不同作用以及遗民个体思想演化的复杂性。就历史评价而论,“清遗民”的存在是民国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是中国近代社会“变”与“不变”的画卷中“不变”的一幕,也是历史发展中“反复”与“羼杂”的表现。对于这样的“反复”与“羼杂”的现象,应当通过“阶段论”、“类型论”、“内外因论”的多重评价标准来看待,以求对清遗民有较为全面的认识。     

明、清遗民诗人评价褒贬悬殊原因简析——以顾炎武、沈曾植为例

遗民是历史上一个特殊的群体,忠于前代,不仕新朝.作为一种道义的象征,向来受到后世景仰,评价颇高.尤其是明清易代之际的遗民,几同于道义风标的代名词,得到高度评价.而同样选择忠于前朝故主的清遗民却遭到前所未有的否定贬斥,与明遗民形成鲜明对比,本文试图分析造成明、清遗民评价悬殊的原因所在,以期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     

论民国初年的政党、党争与社会

本文从民初的政党、党争与社会文明进化程度的关系这一角度,探讨了民初政治现代化的畸变。作者对民初上海等7个城市的政党社团作了较完整的统计,归纳民初党争的五个特点,认为共和民国的观念在的市镇社会深入人心当在武昌起义后;民初党社混沌不清,党争不是在健康的法律程序之上进行的。这归根到底是中国社会经济现代化程度底下,资产阶级不成熟,广大下层社会民众文明进化程度低下决定的。几个主要的资产阶级政党的剧烈争斗,最终却为袁世凯复辟专制铺平道路。     

论阮籍《咏怀诗》的生命情结

阮籍生活于魏晋易代之际 ,忧生切骨 ,陷入生命悲剧之中 ,他不屈地探索 ,企图超脱这悲剧人生 ,但往往陷入内心的冲突与矛盾中 ,表现为一种复杂的生命情结。阮籍的《咏怀诗》把这种情结艺术地再现出来 ,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济世志的追求与裂变 ;礼教的否定与放达不羁的行为 ;归欤之情与归隐的否定 ;玄学生命家园的寻找与失落 ;游仙的矛盾与否定一切。阮籍在极度矛盾痛苦中 ,执着于生命的完美追求 ,在追求中展露出生命的本真 ,凸现出个体生命的意义 ,给人类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     

宪政之路:梁启超的“政体进化论”思想

梁启超在清末反对革命共和,在民初又反对帝制维护共和。对梁氏的这一政治态度,学术界多强调其"多变"的政治性格,而对其一以贯之的政治理念似乎关注不够。对国体和政体关系的认知是梁启超宪政思想的重要内容,他一直主张在既定的国体之下逐步实现政体改革,在清末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在民初则维护共和国体;其一以贯之的政治理念力图阐明政治制度与民主宪政演进的一个规律:国体固然可以采取"革命"的方式迅速发生变更,但政体却必须通过"进化"的过程才能逐步完善。     

民工潮引发的社会矛盾探析

民工潮是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一种特有形式。民工潮的出现导致了我国城乡关系变化和社会群体利益关系的重组,引发了一系列矛盾,对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深刻地影响。民工潮引发的矛盾是工农矛盾、城乡矛盾在新时期的变化和发展,是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快,我国民工的数量将会逐步增加,他们与其他社会群体的矛盾将表现得更加明显和突出。如何协调民工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关系将是我们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必须重视和解决的一个问题     

冠姓、更名、改籍与民初旗民身份变化

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民初旗民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诸多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基于政治经济特权的丧失、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平等的民族关系基本原则的确立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自民国成立后的多年间，各地屡有旗民申请冠姓、更名、改籍。对民初旗民冠姓、更名、改籍历史现象的考察，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刻了解转型时期旗民的生存状况，而且也有益于人们在社会发展和民族融合的视角下进一步认识和研究民初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风俗习惯等诸多领域。     

从“满汉”到“中西”:民初清遗民视野中的“华夷之辨”

“华夷之辨”是儒家文化核心观念,有种族之分和文化德性之分。清末满汉对立思潮崛起,强调基于种族之分的“华夷之辨”。辛亥鼎革后,清遗民一方面反对这种基于种族之分的“华夷之辨”,从文化德性之分的角度强调清朝统治的正统性,并且从金、元等历史资源中寻求支撑;另一方面,他们强调“君臣大义”的绝对性。与此同时,他们将民国后国内外的混乱皆归咎于西学,认为让世界久安之道必然还是“莫备于周孔”的中学,至此在他们视野中,中西夷夏地位逆转。清遗民的“华夷之辨”,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政治上的君主制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合二为一的道德主义论述,虽然其与具体的历史语境已然“错置”,但作为一种文化思潮,还是对后来的文化保守主义有着重要的影响。     

易堂九子与江苏遗民交游考述

清初,易堂九子以文章、气节声震天下,除惮力著述授徒之外,遍交天下之友也是他们所苦心经营的一项重要“事业”,其中主要以遗民为主。吴中历来为人文荟萃之地,易堂九子于国变后频繁往来于吴地,与其地诸遗民缔结良谊,这既与其遗民情怀有关,又是其经世思想的体现,具有丰富的历史意蕴,在清初具有典范意义。     

岭南明遗民薛始亨生平事迹考论

岭南明遗民薛始亨一生忽而为儒、忽而为僧、忽而为道的诡秘行踪颇值得玩味,他最终皈依道教的选择及对自己道人身份的认可迥异于当时岭南遗民逃禅的普遍风气。薛始亨的一生可分为四个阶段:鼎革前意气风发的求学阶段;鼎革后风雨飘摇中的奋然挣扎;中年绝望之际的退隐江湖;晚年参禅、入道之间的游走与徘徊。梳理其思想发展脉络,有助于管窥明清之际岭南遗民的隐微心态。     

试论清末民初东北军屯实边

清末民初,由于俄国与日本的肆意侵略,导致东北边疆危机愈演愈烈。为了化解迫在眉睫的边疆危机,清政府与代之而起的民国政府均以推行移民实边作为应对之策,其中包括军屯实边,清政府在吉林、黑龙江曾实施过军队屯垦,民初关于军屯实边的呼声亦此起彼伏,说明军屯实边作为一种捍卫边疆安全的重要手段备受重视。但由于种种原因,清末军屯实边成效不大,民初军屯实边也大多流于舆论层面而无法得到贯彻执行。     

清代至民国时期黑龙江三江平原森林变迁研究

黑龙江三江平原森林的变迁肇始于清末至民国时期。本文通过全面收集历史文献、地方文献,并结合实地踏勘,较全面地复原了黑龙江三江平原在清初及清中叶时期的森林环境,继而探讨了清末及民国时期此地森林演变的过程和原因——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所需、修筑中东铁路、作为船舶燃料以及挖参和采金。文章最后揭示了该地森林演变的空间特征,即由清初、清中叶的点式影响变为清末民初时期的沿边、沿江、沿路（铁路）、沿村、沿屯的破坏,但交通不便的深山区和平原腹地森林仍然保持着原始的状态。     

天然和尚函昰与“函”字辈诸人的交往

与礼空隐道独为师的“函”字辈诸人,或早卒,或抗清而牺牲,或为遗民,其与天然函禅师的交往,表现出那个时代岭南佛门的禅僧具有强烈的遗民倾向,其价值取向有强烈的人文精神。     

明遗民对陶渊明的接受

在明清易代之际,陶渊明首先是被作为晋宋易代之际的"遗民"接受的.陶渊明不与新朝合作的行为等,得到遗民几乎不约而同的赞赏和效仿,他们效仿陶渊明甲子纪年,桃源避秦,隐逸力田,在诗歌创作上和陶学陶.陶渊明成为支撑特殊时期民族感情、道德情操和超越情怀的历史基石之一.     

明遗民与清初明史学

明遗民在民族思想和忠义思想激励下 ,不仕清朝 ,为了保留故国之史 ,他们积极研治明史 ,主要采取两种形式 ,一是私家撰修 ,一是襄助官修。前者重在探讨明亡原因 ,对明季史进行了深刻反思 ,后者从提供史料、审核史稿、提出建议、亲自与修等几个方面 ,帮助官方撰修《明史》 ,使之体例完善 ,质量提高     

广州话与格介词“过”和“畀”的变异考察

作为表示引进交付、传递的对象或受益者的与格介词，广州话中的“过”至晚于明末清初便已经出现，在明末至清末的几百年间．“过”的使用一直保持着优势地位，而“畀”作为与格介词的用法直到清末时期仍然相对少见。与格介词“畀”自产生起就处于与“过”竞争的变异状态。自民国中后期开始，广州话的与格介词“过”便呈现出被“畀”取代的趋势。“过”和“畀”的变异既是语言自身演变规律的体现，也是语言运用影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