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阿随的命名和结局看《伤逝》的复仇意识

<伤逝>一直被认为是最难阐释的鲁迅小说文本,这跟他1925年前后的思想转化有关.虽然他仍坚持着韧性的生命哲学,但青年的沉沦和伤害也使他对长期坚守的进化论产生了怀疑,对寄予希望的青年甚至产生了复仇的冲动.从阿随的命名和结局可以看到涓生和子君之间的人性隔膜和他们爱情悲剧的内因--隔膜中的复仇.对于人与人之间永不停息的复仇,鲁迅借涓生和子君的形象表达了深深的忏悔.     

《十日谈》的悲剧精神及其文化渊源

悲剧及悲剧精神发端于古希腊,在欧洲中世纪又与希伯来的犹太教、基督教的罪感文化相结合,发现薄伽丘的代表作品《十日谈》体现了悲剧精神的特征以及两希文化的影响。通过对《十日谈》作品的分析,认为薄伽丘对古希腊罗马人本主义及古希腊悲剧精神的继承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其强烈的时代感,古希腊悲剧演出的是神话题材,但反映的却是当时雅典社会生活的图景,而《十日谈》也正是通过一个个悲剧故事来展示当时欧洲社会的各种社会矛盾及人们之间的情感冲突;二是对道德行为的深切关注,都主张将德性作为区分人类的标准。另外,希伯来文化中的悲剧精神、罪感文化通过基督教文化也影响了薄伽丘的创作,《十日谈》中塑造的一系列女主人公面对外在的矛盾往往以死明志,正是一种希伯来——基督教式的悲剧反抗。     

《红字》之悲

《红字》沿用了原罪与救赎的西方传统宗教主题并由此而构成小说的总体悲剧性,即人物因内心的罪感所形成的皈依上帝而实际不可得的精神幻觉。通过丁梅斯代尔牧师这个悲剧人物的塑造与刻画,在他长达七年的赎罪过程中,体现了人物命运、信仰及其情感等的虚幻、矛盾与孤独,表现出一种生命境界的悲剧意识。     

生命存在的困境与尴尬──海明威小说人物新论

本文试图对海明威作品进行新的文化解读,超越以往关于“游侠英雄”和“硬汉性格”的分析模式。并从社会文化心理的角度,论证了海明威作为二十世纪人类精神状态的表现者,他的作品主题是对二十世纪人类生命悲剧的痛苦把握。他深刻揭示了人类生命存在的困境与尴尬,表达了人类在历经浩劫之后的荒谬感、绝望感与焦虑感,     

宋代词人“生命意识”的文化心理解读——以柳永、苏轼为例

唐宋词人的生命意识不外乎两种,一种是"闲愁"自来,一种是对生命的理性把握。在生命意识的认知上,"耻感文化"的心理标杆来自于他人和外部的评价机制,"罪感文化"则是个体生命对自己的内在约束。柳永和苏轼是这两种文化心理的代表,解读二者的异同,可以对宋代词人的生命意识有更全面的认识。     

两难选择 两难都选择──《伤逝》心理内涵诠释

消生的悲哀和悔恨的心理内涵包括辨白、自责和超越三个层面。在贯穿他和子君爱情生活全过程连续不断的思考中，表明他对爱情悲剧原因的分析，对生活和生命的认知，对子君死亡实存的体验及其升华，抒写他在悲哀和悔恨中由对个性主义和自我牺牲的人道主义的两难选择到两难都选择的心灵历程，由此也折射出作者当时的文化心态。     

贾宝玉惧父心理的文化透视——贾宝玉论之五

《红楼梦》令人惊异叹惋的地方在于塑造了贾宝玉这个人物,在他身上,作者寄寓了丰富厚重的文化内蕴。在小说中,贾政贾宝玉这对父子发生着激烈的矛盾冲突,乃至贾政下狠手暴打贾宝玉,由此更加深了宝玉内心深处的惧父意识。分析这种意识,可以看出父权文化、文化父亲形象在小说的中反映。那么,这对父子之间的冲突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贾政代表着现实生活,执着地实践着、追求着这样的生活,也希望家族的继承人宝玉能够完成这种实践和追求。然而宝玉向往着诗意的梦幻生活,拒斥着现实生活。父子的冲突也就以各种方式发生了。种种冲突也就积累成宝玉的心理障碍,使他拒斥、疏离自己的本无恶意的父亲,使得父子之间的伦理亲情日渐疏离淡化甚至绝迹,而贾政也只有固守着自己习得观念、价值,整天价端着个架子那样疲累地活着。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对父子二人而言,都不无悲剧的意味和殉道的悲壮。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都值得同情,需要理解。     

论李贺诗的悲剧意识

中国悲剧意识来源于对人的生命有限性的感知。李贺诗思考生命的长度,追询生命的意义,表达对生命的感受,希求对生命的把握,表现出彻底的生命悲剧意识。这种悲剧意识通过中国文化特有的心理机制,以"向空而有"的方式对人的生命意识、生存状态和历史价值的建构产生积极作用。     

叛逆的石头—孙悟空与贾宝玉形象探析

孙悟空、贾宝玉身上都具有叛逆精神,孙悟空的叛逆精神表现为对现有秩序的巨大冲击性同时又具有积极进取、匡扶正义的社会责任意识,贾宝玉所体现的叛逆精神是以拒绝承担任何社会责任来对抗社会,以贵族的优雅和温和实现自我逃匿。孙悟空和贾宝玉形象存在着共同的悲剧意蕴,由叛逆到顺应现存秩序,最终以宗教作为精神的归宿。     

论《红楼梦》的悲剧观

从继承、革新传统文化中悲剧意识的角度,《红楼梦》的悲剧精神具有重要意义.《红楼梦》所写“家亡人散”是对传统文化“家国同构”模式的怀疑和否定。从“屈原模式”到“贾宝玉模式”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悲剧意识的升华.《红楼梦》的恋爱悲剧模式革新了传统的以礼节情的恋爱悲剧模式.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对传统的“游”悲剧意识及天道悲剧意识都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曹雪芹原著消解了传统文化对悲剧意识的消解因素。     

贾宝玉“恋母情结”的泛化与错位

由于对贾宝玉养育关系的混乱,造成他早年接受母爱的缺失和"恋母情结"的泛化。贾宝玉的"恋母"是"恋"着给予了自己母爱的一个群体;"仇父"是"仇"视代表父权体系的一个群体。贾宝玉"恋母情结"具体指向的错位主要体现在精神上对秦可卿的依恋和"意淫",以及生活上对袭人的依恋和占有欲望。     

寻根之旅中的父亲意象——贾平凹小说《秦腔》论

贾平凹的《秦腔》是一部21世纪的寻根之作。面对新世纪中国乡村发展中的现实困境,他再度踏上寻根之旅,成功地建树了故土的父亲意象：生命父亲（夏天义）、文化父亲（夏天智）、上帝父亲（引生）,传达了他对乡村荒败现状和乡土传统文化委顿的深度忧虑和思考,彰显了作者的社会批判意识和担负意识。     

浅议清末驻藏大臣有泰——以驻藏期间日常生活为中心

有泰是清末光绪年间的驻藏大臣,在政治上缺少铁腕般的政治魄力和韬略,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无计可施,任事态发展,用丧权辱国来定位他的边吏功过一点也不过分。他又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被培育出来的,中庸之道是他的处事哲学,明哲保身是他政治生活的底线。在他身上体现出浓厚的文化关怀和存史意识,并以其良好的文学素养,为我们留下了近四十万字的《驻藏日记》,客观上为藏族文化的传播和蒙汉满多民族文化的融合做出了贡献。观其一生,政治上毫无建树,文化生活上却值得一提。     

贾宝玉崇尚自然的石性特质溯源

在《红楼梦》中,女娲补天和木石前盟的共通之处在于都表现出贾宝玉崇尚自然的石性特质。在女娲补天中,石头经过女娲的锻炼获得了自然赋予的灵性,是贾宝玉在现世中对纯情男女特别是纯情女性产生广泛依恋的原因;但因宝玉的石性特质源自自然精华,不入流俗,所以石性不改。在木石前盟中,宝玉是石,黛玉是木,石与木的意象暗含了宝黛爱情是一种自然本质之爱、天长地久之爱。贾宝玉这一形象的塑造是人的生命与自然生命的对接与融合。     

余生无日不相思——论许杰晚年旧体格律悼亡诗词创作

许杰在1975-1976年间写下大量旧体格律悼亡诗词。这些作品的主要内容是对家庭生活的追忆,表现知音已逝的孤寂以及无坟可上的凄凉。在艺术表现上,它们具有感情强烈真挚,语言平实素朴,注重细节刻画等特点。这些悼亡作品的写作,首先缘于作者对妻子深切的爱恋和怀念,同时也因为作者当时内外交困、凄清落寞的现实境遇和对妻子所怀有的歉疚之情。     

姚奠中学者书法之大境界

姚奠中先生是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唯一健在的弟子,曾得到章太炎先生的指点,悟得笔法,书艺大进.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人生风云中,姚先生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形成了刚健清新的书法风格,并与自己的人格襟抱和满腹经纶相激荡,成就了一种厚重儒雅的学者书法文人书风.姚先生是学术与书法相结合的书法家,他强调文化对书法本体的优先性,其作品体现出一种大境界.他的书法是“守正创新”的书法,其书法美学呈现出“正大气象”.他的作品具有浓郁的学者书法意味,很好地表达了他深厚的文化内涵,笔墨线条中透露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气质.姚奠中先生的学术和书法成就荣获书法界最高荣誉奖——兰亭终身成就奖.     

“一生凭道义,无处不新春”——张学良用“生命”和自由诠释的道义人生

"一生凭道义,无处不新春"。综观张学良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道义"无处不在,他那些在中国现代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惊人之举都与"道义"二字相连:凭道义,他劝父罢兵,诠释了百姓大义;凭道义,他毅然易帜、武装调停,诠释了统一大义;凭道义,他辞职下野、送蒋回宁,诠释了荣辱大义;凭道义,他西安兵谏,诠释了民族大义;凭道义,他放弃自由,诠释了人格大义。张学良用自己的"生命"和自由诠释了人间大义。这就是张学良精彩的道义人生。     

论贾政的恶子情结

贾政幼时诗酒放诞养成了他迂腐谙弱的性格,该性格又制约着他进退维谷于官场,疏懒游离于家政。当诗酒放诞基因被宝玉创造性地遗传地放大,欲从儿子身上得到人生补偿的希望火苗旋遭熄灭,悔恨、痛楚、绝望便转化为反感和敌对式的惩戒,惩戒劣子的反方向结果又加剧了他的焦虑,酿成了恶子情结,这是贾政省察失败人生的应激反应。     

鲁迅的个性心理对其散文创作的深层影响

鲁迅的个性心理是多元复杂的矛盾统一体:既刚强固执,又深沉柔韧;既内省自觉,又机敏多疑;既内向抑郁,又开朗热情;既倾向于外部,又倾向于自身。在此基础上,又由于内省自觉气质而派生出鲜明的“中间物”意识,由于内向抑郁气质而派生出强烈的孤独意识,由于坚韧深刻气质和博大的爱心———爱祖国、爱民族、爱庸众、爱亲人而派生出极强的使命意识。这一切,都对鲁迅的散文创作产生深层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