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经正义》的问题意识与思想宗旨——再论孔颖达统一经学的思想史意义

唐代孔颖达等人之所以能够开启经学史上的统一时代,官学地位和知识学的成就固然是最重要的基础,但根本上还是由于孔颖达等人在整理经学遗产的过程中暗自融入了文人士大夫的一段精神命脉,其所表达的民本关怀和士人主体意识自觉构成了《五经正义》最为鲜明的时代内涵,其所澄清的儒学实践性品格乃汉唐经学区别于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只有联系古代士人传统,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五经正义》统一经学的原因及其思想史意义。     

魏晋南北朝经学发展论略

魏晋南北朝经学在社会动荡和学术冲击下艰难地发展,因统治者的支持和学者的努力以及经学自身的因素而取得了显著的成就。魏晋、南朝的经学创作明显盛于北朝,尤以魏晋为盛。南北经学最根本的差异在于对汉代经学的不同对待,南学与魏晋经学的发展脉络极其一致,而北学则在精神上和方法上与汉代经学一脉相承,但经学有横向的流动性,且南北经学有所交叉。南北学人对于各自师法家法的分别遵循,是形成南学北学不同学术走向的重要因素。     

“一代儒宗”沈重述略

沈重历仕萧梁、后梁、周、隋，是一位活跃于南、北，且具有一定政治影响力的经学大师。沈重学问淹博，又精于“三礼”研究，他不仅以杰出的学术成就推动了萧梁及后梁经学的繁荣，而且在北周武帝辨别三教优劣的论战中，沈重成功地捍卫了儒教的尊严，其往返于南北的讲学活动又在客观上促成了南北经学的交流，为日后南北经学的统一奠定基础。     

“鸿都门学”的建立与汉末“文人群落”重组

经过长期发展,汉代士人群落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格局:经学士人居于统治行列的上层,上层文士虽然与经学士人有巨大的差别,但他们已完成经学化改造,与经学士人一道成为维护上层统治的政治力量。"鸿都门学"蕴含着阶层变动的历史背景,一向被士大夫阶层轻视的下层才艺之士借助汉灵帝及宦官的势力得以封官拜爵,大量地进入到素来被士大夫所把持的统治者行列。这一举动打破了汉代传统的士人群体构成格局,各层次人群激烈的斗争,带动了各文化势力的变迁升降。这一历史变化对曹魏文人、文学的发展变化产生了直接的推动。     

东汉熹平石经平议

东汉政治衰败，使太学与经学的地位降迁，造成今文经空挂官学之名的形式化命运。桓、灵之际宦官掌权，朝政污浊，士人进路堵塞。党锢之祸更使士人集团丧尽元气，兔子杀戮、禁锢者群龙无首，于日暮穷途只能重又折回已经形式化的太学。这些分别是熹平石经刻立的远因和近因。     

汉代“私书”与汉代士人心态

汉代是形成士大夫阶层的重要时期,与政治密切相关成为士人重要的群体特点,又因自身受时代推崇的经学思想的影响,汉代士人的心态以积极入世、尊崇经典、讲求名节、明哲自保四方面为主。汉代"私书"作品可作为考察这种体现真性情心态的切入点。     

明太祖的经学政策

明太祖在进一步加强君主集权统治的同时,在经学领域施行一系列经学政策.他重用儒生,逐渐形成以儒家学者为核心的幕僚集团;重视经书,同时加强经学教育,大力兴办各级学校,对经学的传播与发展有积极作用;颁令八股取士,尤其重视程朱理学的作用,要求生徒恪守儒家正统,从而以程朱理学来统一士人的思想.明太祖重视儒家经学,以程朱理学为学术正宗,对于明初的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等的发展都有重大意义,奠定了有明一代王权统治的根基.     

从《毛诗正义》看汉唐经学的阐释意识——兼与宋明理学阐释相比较

区别于宋明理学重在建构经学义理的此在性认同,汉唐经学阐释是一种还原性认知活动,乃是以“述”的方式来继承经典原旨并实现对传统的当下性转化。在经学阐释范式之下,孔颖达等人自觉地将时代精神融入了“疏不破注”的过程之中,而一种通学阐释意识和文献学视角的介入保证了经学知识的周密与正确;同时,孔颖达着意揭示毛、郑旧注的知识来源,额外追加“其所以然”的理解维度,从而凸显了阐释行为本身,也表明了其对阐释确定性的追求。总之,从阐释和接受的角度看,孔颖达经学融合了知识与价值、传统与时代、官方意识与士人传统等多重诉求,这才是他之所以能够统一经学的根本原因。     

河间献王学术团体弘经模式与文化贡献

西汉景武之际的河间献王刘德在位26年,以“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学术精神和人格魅力吸引了大批儒生士人,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的学术团体.献王学术团体对古代文化的贡献卓著:其致力于搜求古籍、弘扬儒道,保存传承了大量文化成果;开创确立了古文经学的阐释模式;奠定了封建社会的思想统治基础,以其令人瞩目的文化成果流芳后世.     

张之翰南北交融的诗学理论与诗歌创作

元初南北统一,北方士人南下,南方文人北上,在南北文人的交往过程中,逐步实现了南北诗风的交融,这在元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其中,北人而长期仕宦于南方的张之翰,具有促进南北诗风融合的自觉意识和明确的诗学理论,并以其创作实践,在这一融合中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考察其相关理论及创作实践,是研究元代诗风转变乃至整个元代诗坛的重要内容。     

从大漠敦煌到弘农华阴——汉末敦煌张氏的迁徙及其家风家学的演变

汉末名臣张奂本敦煌渊泉人,后因平定羌乱有功,朝廷恩准徙居弘农华阴,这是造成史籍关于张奂父子籍贯表述不一的根本原因.作为河陇士人的杰出代表,遭遇党锢之祸的张奂仍然固守着儒家传统的价值观念,但仕途的险恶以及汉末士人个体意识的日渐觉醒,使张芝、张昶等人毅然放弃了经学儒业,走进了书法艺术的神圣殿堂.张芝草书不仅引发了汉末士人学习草书的热潮,极大地促进了书法的艺术化进程,而且为士人寄托性情、张扬个性、实现人生价值开辟了新的通道,书法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地位和影响也因此大为改观.     

东汉魏晋时期颍汝、南阳地区的私学与游学

东汉魏晋时期，颖川、汝南、南阳地区的士人在经学研究和政治活动中崭露头角。 东汉顺帝之前，三郡士人以私学教育和游学等学术活动为主，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士人集团。 至东汉后期，三郡的士人集团积极参与政治斗争，并成为社会的中坚，及至魏晋时期，仍然如 此。三郡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游学的兴盛促成了士人集团的形成以及士人走向政治舞台。     

论经学与汉代文学的关联

经学对汉代文学发生的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学与汉代文学史整体图景的关联,呈现为顺承与逆反两个方向,而经学与文学的基本关系是整合与背离;二是汉代文学作品中表现出的经学主题,这是经学向文学渗透最为显明的表现,而徘徊于“学”“术”两端的士人心态在其中表露无遗;三是经学之于文学的制度性建构,此即由经学观念导致的乐府机构的设立之于汉代文学的顺向性和文化性影响。     

北风初开:两晋北方经学论

两晋时期,南北对峙,即便在血雨腥风之中,北方经学也始终没有摇摇坠落,成就虽无法与南方经学媲美,却也取得了长足发展。一方面,北方统治者在干戈扰攘之时,重建国学教育及经学取士制度,为经学发展提供了温润的文化土壤;另一方面,北方民族挺进中原之后,不仅没有固守落后的游牧文化,反而不断汲取中原儒学文化,在文化趋尚上引领了经学发展的社会风气。而北方经学家或入仕国学,讲授经学;或开馆授徒,传播经学,都直接推进了北方经学的发展。是时,北方经学主要接受汉末学风的霑溉,兼综经今古文,以训诂章句为主;南方经学则基本恪守魏晋之交的学风,主治古文经学,以义理阐释为主。所谓南北学之分畛,实际上肇始于两晋南北学风之差异。     

政治、经学的衰变与西汉后期士人心态的走向

从汉昭帝刘弗陵即位 (前 86)到西汉末的约一个世纪 ,是西汉政治和经学发展的一个相对独立时期。就政局而言 ,外戚与中宦交替专权 ,君权旁落 ,政局多变。与汉武帝时期的皇权极盛、高度集权很不相同。就经学而言 ,重用儒士 ,广建学校 ,盛行以灾异论政 ,并出现了政治与儒学合一的现象。儒学和儒生的地位空前提高 ,这与汉武帝时期儒学仅用于“润饰吏事”、儒生往往被“俳优蓄之”也有极大差别。但是 ,经学地位的提高和空前发展并未给经学和儒生带来多少好运 ,诡谲多变的政局不仅使经学盛极而衰 ,也导致了士人的坎坷与分流。很多士人与政治渐渐疏离 ,尽管表现方式各有不同 ,但总体上呈现出一股道家思想回归的潮流     

河北士族礼法传统与北学渊源

建安时期邺城学术思想主流是曹操名法与郑玄经学的结合 ,它上承两汉以来儒法合流的总趋势 ,下启魏晋南北朝礼法思潮 ,是东汉名教之治向魏晋南北朝礼法之治历史性转折的枢纽。河北士族特殊的地域优势、文化性格和经学特点在这一过程中起了极重要的作用。在魏晋之际礼法思潮的发展中 ,河北士族反对正始玄学。元康时虽一度受到玄风影响 ,但其思想主流未变。永嘉之乱时 ,河北士族多留在北方 ,国破家亡的血泪洗礼 ,使他们反思元康玄风流弊 ,重返传统儒学。故郑玄经学与礼法思想随之成为南北分裂后十六国北朝的学术渊源。     

游走与播迁--关于明清之际一种文化现象的分析

本文分析士人于明清之际常态及非常态的流动,流动的诸种动因、背景,尤其着重于士人的流动与"易代"这一特殊历史情境的关系,由这一具体方面展开的士人命运.     

共和境阈之下的“新”经学

民国之建立,将漫长的中国历史划为古、今两段。科举制与传统君主制相伴而生,其本质是一个塑造士人群体之品质的人才选拔机制。经学则是塑造士人品质的核心内容。辛亥革命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之一是塑造了作为现代政治之基础的个体,与之相应的是传统经学之消亡。但如何能将"一盘散沙"般的个体凝聚成团体乃至国家,是共和革命之后中国所面临的根本困境。在这一困境中,康有为和梁漱溟分别以"孔教"和"伦理"作为团体生活之基础,将传统的教化植入现代政治生活之中,勾勒出两种不同的"新经学"模式。     

试论两汉士人的社会性格与诗赋之关系

在不同国策的影响下 ,两汉的经学在政治、社会生活中呈现不同的功能。西汉“经学”以饰政为主 ,所谓为汉代建制 ,润色鸿业 ;东汉“经学”则以修身为主 ,所谓因心会道 ,教化世风。因此 ,西汉的“经学士人”以官为本位 ,形成工具化人格 (功名人格 ) ,不仅在思想、学术 ,乃至文学方面都有很强的功利色彩 ,汉大赋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产生 ,其对象、内容及功能都与“官”本位的工具化功利色彩相得益彰。东汉“经学士人”以德为本位 ,以“师”为身份 ,形成“自主化”人格 (道德人格 )。由于官与师的疏离 ,逐渐产生政与德的对抗 ,造成士人深刻的心理悲剧 ,故而诗产生而赋消亡。“官吏”、“师长”和“诗人”三位一体是传统士人身份的主要特征 ,两汉社会是这个身份模式形成的重要阶段 ,也是传统文化 (本文主要涉及文学 )模式形成的重要历史时期     

齐鲁文化与秦汉的博士制度

齐鲁文化是秦以来中国大一统文化的活水源头；源于齐而形成于秦汉时期的博士制度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文化制度。西汉前期，以齐鲁地区士人为主的学者群融汇、吸收阴阳、黄老、法、方仙道等齐鲁诸家学说改铸儒学而成经学，通过博士制度，使齐鲁文化实现了与封建专制制度的结合，取得了政治上学术上的统治地位。其后，由先秦齐文化与鲁文化不同学风而引发的经学内部的经今古文之争，随着今文经学的庸俗化，日益崛起的古文经学派完成了统一经学的任务，最终实现了齐鲁文化的正统化；今文经学的垄断地位被打破，其所依恃的博士制度于东汉末也归于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