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腐败追赃执法合作的困境及其破解

境外追逃和境外追赃是中国惩治腐败执法合作的两个重要环节,反腐败工作要得到突破和创新,必须明确国际合作的重点,即境外追赃,必须改变原本以"追逃"为核心的合作机制,应以"追赃"为导向,追逃追赃并重,注重对外逃犯罪经济上的剥夺。目前,中国的追赃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在寻求他国对追赃问题的司法协助中应当对关系其中的政治因素和法律因素进行全盘考量,通过友好协商和对等原则达成平等互惠的追赃合约。同时,必须正视在反腐败执法机制中所面临的困境。首先,追赃问题关系到巨大的经济利益,为调动起有关国家的积极性,建立和落实资产返还和分享机制能够有效地缓解其中的利益冲突。其次,各国不同的法律制度为追赃问题的司法合作带来了困难,要适应国际公约,需要启动配套法律修改程序,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借鉴《联合国反腐败国际公约》规定,利用民法途径解决相关追赃问题未尝不是一个新突破。再次,网络时代给中国甚至全球的反腐败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但也为追赃工作的国际合作提供了一个新思路,利用大数据技术建立全国性的信用机制能够实现对洗钱活动的监管,同时鼓励国家之间搭建信息交换平台和赃款追缴情报交流,实现国家之间的实时信息交流和司法协助,使境外追逃追赃工作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中纪委海外追赃,“丁义珍”们怎么被拿下?

正正在热播的反腐大戏《人民的名义》里,出逃海外的贪官丁义珍让人印象深刻。现实生活中,究竟有多少出逃海外的"丁义珍"已经被追回?他们又是以怎样的方式被追回的呢?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简称"中央追逃办")里,墙上挂着"全球通缉百名外逃人     

论中美反腐败执法合作的利益诉求、困境与破解思路

中美两国存在开展反腐败执法合作的共同利益诉求,但是,因为两国对反腐败执法合作内容的关切度存在分歧,具体的反腐败法律制度存在差异,美国对我国司法体制缺乏信任以及中方未能提供美方所需要的必要证据等原因,使得现有的反腐败执法合作机制成效不尽如人意。为此,中美两国应当在符合各自国内法律制度精神实质的前提下,转变反腐败执法合作观念,把反腐败议题提高到中美双边关系战略高度,增进两国反腐共识,改变对犯罪分子缉捕回国为异地追诉惩罚,追赃和追逃要双剑并举,并从机制上由注重惩罚转变为注重预防,进而强化两国国际金融、税务等方面的行政执法合作,建立追逃和追赃情报分享机制,增强两国反腐败合作的成效。     

试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成逻辑、重大意义与实践要求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成逻辑,体现了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内在要求,反映了系统总结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经验的必然要求,是解决当下我国法治领域现存突出问题的现实需要,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时代需要。习近平法治思想有着深刻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历史意义与世界意义。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锚定法治中国建设的目标规划,强化全面依法治国的科学谋划,开拓涉外法治工作的国际视野。应在科学的法治理论指导下,继续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向前推进。     

十九大报告中的"法"及其语义价值分析

运用大数据的分析方法,将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各项论述和主张与党的十八大报告,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相关规定相比较;梳理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理论渊源、政策沿革、基本内涵和特征,并指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所具有的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通过对十九大报告中的"法"一字的出现和分布样态,指出了十九大报告在全面依法治国方面的新提法新主张;认为这些新论述新主张对于完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补充价值.同时,通过分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形成历史过程,指出尽管在十九大报告中没有出现文字表述,但是"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及加强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建设,加强人权司法保障以及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等仍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给予高度关注.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监察法治思维体系论

习近平法治思想蕴含深刻的监察法治思维,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形成了立体多层的监察法治思维体系.从理论维度上看,囊括了党的领导思维、人民主体思维、中国法治思维、全面反腐思维;从实践向度上看,强调将党的领导贯彻于反腐实践,通过法治反腐来增进人民幸福,促使监察制度优势转化为监督治理效能,凭借高质量监督推进反腐工作高质量发展.监察法治思维体系集中表达了新时代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持续深化的基本逻辑与核心要义,即党以法治的方式实现对公权力运行的全面监督.习近平法治思想发展了监察法治思维并引领监察法治实践迈向新高度,促进全面依法治国中党的领导更有制度体现,反腐为民更具制度效能,法治方式更有人才支撑,全面反腐更具法治保障.     

习近平法治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原理性创新

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立场,结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环境、历史任务和基本国情,从三个"全新"的维度科学阐释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它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架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最新发展、最新成果,更是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从理论到实践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这一思想在依法治理、法治道路、党法关系、依宪治国等领域的理论创新,深化了对国家治理一般规律、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规律和共产党依法执政规律的认识,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发展的新境界,为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作出了原创性贡献.     

百年大党反腐败斗争的历史成就和宝贵经验

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斗争的百年历史成就应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拒腐防变、新中国成立后运动反腐与重典惩腐、改革开放新时期制度反腐与体系反腐、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及反腐败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等四个方面来把握，其宝贵经验可以概括为：以鲜明的政治立场观奠定反腐败思想基础、以科学的任务目标观锚定反腐败斗争方向、以辩证的法治方略观推进反腐败标本兼治、以民心向背的动力观实现反腐败成效取信于民、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观保证反腐败斗争行稳致远。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创新——基于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依法治国的视角

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赓续我们党百余年法治和深刻传承中华法治几千年恢宏壮丽法治史中的精华,深刻体现了“中国之治”的文化自信,是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典范。习近平法治思想重视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奉法强国”的信念、全面依法治国的智慧和治国理政的经验,探寻强化法治生命力的路径。面对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异常激烈,国际法治遭遇强烈挑战。习近平法治思想在中国法治和国际治理的实践中,坚持知古鉴今,弘扬中华法治智慧、吸收世界法治文明精华;资政育人,“中国方案”“中国之治”“中国智慧”既充分彰显国际法治的正道、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增进国际社会民生福祉,又更加增强中华法治自信,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时代特色。习近平法治思想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法治中国建设的基本立场,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法治中国建设的不竭动力,是引领法治中国建设的思想旗帜和强劲动力源,是打破“西方中心论”长期遏制中国法治理论话语权的有力武器。新时代,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应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新课题,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使其成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智慧和力量源泉。     

天网恢恢,看你往哪里逃?——盘点各地纪委全会公报,超四成省份加大防逃追逃力度

核心提示:在刚刚过去的全国两会上,“反腐”无疑成为最受关注的话题,几乎在所有地方团开放日上都会涉及.就在今年年初,中纪委十八届五次会议召开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纪委全会陆续召开.通过梳理公开报道的纪委全会公报或决议,各地2015年反腐动向“可见一斑”.经梳理发现,今年,在防范外逃、基层反腐、工程资源领域,各地纪委全会均给予了重点关注. 防逃追逃沿海省份重点关注追逃 近两年,在国内掀起反腐巨浪的同时,中国加大了海外追逃力度.去年的“猎狐2014”及APEC会议和G20峰会上分别通过或核准的相关国际反腐合作和追逃追赃计划,都给了企图外逃的官员以强劲的震慑.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分权制衡思想的发展与实践

实行宪政是现代国家的根本标志,宪政事实上是一种平衡机制。成熟的宪政不仅是各种对立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发展结果,而且本身就是使各种对立要素达成某种程度均衡的制度机制。宪政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平衡。而要实现这种平衡,分权制衡便是一种有效的手段。文章对分权和制衡这一制度的历史沿革作简要介绍,并剖析其对近代世界各国宪政发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