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斌《诗辑解》诗经学思想初探

汤斌学术思想主要受孙奇逢理学思想影响,经学论述也主要是阐发经文中的义理,甚至对"汉学"的训诂等治学方法深为抵制。他认为,沉溺于训诂而不求义理,是有悖于圣人之道的。汤斌的《诗经》学论述本于理学而论述诗文所阐释的义理。这样的《诗经》学治学思想对清代中后期中原《诗经》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汤凖等人的治学思想正是受到了汤斌主于理学的治学方法的影响。     

“训诂通义理”的现代之路：论中国训诂学的阐释学方向

“训诂通义理”是中国训诂学的核心理念,形成了贯穿汉宋的历史脉络,在乾嘉之学达到历史高峰。乾嘉学者对训诂的过度推重导致了汉宋门户与“训诂—义理”的脱节。在训诂学“语言学化”的现代转型中,“训诂通义理”的传统不断失落。与此同时,现代训诂学明确了自身的学科定位,取得了理论与实践上的重大推进,为“训诂通义理”的新开启奠定了坚实基础。立足现代训诂学的高度,可以对经典义理进行语义确证、语境显现、主旨厘定、训诂阐释史、意象探求五个层面的学术拓展。在以中国阐释学为中心的跨学科碰撞中,“训诂通义理”的现代之路获得了更为充沛的生命力。     

论老子的"有"、"无"和"道"

本文从名学定义的角度,对老子的"有"、"无"和"道"的义理及其相互关系,作了合乎逻辑的深刻诠释,不仅读通了《老子》,而且揭示了老子的世界有起源、运动和发展的思想是与量子理论相通的.     

朱子解经方法的理论价值探研

朱子通过大量解经实践,诸悉宋代学者义理解经的流弊,对此进行了全面反思,要求融会汉学之章句训诂与宋学之义理,以求激活经典的潜藏价值.他开启的章句训诂与义理结合之治学方法潜藏着深厚的理论价值,涉及到言意之辨、细节与整体的循环以及解经的历史性等问题.言意之辨也就是朱子确信通过经典语言可以把握圣贤遗义.细节与整体的循环指只有通过字词训诂才能把握经典义理,而经典的整体文本又制约着字词的训诂.经典阐释的历史性问题,即经典的存在状况和时代思潮对阐释的影响.     

训诂与阐释——阐释学体系建构讨论

训诂诠释与义理阐释是中国传统阐释学两条脉络清晰的路线。训诂或诠释，以历史文献为对象，寻找和证明文献所生所含之“本义”,以求经典原始认知，意在开显和证明对象本来面目和方法，为传承所用；义理或阐释以历史文献为中介，衍生和发挥文献少有甚至所无之“意义”,以言经典当世认知，意在创制和传播新的思想和价值。此二者于阐释的目的观、语言观和认知方式上存在巨大差异，并因其不同而对立共存，辩证统一。中国当代阐释学之建构，二者缺一不可，且要以厘清二者之间的关系为理论基础和要害。从为建构中国阐释学完备性体系的目标出发，结合当下以西方本体论阐释学为主流的阐释学实际，文章主张，建构当代形态的中国阐释学必须以汉语语言学为基本出发点，从当代训诂学汲取契合汉语阐释的方法，坚持两点论的重点论，在强调阐释的认知与真理性意义的同时，将训诂语义学摆到前沿位置，推动语义训诂与义理阐释、本土阐释学与西方阐释学的优长互补与共存共进。     

朱熹经学之渊源

朱嘉吸取汉唐训诂注疏之学的优长 ,批评其流弊 ,将训诂注疏之学与义理之学相结合 ,使义理的阐发建立在较为可靠的材料基础上 ;他不囿于成说 ,而是大胆怀疑 ,加以创新 ,这种思维方式乃发端于唐宋之际的疑经惑传思潮 ;作为“四书”学的集大成者 ,朱熹的思想与唐宋时的“四书”之学也存在密切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 ,朱熹不仅是宋代经学的集大成者 ,而且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 ,故而北宋以来的理学也是朱熹经学思想的重要渊源     

礼学思想在朱子学中的意蕴

礼虽以"义"为尊,然限于以章句训诂、名物制度考证为内容的学术范式,经学家并未充分重视礼学中的义理思想。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家在接续经学研究范式的同时,又推阐礼学中的义理内涵,从而使礼学研究既坚持以"刑名度数"为研究内容,又涵摄了"礼尊其义"的思想。朱子后学陈澔赓续朱子礼学思想,并从礼所涵括的"成德器之美"与"明用器之制"两个方面去重新诠释《礼器》篇所蕴含的哲学思想,终因其《礼记集说》立于官学而产生深远影响。     

朱熹经学与宋学

朱熹作为经学之宋学的集大成者 ,在中国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在吸取先前经学思想资料的基础上 ,对传统经学加以总结 ,对汉学流弊提出批评 ,并结合时代的发展 ,确立“四书”义理之学 ,对中国经学进行改造和创新 ,使之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又修正宋学盛行后出现的流弊 ,重训诂辨伪 ,反对脱离经文本义而空谈义理 ,启发了后世的训诂辨伪之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朱熹不仅集宋学之大成 ,而且兼采汉宋 ,把训诂与义理相结合 ,从而发展了宋学和中国经学。     

“轿夫”和“大人”——戴震的考据学与义理之学

戴震的治学宗旨是由文字、音韵、训诂、考据入手以寻求经书义理和圣人之道.作为清代中叶最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戴震不仅以考据的辉煌成就为世所重,而且以系统而又深邃的义理之学,在清中叶的学术思想界独树一帜.今天,研究戴学是全面把握和准确理解整个清代思想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环节,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小学与儒学

所谓"小学",简单地说就是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欲弘扬传统,即需阅读典籍;欲阅读典籍,即需掌握"小学",尤其是训诂。不读典籍,不讲训诂而谈文化,乃是在架空中楼阁。训诂为解释而生,典籍之内涵为训诂之本,不可舍本逐末,应当本末兼顾。所以,研究儒学,既要训诂明,也需要"经"义明。而"经"义是训诂所需语境的一部分,二者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应该做到训诂和义理兼顾。在此基础上,要努力实践,认真体验。就学术总体而言,要提倡四"不"精神——不忘学术之根,不弃为人之本,不轻古人之教,不拒"正业"之知,亦即顾炎武所说的"博学以文,行己有耻"。     

元代新安理学从“唯朱是宗”到“和会朱陆”的转向

元初的新安理学家以宗朱为特征。他们奉朱熹之说为圭臬,做了大量的理学义理普及与文献整理工作,陈栎、胡一桂、胡炳文是其中代表性人物。唯知株守朱学常常会产生流弊,使朱学流为训诂之学。以朱升、郑玉、赵为代表的新一代新安理学家开始寻求突破,从而使新安理学出现了“和会朱陆”的转向。朱升以“尊德性”统摄“道问学”,郑玉力倡朱陆之同,而赵则认为朱陆“早异晚同”。新一代新安理学家“和会朱陆”思想,其实就是想用陆氏“发明本心”的思路来纠正宗朱学者偏执于语言训诂的流弊。     

张载经典诠释的义理化倾向及其气学特色

张载在诠释儒家经典的过程中,批评汉唐经学重章句训诂、繁琐释经的学风,把经学义理化、哲学化。其思想的特点是重义理,倡道学,为往圣继绝学;重心悟、心解,轻训诂;提出气本论哲学,在气本论的基础上,构建其气学思想体系,把哲学本体论与儒家伦理学结合起来,发展了儒学和中国哲学,并达到较高的哲学思辨水平。从而发展了儒家经学,将儒学哲理化,在中国经学史、宋明理学史和中国哲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占有独特的地位,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总结。     

论《尔雅》的"求同"训解与"同一性"思想

<尔雅>的训诂模式与方法都围绕"求同"而展开,形成完整而严密的语义系统,认识论中的"同一性"思想是其深邃的思想根源.原著以此为基点构建了语言层面"求同"的整体框架体系构建以"同一"为目的的多层次语义类聚系统;在"沟通同一"和"辨释通别"的两个层次上组织词条的"求同"训解;实现包容"同一性"的最大义象整合.它们对哲学的"同一性"思想多方包容,同时这种独特的整体训诂格局在"求同"认知领域也得到了圆满的解释.这也成为<尔雅>的训诂传统.     

易学思想的不同表述:象数与义理之争

象数派与义理派作为易学流派的基本构成形式,有着特定的历史形成原因。象数派与义理派在先秦易学中虽然并未出现分化,但是已经蕴含了分化的内在可能性和必然性。象数学表述方式主要从历史之维,采取"义理还原"的方法;义理易学则预设义理表述方式的优先性,贬斥象数方式的无效性,采取直接表述易学思想的方式。彼此争论的焦点是象数与义理表述方法的有效性问题。象数学派认为象数学表述方式乃易学独具的表述方式,是易学思想表述的根基,无法舍弃;义理派则认为象数学表述方式限制了易学思想的表述,从主体建构角度舍弃了历史之维,采取悬置或者舍弃象数的方式,直接透过文辞来获得易学思想。     

荆公新学的治学成就与学术地位

新学学派遍注儒经 ,旁及佛道典籍 ,著作浩繁。其字句训释精当 ,重视阐发经典义理 ,提高了儒学的理论思维水平 ;对于汉唐旧注中的某些学说 ,他们予以摒弃 ,并在治经方法上提出了新的观点。其治学成就 ,超越前人 ,影响巨大。新学突破了汉唐以来的章句训诂之学 ,奠定了义理之学的基础 ,是北宋学风由章句训诂之学转变为性命义理之学的标志 ,在宋代学术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名教观念与王符“独行”性格的形成

王符《潜夫论》从家族、社会、政治三方面说明名教的影响。"以学博名",以名教思想的教化途径作为改变自己社会地位的途径,从而影响政治统治和思想统治的基础;关于名教的载体礼制,批评了家族之礼和选举之制的虚夸浮伪的风气,抓住了东汉社会风气败坏的关键。王符在对名教实现途径、名分体系、理论基础等提出批评的同时,也确立了汉魏之际士人"独行"社会观。     

先秦名学问题及其研究方法的再讨论——从曹峰教授的名学研究出发

先秦名学是学界一直很重视的研究领域,自20世纪初以来,这一方面已积累了众多的研究成果。近年来,曹峰教授在研究进路和方法上做出重要调整,为理解名学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由此出发,可以对先秦名学的诸多关键问题展开进一步探讨,包括"名"的类型、理论角色及其现实功能等,讨论这些问题不仅对理解名学至为重要,并且也有助于理解诸子的相关思想。围绕于此,也有必要对研究方法的情况做出再讨论,尤其是"以西释中"和"以后释前"这两种做法,其影响已不限于名学研究,在更大范围上乃关系到中国哲学研究,深入讨论之,也是对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一种反思和探讨。     

嵇康"越名任心"的儒家情

"竹林名士"嵇康生活在名教沦丧、礼崩乐坏的时代,他在反抗名教追求自由人格的道路上,以"越名教而任自然"为战斗口号,把老庄哲学作为批判虚伪名教社会的武器,但以传统儒家道德为灵魂维持的和谐社会仍然是嵇康精神的最终寄托.     

政治与学术之间的汉代章句学

在汉代,章句学兼具政治和学术双重属性。作为政治活动,章句学的出现与儒术的兴起相伴,并得到了汉朝政府的大力支持,章句学的主体内容是儒家经典,主要作者是经师和博士;作为学术活动,章句学既包含文字训诂,也包括义理阐释,并由义理阐释而滋生出强烈的学术派性。汉代章句在风格上也几经变迁。在繁盛期,章句的义理诠释部分十分臃肿;到了后期,章句逐渐复归于简约的风格。章句风格的转变与今文经学向古文经学的转变有关。     

嵇康《琴赋》人伦内蕴发微

嵇康作为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历来皆标举其“越名教而任自然”和“非汤武而薄周孔”的反名教思想。殊不知,在嵇康思想深处还有着调和名教与自然的倾向。其《琴赋》一文不仅是音乐美学名篇,更蕴含了其以琴德喻人德、遁世而超越、名教与自然的伦理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