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与《红楼梦》的“色空”阐释——从“子虚之死”到“贾瑞之死”说起

《金瓶梅》关于"色空"观念的阐释,对《红楼梦》有着很大影响。两者均通过与世人密切相关的"钱财""情色"书写,阐证"万物为幻""一切皆空"的思想,旨在劝诫世人莫要放纵自己的欲望,沉迷于浮华的表象。《红楼梦》在汲取《金瓶梅》思想的同时也进行了创新,这可以通过"子虚之死"与"贾瑞之死"——两处死亡叙事得到印证。     

论《红楼梦》对《金瓶梅》叙事范式的审美观照

《红楼梦》与《金瓶梅》均为世情小说,然《金瓶梅》开启着明清世态人情小说之生命先河且打破了神话传说、英雄叙事和历史演义等传统题材长期占据小说创作领域的审美格局并依托其别具一格的方式展拓了中国古典小说演绎的新篇章。但《红楼梦》却是凭借其渲染了人生百态、世态炎凉、时情冷暖以及言说着个体的梦幻玄想、群类的盛宴必散和家族的悲欢离合而跃升为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榜首佳篇。     

试论《红楼梦》群芳诗词中的人生悲幻意蕴

在《红楼梦》群芳诗词中,作者运用巧妙细致的写作手法,将人生的悲幻感受渗透其中,这里面既有佛家出世与空灵、"色即空"等悲幻意蕴,也有道家人生如梦、顺性适情和追求在世的诗意生存气息,同时它们也是《红楼梦》群芳们青春生命的写真。     

试论《庄子》之梦与《红楼梦》之梦

《庄子》与《红楼梦》中的梦幻故事既是"梦"境与"幻"境的交织,又是为情、为文、为理之梦。在梦境艺术的创设中,两者既有同曲相和之处,又各有妙音,具有"幻中有真"的审美意蕴。二者均寓"道"于"梦":《庄子》追求"真人不梦",是精神上的绝对自由,《红楼梦》则是一场世俗化的人生之梦、色空之梦。     

《红楼梦》与《金瓶梅》不同的"情""淫"观

《红楼梦》和《金瓶梅》分别具有“重情戒淫”和“重淫轻情”两种不同的美学观 ,这两种不同的美学观使两书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貌 ,这两种不同美学观的形成既是明清两代不同时代风尚影响的结果 ,也与曹雪芹和兰陵笑笑生具有高下有别的艺术修养和审美旨趣有关。     

中越两部《金云翘传》的艺术成就与现实意义

越南诗人阮攸的长诗《金云翘传》，取材于中国的同名小说．两书异曲同工，生动地描述了临淄妓王翠翘被侮辱、被迫害的经历，尖锐地批判了诬良为盈、逼良为娼、恃强凌弱和背信弃义、见色思淫的衣冠禽兽。由此来看，明朝成化以降，淫书选出，甚至以描摹世情著称柏《金瓶梅》也未能允俗；而以妓女为主人公的《金云翘传》却能不涉淫滥，力图将审美与匡恶扬善结合起来，这不仅对彼时被地，而且对此时此地那些沉湎于淫秽的“风月笔墨”者，无异一帖祛邪解毒醒脑剂．     

《红楼梦》与《金瓶梅》细节刻画比较点滴

《红楼梦》中赵姨娘借助巫术几乎致死凤姐、宝玉,《金瓶梅》中潘金莲用驯猫扑肉的方法致死官哥儿。两种写法实际上是“神事”和“人事”因素的比较,很明显,《红楼梦》在这一点上的现实主义程度远不如《金瓶梅》,且《红楼梦》中巫术的写法也不是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     

王国维眼中的《桃花扇》的悲剧性

王国维在《桃花扇》与《红楼梦》的悲剧比较中,指出了《桃花扇》的悲剧特征,认为《桃花扇》虽与《红楼梦》同为悲剧,但其悲剧性则大异其趣。如果说《红楼梦》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普遍而必然的人生哲学悲剧,那么《桃花扇》只能属于借“风花雪月”及“人生之事”以写“故国之戚”的、偶然而“例外”的、“他律的”社会政治历史悲剧。《桃花扇》的悲剧性亦体现于此。     

《金瓶梅》与《红楼梦》的死亡叙述之比较

死亡叙述,是《金瓶梅》与《红楼梦》文本叙述中的主体内容之一。由于两部作品在死亡场景描写、死亡意象设置,以及死亡的叙述功能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在对死亡的叙述中,《金瓶梅》传达出的是"善恶有报"的道德劝戒,而《红楼梦》在体现对封建文化的批判倾向的同时,也把我们引向了对生存的悲剧性的体验。     

从《红楼梦》的几个题名透视其内在意蕴

用以经解经的方法、以《红楼梦》的几个题名为切入点就其多层丰富的内蕴进行还原式的观照和解读:《红楼梦》和《金陵十二钗》对应的是文本对女子和青春的颂诗与挽歌;《石头记》则外化了作者无材补天、幻形入世的惭愧、悔恨和超越;而《情僧录》和《风月宝鉴》则凝淀了作家对世事人生的哲理性沉思。     

《金瓶梅》为"家庭小说"简论--一个关于明清小说分类的个案分析

鲁迅虽称《金瓶梅》为“人情小说”或“世情书”,但他也指出此书“著此一家, 骂尽诸色”的特点。若就“人情——世情”小说内部深入研究,则从题材及其叙事结构而言 ,《金瓶梅》还可以而且应当称之为“家庭小说”。它影响后世衍出《林兰香》、《醒世姻 缘传》、《红楼梦》、《歧路灯》诸书,构成家庭小说的系列,其规律往往是后来者从前作 反面取材或立意而成新创。这是《周易》之所谓“通变”的体现,在小说史上是普遍的现象 。在承认《金瓶梅》为“人情小说”或“世情小说”代表作的前提下,明清小说分类中应把 《金瓶梅》——《红楼梦》一脉如实称为“家庭小说”。     

《歧路灯》定位百年研究述论

李绿园《歧路灯》研究百年,以与《儒林外史》《红楼梦》比较确定其在文学史上的位次即"排位",曾一时为学术讨论的热点。先后出现"超《红》胜《儒》""平《红》超《儒》""鼎足而三""逊《红》越《儒》""逊《红》平《儒》""远逊《红》《儒》"六说。这种"排位"有一定必然性;诸说也各有所据,讨论之无果即是结果;而且归根结底,《歧路灯》的排位不由讨论议决,而将经由"历史的筛选"注定。《歧路灯》与《儒林外史》《红楼梦》是可比的,已如诸说;又是不可比和不必比的,即李绿园《歧路灯》是中国古代小说独品一流之作。     

李渔《闲情偶寄》中的生活美学对《红楼梦》的影响

明清美学是中国美学之集大成者,是中华古典美学的最后一次高峰。这一时期文化最突出的成就是小说创作。《红楼梦》则正是这一片丰美土地上滋生出来的一朵文学奇葩,它在小说构建上可能受到了《金瓶梅》的影响,但在美学思想方面则更多看到的是明清美学家,尤其是李渔的绰绰身影。     

绵绵瓜瓞与《金瓶梅》《红楼梦》“瓢”的借用意象解析

"瓢"在我国古代是人们日常生活经常使用的器具,有着极为广泛的用途。"瓢"的主要功能是充当容器和漂浮,"瓢"是葫芦的半个瓜壳,从不少古籍记载中都能管窥到先民对葫芦生殖崇拜的迹象。《金瓶梅》第四回《赴巫山潘氏幽欢闹茶坊郓哥义愤》写王婆向金莲借"瓢"。张竹坡点评本:"借瓢即影人,文情狡猾,随手生来。""瓢"(即葫芦)在这里象征女性的受鱼之器的瓶,对应着潘金莲的"嫖";《红楼梦》第九十一回《纵淫心宝蟾工设计布疑阵宝玉妄谈禅》写黛玉与宝玉借瓢谈禅。这里的"瓢"也隐喻了黛玉漂泊不定的命运。在《金瓶梅》与《红楼梦》中,"瓢"被以诗词、谜语、谶语、禅语、俗语等形式反复渲染,"瓢"也就构成了《金瓶梅》与《红楼梦》的借用意象。对"瓢"借用意象进行多味性的咀嚼与解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刻解读文本的文化密码,理解这两部古典小说不同的审美意蕴与精神品质。     

没有睡觉,何来梦境——谈《红楼梦》中的睡描写

《红楼梦》中有大量的对人物“睡”的描写.“睡”,不仅可刻画人物形象,还有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作用.《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中帝王之睡、英雄之睡、市井男女之睡,与红楼女儿之睡完全不同.     

《警幻仙姑赋》的深层意蕴及曹雪芹的“师楚”情结

关于《红楼梦》中《警幻仙姑赋》的争议历来颇多。它与曹植的《洛神赋》在文字表达等方面有太多相似之处。从挖掘《洛神赋》背后的深意入手,可最终得出这样的结论:对残酷现实的情感宣泄以及人生理想的幻灭是曹雪芹效仿《洛神赋》的根本目的,更是创作《警幻仙姑赋》的深层动机;同时《警幻仙姑赋》在体裁选择及写作手法上所体现出的"师楚"情结,也使《警幻仙姑赋》的悲剧意味得以进一步延伸和升华。     

《自我之歌》——惠特曼生命精神的体现

惠特曼创作的《草叶集》是美国浪漫主义时代精神的全面体现,而其中的《自我之歌》则是浓缩了的《草叶集》,它是诗人对于生命以及宇宙万物所作的哲学及宗教的思考,它的实质是惠特曼生命精神的体现     

论西门庆与林黛玉之死——兼及《红楼梦》对《金瓶梅》的反模仿

《金瓶梅》写西门庆之死与《红楼梦》写林黛玉之死,同在章回的“七”、“九”之数,情节皆“三而一成”,皆因自戕和遭遇对象突然打击,有同一人生哲学的况味。这些基于两书中男女主人公分别一死一生和一生一死之生死错位的极相近似之处,溯源一是两部书的命意、中心不同,二是西门庆与林黛玉在各自书中地位角色的不同,三是写人叙事艺术上意足神圆的要求。其后先相反而实极相近似之迹,可见“《红楼梦》深得《金瓶》壶奥”之一大法门,是其大处每与《金瓶梅》适得其反,所谓“反弹琵琶”,可称为“反模仿”。     

鲁迅《金瓶梅》研究的成就与失误

鲁迅站在中国小说发展史的高度,用近代小说观念,将《金瓶梅》准确定位为"世情书",具有开创性意义。他运用社会的历史的观点,对《金瓶梅》性描写的成因问题,作了开拓性研究,但对性描写本身的评价,则有失于平庸。他将《金瓶梅》早已把"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的"打破权",归之于《红楼梦》,有失公允。他对《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的认定是错误的。他仅用书中的"山东土白"四字,对《金瓶梅》作者"决非"是"南方人"的判断,则有失于武断。     

《红楼梦》——人类文化的一部新的《圣经》

《红楼梦》是一部堪称中国传统文化《圣经》的伟大的文学巨著。首先,《红楼梦》是对中国传统二十四史的彻底颠覆,并大破大立地为我们开辟出有别于善恶二分谱系的一种以男女情爱为核心的人类历史第三谱系;其次,随着对这一人类第三谱系肯定,《红楼梦》使长期作为"第二性"的女性在人类历史中重新登场,并前所未有地揭露了现实中女性无比深重的历史悲剧;最终,更重要的是,《红楼梦》不仅把现行话语的统治视为女性悲剧的最为深刻原因,而且同时对人类话语进行了一种生命发生学意义的还原,而使一种有别于知识性话语的更为始源的"情的话语"这一泰初之言得以彰显,把对"情的上帝"的皈依这一新的救赎之途提到人类文化的议事日程。这使《红楼梦》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文学领域,而最终与人类终极关怀的宗教精神相通,其不啻可视为是与《旧约全书》并肩的又一部伟大的《圣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