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目标下绿色建造政策变迁、复合层次及集成路径

建筑业正面临碳排放量居高不下、技术创新缺乏和资源利用率低等问题,“双碳”目标对建筑业实现绿色低碳转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绿色建造的构想、发展和塑造是建筑业践行绿色低碳目标的重要途径。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绿色建造经历了萌芽、发现、重视和塑造的政策变迁阶段。绿色建造的逻辑观念由注重经济增长转向生态保护,选择偏好由建造成果转向低碳建造,技术手段由传统粗放转向信息创新。通过塑造“双碳”目标下绿色建造的“政策变迁—复合层次—集成路径”逻辑框架,转型升级绿色建造的特征属性、“4R”原则和目标维度,重塑新时代绿色建造的理念及其实践方案,为高效发展绿色建造低碳理念和协同绿色建造全产业链提供参考和借鉴。     

中国的“双碳”目标与实践:形成逻辑、现实挑战、社会风险及推进进路

为应对不断加剧的全球气候危机,中国于2020年提出“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该目标的形成基于“气候恶化的事实与影响—对气候变化的科学认知与制度倡导—推进碳减排与经济转型发展的实践行动”的演进逻辑。由于“双碳”目标属于政策驱动型目标,因此面临碳交易市场效能有待检验、“双碳”立法缺失、“双碳”技术薄弱、“双碳”多元利益主体“缺场”等挑战。在推进“双碳”目标实现的过程中,需要密切关注空间正义失衡,人群利益受损,运动式、休克式减碳等社会风险。推进“双碳”实践需要构建“政府—社会—企业—学界”等多元主体参与的系统性架构:在政府层面进行制度创新和立法推进;在社会层面培育民众的“双碳”意识,积极建构“低碳”社会;在企业层面加强低碳技术革新,开发绿色产品;在学术界层面积极开展“双碳”研究,加强“双碳”专业人才培养,从而共同推进“双碳”目标的达致和绿色发展。     

“双碳”目标赋能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的机理、路径及保障机制

“双碳”目标是国家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必将持续赋能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的形成和发展。“双碳”目标通过突出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节能减碳内涵,倒逼生产生活方式绿色低碳转型,促使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协同减碳,促使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成为全球潮流的机理赋能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双碳”目标通过推动能源结构优化升级、实现产业结构绿色转型、促进消费结构低碳发展、强化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应用等路径,推动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的形成和发展。要建立宣传教育机制、制度保障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协同转变机制等保障机制,确保“双碳”目标赋能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路径顺利推进,为实现“双碳”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双碳”目标下能源法律因应的逻辑锚定和规范承载

“双碳”目标的实现与能源法律的关系密不可分。从能源法律因应“双碳”目标的理论基础与范围限定出发，重新审视能源法律的制度逻辑，可发现能源法律存在经济化与生态化的理念异质、市场化与行政化的范式失衡、区域化与全球化的格局分化的存续危机。只有摆脱狭义上“能源供给”的传统观念，确立低碳能源治理策略的同质转变，调适能源利益关系的结构衡平，能源法律方能因应“双碳”目标之复杂性诉求。该逻辑转换为能源法律的结构和内容确定了优化方向，即能源法律应从法律体系的融贯性出发，坚持“政府—市场”的二元主体结构与“能源供应—低碳节能”的二元规制机制，塑造以环境法典、能源基本法、能源单行法、能源政策为规范承载的交织秩序，从而提升低碳能源的法律治理之力。     

农业生产托管与农业绿色低碳转型——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推动农业绿色低碳转型是实现农业领域“双碳”目标的主要抓手,在大国小农背景下实现农业绿色低碳转型,一直是我国农业政策目标的重要取向,发展农业生产托管这一新型农业生产方式有利于实现农业绿色低碳转型。农业生产托管可以通过示范效应（带动小农户绿色低碳生产方式）、规模效应（降低绿色低碳生产平均成本）、溢出效应（将绿色低碳技术导入农业生产）、反馈效应（服务组织积极响应国家政策）这四个路径推动小农户农业绿色低碳生产。当前实践中还存在托管成本上涨、环节零散、宣传滞后、信任不足等方面的问题,制约了农业生产托管绿色低碳效应发挥,需要从加大补贴力度、完善服务机制、重视政策宣传、加强信息服务等方面优化农业生产托管政策,加速农业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步伐。     

“双碳”视角下我国居民碳普惠:内涵、框架体系与政策建议

“双碳”目标是我国基于实现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内在要求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对于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我国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的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要促进作用。文章围绕居民碳普惠这一当前“双碳”背景下的热点研究问题,从居民碳普惠的概念、内涵、作用与意义三个视角分别展开分析,提出了对绿色支付、居民碳普惠的定义,在此基础上对居民碳普惠的框架体系进行了深入研究,设计了居民碳普惠“一体两翼”的框架体系,并对我国居民碳普惠发展的五个方面提出了进一步政策建议。     

面向双碳的能源产业和金融政策体系设计思考

全球能源低碳转型持续深化，技术创新和技术竞争不断升温，双碳转型对中国而言既是承担大国责任、实现技术和产业升级、实现国家能源安全自主的历史性机遇，也会给以化石能源为主的传统能源系统带来巨大挑战。能源转型过程在较长时期内面临绿色、经济、安全的多目标权衡?“不可能三角”问题，为此有必要构建“1+N”双碳政策体系，以克服单个减排政策的局限性。而构建完善双碳“1+N”政策体系需要把握其内在特征:多政策交互、主体微观特征丰富、转型风险复杂，把握内在特征是构建政策体系的关键问题。综述关键问题领域的研究进展，按照政策实证评估和政策仿真两条方法论主线，提出只有通过事后评估与事前仿真、传统研究方法和大数据等新型研究方法相结合才能更好地构建、完善双碳“1+N”政策体系，推动平稳实现中国社会经济在双碳转型过程中面临的巨大变革。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我国农业绿色发展 的定位和政策建议

加快走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道路,为实现"双碳"目标贡献农业力量不断引发各界的关注和思考。围绕"双碳"目标下如何推动我国农业绿色发展的关键问题,研究认为,要充分发挥"双碳"目标导向作用和农业绿色发展支撑作用,针对当前耕地数量质量压力较大、要素减量增效有待加强、科技创新潜力仍需释放、生产经营方式需要转型、相关制度规范亟待健全等重点问题,在思路上,统筹考虑供给安全和减排效果、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在具体措施上,通过提高耕地质量、推动要素减量增效、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夯实低碳科技供给基础、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构建绿色低碳农业产业链,深化农业绿色低碳发展政策体系、强化部门区域协同、加速形成农业碳排放交易市场等举措,从要素、产业、制度层面综合发力,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双碳目标下国有企业数字化战略变革的模式、路径及保障机制研究

国有企业数字化战略变革是实现双碳目标的有效手段,其变革模式、路径及保障机制值得深入研究。基于数字技术赋能以及绿色低碳技术探索与利用两个维度,总结出低碳产品优化型、低碳流程变革型、数据资源主导型和数字生态导向型等双碳目标下国有企业数字化战略变革的模式;在此基础上提出:明确数字技术赋能和绿色低碳创新协同发展、推动数字技术赋能的能源行业碳减排、探索绿色低碳创新的文旅产业转型方式、建立涵盖目标企业上下游的绿色制造供应链体系等四条变革路径。建议国有企业要探索以“数字人”为主体的双碳数字化人才培养模式,打造适应新管理情境的数字化动态能力,构建以数据中台为支撑的数字化组织结构,建设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绿色数字化生态系统,以切实保障国有企业数字化战略变革的顺利实施。研究结论对国有企业在当前我国双碳目标下如何有效开展数字化战略变革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双碳”目标下我国光伏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难点与对策

随着我国碳达峰、碳中和时间表的提出,大力发展绿色清洁能源、建立低碳循环经济体系已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随着低碳消费和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我国光伏产业迎来了史无前例的历史机遇,但目前光伏产业还面临着产能过剩、低碳核心技术欠缺、融资成本高、碳交易市场不够健全等挑战。光伏作为最大的绿色能源在未来仍有广阔发展前景,“双碳”目标下若在数字化转型、核心技术突破、绿色金融创新、碳交易市场完善、商业模式创新等方面采取有效举措将为光伏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巨大的动力。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否促进绿色技术进步？

低碳城市建设是推动节能减排、实现中国2030年碳达峰目标和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一项重要举措,而促进绿色技术进步则是推动绿色发展的必然选择。但是,现有文献鲜有从网络视角对绿色技术进步的空间关联效应进行深入探讨。基于2005—2020年中国绿色发明专利授权数据构建了专利引证网络,以城市专利引证和被引证数量分别表征城市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技术溢出水平,并运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Time-varying DID）考察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技术溢出的影响,进而识别了城市绿色技术进步的来源、靶向目标和参与主体。研究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城市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技术溢出,这一结论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倾向得分匹配-DID检验和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同时,“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也促进了跨区域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技术溢出,且对高行政级别城市及其周边的试点城市影响更强;该政策对高污染行业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技术溢出的影响更加明显,且对企业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技术溢出的影响强于科研院所等非营利机构。     

“双碳”目标约束下的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SD模型与模拟

高质量碳排放已成为未来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将碳排放和碳吸收作为主控要素嵌入系统动力学(SD)模型,构建基于“双碳”目标约束的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SD模型,运用2019年数据和系统参数,模拟预测在基准情景和高质量发展情景下,2030年和2060年的城市群碳达峰、碳中和情况。结果表明:真实性检验证明模型模拟效果良好,具有可操作性;在基准情景下,“双碳”目标难以实现,碳排放系统濒临崩溃,但在高质量发展情景下,除中部城市群外,其他城市群均能在“十四五”规划提出的年限内实现“双碳”目标;城市群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要想真正实现“双碳”目标,要明确低碳技术是重要手段,工业转型是关键,同时要实现能源和产业结构系统性变革,促进绿色经济能源使用。     

“双碳”目标下的低碳试点效果再评估

中国作为探索和实践“双碳”目标的“先锋”,低碳试点的先试先行为其低碳转型作出了有力探索。既有研究大多肯定了低碳试点的积极成效，但部分研究也指出了低碳试点存在的困境。在低碳试点陆续结束和中国迈向“双碳”目标之际，对低碳试点的低碳状态和减排趋势进行再评估。研究结果表明，三批低碳试点的效果可能并没有大多评估研究认为的乐观，低碳试点整体上尚未达到和形成显著的低碳状态和减排趋势。仅有2010和2012年开始的第一、二批低碳试点显现出碳减排的趋势，但其依然未进入低碳的状态；2017年开始的第三批低碳试点在减排趋势和低碳状态上均未显现出显著的效果。在政策试验阶段，低碳试点缺乏上位法律、总体规划和核算体系的指导以及相容的激励机制，这对其维系低碳发展效果产生了挑战。在迈向“双碳”目标阶段，国家层面需要加强制度安排的指导性和激励机制的相容性，完善应对气候变化法律体系，增强规划可行性与约束力，构建激励相容的长效机制，确保地方层面低碳政策设计和执行的综合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双碳”目标下流域生态修复的法律规制转型

为实现“双碳”目标,我国已初步形成自上而下的国家政策体系与制度安排,启动法律规制体系的气候变化应对转型。流域是社会经济生态的综合系统,在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中具有重要功能。目前流域生态修复形成基于环境保护义务的行政修复与个体担责的司法修复两条进路,但受还原主义规制逻辑影响,流域生态修复法律规制体系不仅与流域整体性特征冲突,行政修复与司法修复也相互割裂,且司法修复有倒置成为主导的趋势,忽略了行政机关的核心修复职责。为契合“双碳”目标对过程与结果的双重要求,明确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功能定位,流域生态修复需要从立法目的、规划目标、修复标准以及规制逻辑等方面转型,激活流域气候变化调节功能,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未来应通过行政主导、司法补足的地位分配实现流域生态修复与固碳增汇的衔接,进行气候变化适应性调适,并协调生态修复与发展权的关系,积极回应气候变化损失与损害,打造气候变化背景下流域保护的中国方案。     

"双碳"目标下碳交易体系与绿色低碳政策的互动整合研究

“双碳”目标的实现需要减排与节能双重驱动。碳交易体系与绿色低碳政策在适用范围、主要目标、实施效果方面具有交叉重叠性,多个环境政策工具并用能够有效应对减排问题的复杂性,但应注意环境政策工具之间的张力与内耗。碳交易体系与绿色低碳政策在推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具有一定的“默契性”,后者能够弥补前者的一些不足,如市场失灵、金融风险、道德风险等。然而基于两者目标上的潜在重叠,碳交易体系的配额价格传导性和“水床效应”对绿色低碳政策的外部性影响应予以有效规制。我国应确立碳交易市场在减排体系中的统领地位,首先避免绿色低碳政策与碳交易体系在规制范围上产生交叉或重叠,降低政策内耗;其次要完全评估绿色低碳政策对减排的影响,确保以一种兼容和透明的方式与碳交易体系并存;最后要合理管控其他绿色低碳能源政策对碳交易体系减排的渐进影响,确保减排的有效性和经济性。     

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如何助力实现“双碳”目标？——基于合成控制法的实证研究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探究典型区域“双碳”目标的实现机理和内在规律，对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本文运用合成控制法与中介效应模型评估了中国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碳减排效应。研究发现：在考察期内，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的碳减排成效总体优于全国其他地区，示范区建设对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引领作用；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碳减排效应具有区域异质性，福建、贵州和云南的碳减排成效较为突出，江西的碳减排成效尚不明显；环境规制、结构优化、生态碳汇等因素在示范区碳减排过程中发挥着链式中介效应，其中生态碳汇的中介效应较为突出。尽管示范区建设未诱发明显的技术创新中介效应，但是，技术创新在抑制示范区碳排放过程中发挥着直接显著的作用。为此，深入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建立以“双碳”为目标导向的生态系统治理多元规制体系，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推动生产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加强零碳负碳技术创新促进区域生态系统碳平衡。     

Freitag：环保品牌建设的四大核心因素

<正>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作出我国将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重大宣示。随着“双碳”目标的落地,社会各界积极走向绿色变革之路。公众的生活方式以及各行各业的生产方式都将在未来几十年内发生巨大转变。在这期间,许多产业迎来了绿色转型的窗口期,低碳发展也成为了企业角逐的新赛场。随着公众环保意识的提升,越来越多消费者开始探索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双碳”背景下致密气产业发展现状与战略决策的研究——以四川盆地为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要“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要立足我国能源资源察联,坚持先立后破,通盘计划。中国力争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既是对世界人民的庄严承诺,也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探索适合我国能源墙构特征,符合我国转型发展实际,科学构建“双碳”背景下致密气产业发展现状与战略决策的研究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在推动“双碳”目标过程中倡导用清洁能源代替传统高能耗碳能源,形成经济与环境双赢的发展模态,推动绿色经济模式发展。在这一背景下,能源企业作为生产经营的执行者,积极创新管理理念,将绿色创新理念植入管理中,有效实现能源企业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共赢,不断促进“双碳”目标的实现。本文基于PEST和SWOT分析模型,根据中国“双碳”发展策略的演变与趋势,紧密围绕“双碳”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企业生产生活方式绿色变革、能源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以及能源企业与地方实践等多方面内容,对当前四川盆地致密气产业发展现状状况及问题展开深入的剖析,并通过分析传统企业管理理念的局限与“双碳”时代背景下对能源企业创新的高质量要求,提出针对性、可行性的创新管理策略。从建立和完善新型能源企业人才体系、明确相关考核技术标准、健全服务政策体系等多角度,尝试探索“双碳”背景下四川盆地致密气企业发展管理的新路径,以期助力和强化四川盆地能源保障、有力推动和改善能源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区域能源发展新布局,引导相关能源企业在经济效益、环境效益以及社会效益之间寻求最佳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     

数字化驱动农户农业绿色低碳转型的机制研究

突破传统农业发展困境,推动农业绿色低碳转型是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随着数字技术的创新发展,数字经济与农业产业深度融合,为农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重要驱动力。在对农业绿色低碳转型实现逻辑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数字资本概念,探讨数字资本通过提升资本禀赋驱动农业绿色低碳转型的内在机理。理论分析认为,数字化通过传播教育功能,提高农户的人力资本水平,为农户农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知识效应和学习效应;数字化通过关系纽带功能,提高农户的社会资本水平,为农户农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扩散效应和示范效应;数字化通过信息匹配功能,提高农户的自然资本水平,为农户农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数字化通过金融杠杆功能,提高农户的金融资本水平,为农户农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金融集聚效应和创新效应。综上,数字化能够突破农户资本禀赋不足和信息闭塞的约束,为农户“认知→意愿→行为”的行为逻辑注入新的动力,驱动农户农业绿色低碳转型。     

数字经济赋能低碳发展的机理分析与实证检验

数字经济的发展给我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也给“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新动能。研究结合数字经济发展对经典环境库兹涅茨假说进行修正,并运用2003—2020年间的281个城市的数据进行检验,结果表明：（1）中国城市的二氧化碳排放和人均GDP整体上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呈现“倒U型”。（2）数字经济在促进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同时,还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并从整体上促进碳排放库兹涅茨曲线顶点向原点移动,对于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具有积极影响。（3）二氧化碳排放和人均GDP的关系以及数字经济的作用,在不同区域和产业结构背景下具有异质性。研究为数字经济促进区域和产业低碳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事实依据,也为新常态下的城市低碳转型给予了理论指引和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