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俄侨小说中的思想意蕴

优秀的哈尔滨俄侨文学是高尚的文学。本文探讨了尼·巴依科夫、阿·黑多克这两位作家作品中的思想意蕴。他们在创作中歌颂大自然,心系俄罗斯的命运,关注现实,反映俄侨的生存与精神状态,追求真善美。这些内容是中国俄侨作家创作的基本主题,反映了文学家们对深奥的人生哲学意义的探求。     

古希腊医神阿斯克勒庇俄斯崇拜探析

阿斯克勒庇俄斯是古希腊的医神,对他的崇拜最早的记载来源于荷马史诗。关于阿斯克勒庇俄斯的神话传说,是一些真实人物和事件与一些思想或观念的结合。阿斯克勒庇俄斯崇拜反映了古希腊人对健康的追求,反映了他们珍惜生命、远离灾病的愿望。神话中的阿斯克勒庇俄斯与阿波罗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从阿波罗崇拜到阿斯克勒庇俄斯崇拜的转变,既是文明进步的一种表现,也体现了古希腊人精神需求和现实需求的变化。     

有关“以俄为师”的一些问题

孙中山在１９２４年１０月９日写给蒋中正的信是研究孙中山晚年的重要文献。孙中山在这封信中强调“以俄为师”，要全面理解这封信，必须对当时国民党内政治、思想、策略等方面的分歧作分析。孙中山“以俄为师”是真诚的，但对学什么又有自己的选择和考虑。他主要是主张学习苏俄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方法。他是以平等的心态去学习苏俄经验的，对苏俄的认识也并非那么单纯天真。     

从孙中山的"以俄为师"到毛泽东的"一边倒"--试论俄国道路对中国两大伟人的影响

孙中山和毛泽东是中国历史上的两位伟人,他们分别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而且二人都曾借鉴俄国革命的经验,孙中山晚年提出"以俄为师",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主张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走俄国人的路.可见,俄国对两人的影响之深,同时也表明了毛泽东对孙中山思想的继承、借鉴、丰富和发展.     

俄格冲突的影响探析

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关系发展可谓龃龉不断、一波三折,两国在格鲁吉亚一些自治共和国(州)地位、合作反恐等问题上的矛盾与对立不断加深,特别是最近两国在南奥塞梯问题上的争执急剧升级,终致双方发生激烈的武装冲突。此次俄格冲突一方面将加剧一些独联体国家的"忧患意识"而加速其倒向西方的步伐,另一方面也会促使美国继续加大"遏俄、防俄"的力度而推动俄美对抗进一步升级;俄格围绕南奥塞梯的冲突实质上是俄美围绕格鲁吉亚问题以及外高加索地区所进行的一场地缘战略角力,其影响虽然深远而广泛,但还不至于引发俄美间的一场新"冷战"。     

管窥印顺之人间佛教思想

为了使佛教更好地与现代社会相适应,在继承其师太虚大师之"人间佛教"的基础上,印顺不断破斥历史上存在的佛教"鬼本论"、"神本论"和"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等学说,而提出其"人间佛教"思想。究其实质,这一过程是印顺立足"宗教"之本义,通过辨析儒佛、佛道、佛耶及佛教内部的多重关系而实现的。具体来说,印顺之"人间佛教"是以"信、智、慧"为"修持心要",以"法与律合一"为"理论原则",以实现人间成佛为目标的宗教。此为基础,印顺开启了以佛法为本位的佛教与其他宗教对话之可行性与现实性。     

俄美关系发展的影响因素探析——基于宏观视角的分析

缓和与紧张、对话与对抗交织与交替是"冷战"结束以来俄美关系发展的规律与特征,俄美关系的这种周期性演变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系统性原因。在全球层面,俄美两国在战略稳定、核不扩散以及国际法体系及能源问题上立场相左;在地区层面,俄美两国在欧洲、中亚、后苏联空间以及亚太地区的矛盾与冲突共存。由于今天的俄美关系依然是建立在相互核遏制以及确保相互摧毁的军事政治逻辑之上,加之俄美关系内容的匮乏与狭隘,因而即使双方围绕本次乌克兰危机而发生的争斗得到妥善解决,其发展前景依然充满很大的不确定性。     

灵性资本、精神资本与佛教文化

宗教经济学认为,宗教信徒因信仰或参与宗教活动能从中获得一些收益和效应,他们把这种效应称之为"灵性资本"。佛教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且在宗教市场中占有殊胜的地位,也是非常重要的灵性资本来源,人们信仰、参与佛教活动的同时,佛教也满足了他们的收益所需。     

于连"俄狄甫斯情结"论析

本文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从心理学上分析<红与黑>中于连的"俄狄甫斯情结".文章阐明了"俄狄甫斯情结"的涵义,论述了于连"俄狄甫斯情结"的成因和行为表现,揭示了在变态的社会背景下酿成的于连畸形的形象特征.     

儒教非宗教--与李申教授商榷

比较、分析已有宗教的与儒教的概念可以得知,儒教具有"政教"与"教化"的性质,同时亦说明"儒教宗教说"是难以成立的.大量事实证明儒教基本不含有宗教认知的成分,而宗教所特有的认知方式乃宗教的最根本的特征.     

为"宗教文化旅游"正名

我国旅游界对当今与宗教文化结缘的旅游主要有"宗教旅游"、"宗教文化旅游"之提法,本文认为这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不应混淆使用.文章从分析宗教、宗教文化两个概念入手,进而说明"宗教旅游"、"宗教文化旅游"的联系和区别,认为"宗教文化旅游"的提法较为科学.     

近代中俄边境及若干城市俄罗斯风俗习惯述略

中俄边境华俄后裔集聚地和哈尔滨、上海等城市的俄侨社区,曾流行浓厚的东正教习俗,并留下了大量的东正教教堂、"木刻楞"等俄式建筑,其饮食、服饰中俄兼备,会话、姓氏和命名等则采用汉俄双语制.这种影响一方面增添了中国民俗的多元化色彩,另一方面俄俗本身在有限的区域内也或多或少地被改造或嬗变.     

新时期世界宗教发展趋向研究

人类文明在21世纪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而宗教作为人类文明和世界历史的经典要素,在新时期又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和特点:第一,宗教在全球范围内强势复兴,呈现"量"与"治"的双重突破,宗教与现代化的关系从宗教适应现代化逐渐调整为现代化践行宗教性;第二,宗教表现出强烈入世冲动,出现宗教政治化和政治宗教化两种入世取径;第三,宗教信仰个体不断追求信仰的个性化,宗教发展呈现出多元化倾向;第四,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发生转变,形式上出现科学化倾向;第五,宗教异化、蜕变为宗教极端主义的趋势加剧,严重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宁.     

宗教文学·中国宗教文学史·魏晋南北朝道教文学史——关于“中国宗教文学史”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构想

在中国现当代学术语境中,"宗教文学"的研究从概念、问题、理论到具体实践都存在较多的问题,最主要的表现是研究者往往致力于宗教与文学关系的探讨,而忽视了宗教文学本身的研究。中国宗教和宗教文学都具有独特的自性,"中国宗教文学史"的建构必须符合这种对象属性,而"宗教性"的内涵标准和"大文学"的文体观念,正是构建民族本位宗教文学研究的重要原则之一。作为中国宗教文学史重要阶段的"魏晋南北朝道教文学史",尤其可以体现此一原则的价值和意义。     

论“宗教经验”的概念、核心和特征

在宗教的四要素(宗教观念、宗教经验、宗教行为、宗教体制)中,“宗教经验”是其结构性要素之一,是人们对宗教整体的感知和评价,包括感觉、知觉、印象、表象、感受、情绪和信仰等。文章认为“宗教体验”是“宗教经验”的核心部分。“宗教体验”的实质是人类追寻终极价值时产生的“意义感受”,与审美体验一样具有日常经验中断、形象性和强烈的情感性三大特征。     

西方宗教理论下中国宗教研究的困境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努力使用西方观念、理论来诠释中国传统文化与信仰,于是在理解中国宗教方面就无法避免地出现了各种问题和困扰。首先是宗教研究的基本词汇和概念问题。中国学者不仅接受了"宗教"等西学词汇和概念,而且在以西方的"宗教"视角来分析中国社会时,竭力靠近西方人对宗教的界定。其次是近代以来中国学者基本上都是以西方宗教价值观来看待和评价宗教在中国之存在,很多自远古以来形成的中国人世界观和共享性精神遗产都无法进入学术讨论的范畴之中,由此带来的问题是中国宗教的主体性解释难以确立、中国宗教研究理论难有突破。因此,摆脱对西方理论的过于依赖已成为中国宗教研究必须突破的瓶颈。     

特朗普当政以来的美俄关系

国家利益对立和国内政治现实限制了特朗普在美俄关系上的"操作"空间。所以,在入主白宫后,特朗普的对俄政策很快由暧昧转向强硬,打破了人们对美俄关系改善的期待,最终导致双方形成冷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对峙。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矛盾和分歧的根源在于历史传统和价值观的差异,这是双方互信缺失的根本原因。乌克兰危机改变了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结构,美俄关系在短期内难以出现转圜,"新冷战"将成为双边关系的常态。     

试论宗教与文化的关系

简要梳理和阐述宗教与文化的内在关系和外在关系,对二者的关系和复杂性进行比较深入的探讨,同时,将宗教与文化、宗教的文化性等特征放在当代的历史背景中,进行动态的审视、思考和盐?这是我们研究宗教与文化的关键之所在。     

论张之洞调整中日俄三角关系的外交主张

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日俄两国在东亚地区的扩张,清政府如何妥善处理中日俄三国关系,谋求国家安全显得日益重要起来.张之洞积极参与清政府的外交事务,在沙俄霸占伊犁、日本侵占琉球期间,他提出了"赂日阻俄"的主张,在甲午战争中国战敗赔款前后則主张"联俄抗日";在德国抢占青岛、俄国强租旅大之时又改弦更张提出了"结日阻俄"的主张.张之洞调整中日俄三角关系的主张经历了以上三个阶段.但始终未能摆脱中国传统的"以夷制夷"外交理念窠臼.     

《死刑台》中的“恶人”形象与东正教神学中的罪恶观

宗教与文学的关系历来紧密。对俄国作家而言,东正教神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创作,包括前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是前苏联具有世界影响的小说家,他创作的《死刑台》被视为"当代圣经"。主人公俄巴底亚身上的宗教象征意义已被较多地论及,而小说中的"恶人"形象——格里尚、彼得卢哈、科利亚、马哈奇、坎达洛夫以及巴扎尔拜等,在以往的研究中却鲜有涉及。其实,这些恶人形象体现了东正教神学中的罪恶观。通过分析,可以发现艾特玛托夫对于罪恶的思考直接受到了东正教神学的影响,并且在他的小说中得到了充分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