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映真的身份建构

陈映真"中国人"的国族身份、第三世界左翼知识分子的阶级身份,以及台湾乡土文学和现实主义作家的文学身份,是在其生活和创作实践中建构起来的,并非"标签",而是代表着立场的坚持和责任的承担.在台湾"冷战-内战"的社会意识形态交叠结构下,陈映真感受到民族分裂的痛苦而不分畛域地描写两岸人民在台湾的遇合;他坚持左翼的原则和观点.指出第三世界共同的历史命运、面临问题及其文学必然的现实主义方向;他还通过对"本土化"准确、深刻的认识而达到对现代主义的扬弃.     

陈映真的红色抒情与1970年代台湾知识青年

陈映真作品中的红色抒情,紧贴台湾从戒严到解严的政治环境变化,经历了一个从曲折慎言到直抒胸臆的过程。为达到传递左翼信息的目的,陈映真对小说内容进行了艺术加工,而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读者接受与作家创作意图之间的错位。陈映真通过社会活动弥补这种错位,是无奈之举,也是其有意而为。1970年代台湾知识青年在青年时期对陈映真的阅读,影响了他们在日后对社会的参与,这是陈映真的红色抒情在台湾当下意义的一个重要面向。     

陈映真的文学悲情--兼评王向阳的《陈映真论》

通过对中国大陆的陈映真研究加以简单梳理,重点评析了<台湾的忧郁>和<陈映真论>.认为<陈映真论>的作者集中论述陈映真小说中的死亡意识、诗思交融的叙事策略,就是对陈映真"悲情"文学世界的重点阐发.如果说从<台湾的忧郁>中,能够感受到陈映真小说世界的"忧郁",那么从<陈映真论>中则能体悟到陈映真的文学"悲情".     

台湾乡土文学的一面旗帜--陈映真乡土文学观释读

陈映真作为台湾乡土文学的主将,构建了完整而系统的乡土文学理论体系.他认为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提出要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主张文学为人生服务,文学要明确其"人间性"品格,并指出台湾文学具有鲜明的中国属性.陈映真的乡土文学观对于指导乡土文学的正确健康发展,对于台湾社会的思想文化及文学的发展,都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文学台湾与民族认同——以陈映真的现代性思考为例

台湾文学与"现代性"语境下的民族主义有着紧密的关系,不同的文学叙述背后的"民族认同"取向亦迥然而异。台湾作家陈映真以其坚定的统一立场著称于海峡两岸。他从对现代主义文学的反省出发,长期思考着台湾社会现代性问题,并自觉地将之作为论述国家统一的依据,从文化根源上驳斥分离主义,代表了台湾"民族认同"的正确方向。     

中国新文学史论纲(上)

我们秉持人性的、审美的、历史的三条原则,编写出这部新文学史.上编分五大板块,分别是“五四”文学、左翼文学、国统区文学、延安文学和台湾文学.“五四”文学的主要代表为周氏兄弟,他们承接晚清而有发展和变异；左翼文学的主体是一种政治文化思潮,茅盾代表了其成就和不足；国统区文学主要包括京派和海派,他们显示出“文学的启蒙”的实绩；延安文学不同于左翼文学,主要是“讲话”以后日益成型的以政治为导向的一种体制化文学；台湾文学是国统区文学在台湾的延续,并在新的条件下产生裂变,后果之一就是离散写作现象.总之,百年新文学表现为文学与现实牵连不断的一场跋涉,更是以“人”为最高目标和最后归依的美学升华之旅.     

台湾作家陈映真:背靠祖地的中国人

由小说名篇而搬上银幕的《夜行货车》,使得海峡这边更多的人熟悉了台湾作家陈映真。其实陈映真在台湾早已声名大振,因为他的丰盛作品也因为他的坎坷经历。而今,《陈映真文集》在北京问世,陈映真以其文学成就当选中国社会科学院为数不多的境外院士之一,这是中国文化界对陈映真的充分肯定。喜讯传来令人高兴,我赴台湾采访时与陈映真先生有些交往,深知他当之无愧。     

勇开“夜行货车”的角色——论陈映真与其创作探索

陈映真是在 2 0世纪中后期,台湾文学由现代主义向现实主义回归的转折时期出现的乡土文学作家。在乡土文学论战中,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建立民族文学的思想。1983年,陈映真抱着将 历史真相 "告之于众的目的,发表了影响颇大的 铃铛花 、 山路 等力作。1985年,他又创办了大型报道纪实杂志 人间 ,着力于思想文化战线的战斗。尤其是 90年代以来,站在 中国人"立场上清理台湾社会历史,反思文学现状,直面现实,与文化台独和文学台独论者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战斗。从 1999年开始,陈映真的文学创作 再出发 ",为文坛奉献了 归乡 、 夜雾 、 忠孝公园 等力作。无疑,陈映真创作的震撼力再次迸发, 像一个文学领域的探险家,从不满足于脚下的获得,不断地踩着坎坷的路前行,不断地有所发现、有所创造"。     

启蒙与彷徨:论赖和的文学创作与左翼思想

赖和是台湾新文学的先行者,开启了台湾文学的新时代。他的文学作品体裁多样,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环境,描写了底层民众的苦难人生,是台湾"日据"时期社会方方面面的真实写照。赖和的左翼思想体现在呼吁弱小民族的觉醒、对殖民者的反抗之中,更为重要的是,他反思了隐藏在民族问题之下的阶级问题。赖和重视文学力量,提倡启蒙精神,是一位对台湾底层民众寄寓了深切同情的知识分子。     

“二二八”文学：战后台湾文学的重要转折

在1947年“二二八”事件前后反映、表现台湾社会的“二二八”文学迅疾纪录了战后台湾现实的真实面影,凸现了台湾回归祖国后台湾民众“当家作主”的愿望和国民党专制统治的矛盾冲突,以丰富的历史细节化解了“二二八”中的族群冲突,在社会心理和台湾历史的层面上揭示了“二二八”事件症结所在,其中包含的反思尤为深刻。“二二八”文学是战后台湾政治文学的滥觞,其主导是左翼文学思潮,这种在野的左翼文学根植于台湾社会,呼应于中国大陆的革命形势,但又有自觉、鲜明的台湾本土建设性,其影响存在于日后台湾文学的发展脉络中。“二二八”文学反映了战后台湾文学遭受的重挫,但它提出的台湾文学课题及其表现出来的建设性构成了台湾文学的重要转折。     

左翼文学的发难:贫弱的实绩与历史的光影

20世纪30年代初,刚刚发难不久的左翼文学不但遭到了国民党御用文人充满敌意的贬斥、攻击和诬蔑,还受到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要求"看货色"的强烈质疑.发难期的左翼文学之所以备受质疑是因为其创作实绩比较贫弱,而造成这种贫弱的原因在于:文学对政治的依附和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的侵蚀,国内外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偏颇的影响,尤其是左翼作家自身薄弱的才艺的限制.发难期的中国左翼文学是世界左翼文艺思潮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尽管它还不成熟,但它具有鲜明的介入社会、政治、人生的意识形态性质,其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其自身的文学价值,也使它获得了与其艺术成就并不相匹配的历史光环.     

丁玲与左翼文学

笔者所用的左翼文学概念,是指由20世纪20年代末革命文学的论争、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以及1930至1936年“左联”六年以来的左翼文化运动影响下的由30年代初直至“文革十年”文学的终结。丁玲是以女性身份加盟左翼文学的第一人也是最后一人。丁玲一生的创作与左翼文学的兴衰发生了半是主动半是无奈的纠缠。她创作上的成就和局限及种种矛盾的困惑,都不可能离开左翼文学及其背后的政治权力而得到合理的阐释。笔者通过她的两组作品及两种写作身份的转换轨迹,从文学与政治与性别及语境与选择切入,从启蒙话语与革命话语方面对丁玲创作的全过程进行了解读。     

如何扬弃"纯文学"与"左翼文学"?——底层写作所面临的问题

针对底层写作所面临的问题,我们应该辨析底层写作与“纯文学”思潮的关系,它们虽然取向不同,但在某些方面是一致的,底层写作不能无视“纯文学”在形式探索等方面的成就;底层写作与“左翼文学”传统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只有充分借鉴“左翼文学”的经验与教训,底层写作才能有更好的发展.     

在个性与政治间徘徊的现代派

在左翼文学的巨大声浪中出现的现代派文学,一直处于非常尴尬的位置:一方面,在革命主流文学的熏陶下,现代派文学曾做出某种超越自我、融入主流的尝试;另一方面,个性的发现与追求艺术的独立性使其又与左翼文学保持距离,徘徊于个性与政治间,最终,不同的生活选择、追求文艺自由性使现代派文人走了与左翼文学不同的道路。     

21世纪的民族寓言:从台湾文学角度看詹明信-阿克马德之争

台湾文学,尤其是流亡作家白先勇先生和曾被称为"中国最卓越的作家"--台湾乡土作家陈映真先生的作品不仅构成了所谓"文化中国"的文学的一部分,也从独特的台湾视角阐述了一种中国的民族寓言.在某种意义上,台湾的民族寓言就是20世纪中国离乱的寓言,这场离乱一直延续到了21世纪.当我们回顾20世纪后期的历史,会发现这场民族寓言并不仅局限于社会底层.台湾的经历与大陆相似,但在时间上领先于大陆,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仅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中国的过去,也可以帮助我们推断其未来.     

颠覆之美--台湾文学新地景与文学史书写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台湾文学创作中出现了一系列新景观(如原住民文学、自然写作、女性主义文学、同志文学、酷儿写作、旅行文学、饮食文学、网络文学……),它们构成了对既往写作模式的颠覆,开创了新的写作范式,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颠覆, 是20多年来台湾文学创作的一个基本走向.本论文主要就原住民文学、自然写作、同志文学--酷儿写作几种现象进行简要论述,衡定其文学价值,研讨其与既往写作模式的关系,阐释其"颠覆之美",同时也提出这些文学现象在进入台湾文学史时宜采取的写作策略,为台湾文学史的构建开拓新空间.     

光复初期台湾文坛的胡风影响

胡风在光复初期台湾文坛产生较大影响,与一批胡风的友人聚集于此有关,但产生于国统区左翼文艺运动中、吸取了鲁迅精髓的胡风文艺思想与当时台湾文坛实际语境、目标和需求的深深契合,是更重要的原因。官僚统治的弊政需加以揭露和批判,黑暗、沉重的社会环境需有坚强的主观精神力量和激情加以对抗和突破,这使得胡风"主观战斗精神"论能在台湾文坛获得广泛共鸣和实践。胡风文艺思想当时已引起左翼文学内部的争论,这其实只是国统区和解放区不同语境所致,其留下的经验教训值得深加反省。     

“为农民写作”的文学思考——以赵树理创作为中心

赵树理对文学的理解,其精神是与鲁迅等启蒙文学家相通的.他并非"天生的"大众化作家,但他热爱农民,关注农村,始终为农民而写作,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在现代文学复杂的历史进程中,他使文学写作密切关注变化中的农村和农民生活,体现出一代作家的人格力量和文学良知,也使中国左翼文学的文化追求和价值取向落到了实处.因此,以赵树理创作为中心,分析其"为农民写作"的文学思考,对当下中国作家极具启示意义.     

鸳鸯蝴蝶派与左翼文学

以鸳鸯蝴蝶派为参照系观看左翼文学,可以发现从鸳鸯蝴蝶派到左翼文学,再到当代文学中的大量"革命斗争题材"的文学,实际上是具有比较清晰的"草蛇灰线"可寻的。五四新文学革了鸳蝴派的命,打开了自己的新天地。但五四新文学由于不重视文学市场而渐趋式微,又被重视文学市场的左翼文学革了命。左翼文学在重视文学市场方面与鸳蝴派是相通的。文学本身具有的消费性,不论在何种时代,都会顽强地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     

左翼作家的革命情结研究

左翼作家革命情结的生成源于现代化的焦虑与渴望,在苏联革命的启示下,他们选择了由革命而走向"现代"的道路。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是左翼作家革命情结的生成过程。这种革命情结在政治的肯定、诱导下逐渐定型、僵化。从革命视角出发,左翼文学中出现了贬低知识分子、美化工农的倾向,造成了启蒙者与启蒙对象的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