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型居住社区居民自治研究——以松江新凯家园社区为例

我国城市社区居民自治是城市居民当家作主,推动城市社区建设的内在要求。根据上海郊区大型居住社区居民自治的现状和特殊情况,当前,要在引导居民参与社区事务,提升社区自治组织治理能力的同时,加强各类社区组织的建设,继续加深社区居民的社区认同,促进社区融合,从而更好地推动社区自治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     

就地城镇化背景下“村改居”社区公共性弱化及重构研究

“村改居”社区是城乡二元结构下城市化的产物,社区内部公共空间、治理结构等在发生巨变后,社区治理存在复杂多变的问题。为落实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实现构建社区治理体系的政策目标,将辽宁省某市S“村改居”社区作为研究主体、具体化的公共性作为切入点,从社区公共空间、社区公共精神、社区公共参与、社区公共交往、社区公共认同5个维度,阐述S村转变为S社区过程中社区公共性弱化的表现,社区公共性重构工作需要社区提供居民开展公共生活的公共空间、创造公共交往机会、保障居民公共参与的权利、培育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大型居住社区治理模式初探——以上海三林世博家园社区为例

作为住房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型居住社区建设近年来受到政府与社会的高度重视.三林世博家园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最大的公共配套工程之一.三林世博家园社区建设将居民区自治、社区共治、社会公治融为一体,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社区复合治理模式.这一模式对于未来大型居住社区建设有重要借鉴意义.     

邻里关系的消解与重构——包头市北梁棚户区改造的社区发展视角

在城市棚户区改造语境下,构建和谐的邻里关系是居民对棚改新区适应与融合的关键性问题.北梁棚户区的搬迁改造政策使原有的邻里关系弱化,在地域空间与心理认同上出现非重合的社会现象,直至消解.本文基于社区发展视角,在分析旧邻里关系逐步消解的基础上,提出拓展棚改新区的社区公共空间与居民之间的社交网络,提供多方位社区参与和社区融入的平台,注重社区文化建设以及建立专业社会工作服务体系有利于棚改新区邻里关系的重构.     

城市居住空间分异格局下单位制社区的走向

体制改革前,中国社会特有的单位体制塑造了以单位为基础的城市居住空间的分异,随着社会的转型,特别是住房商品化体制的确立,原有的"单位化"城市居住结构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中国城市居住空间被重塑为以阶层为导向的分异结构.本研究通过对一家具有典型意义的国有企业单位社区的田野考察发现,在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的重构与再生产过程中,许多类似的传统单位制社区已从"单位化"城市居住空间中的基本单元逐渐演变为住房商品化体制下城市居住空间阶层化分异格局中的底层聚集区.如何实现这类社区的重建与新生,将是城市发展与治理中必须考虑的问题.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社区认同意识的媒介建构--以苏州相城区元和街道“元和好乡邻”社区建设为例

随着城市的发展,社区生活日益成为人们工作和家庭之外的主要生活空间,为此,许多城市加强了社区建设,通过营造共同的社区认同,加强社区居民与居民、居民与社区组织之间的联系,而在这一过程中,报纸、微博、QQ群等新旧媒体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苏州市相城区"元和街道"为研究对象,本文通过考察各种新媒介媒体,观察每个社区的日常空间,探讨不同形式的社区媒介在促进社区居民融合,建构共同社区意识方面的作用。     

呼和浩特市西落凤街社区公共空间营造

基于空间生产理论,以单位制转型社区西落凤街社区为例,通过对该社区公共空间生产演变过程、现状使用情况及居民日常生活的梳理,可知以生产为主要目的的社区公共空间经由政府和市场管控的消费、生活性公共空间正逐渐向代表居民日常生活的异质化交往性公共空间转型.基于此,从社区公共空间日常生活融入的再创造、物质空间提升、培育社区社会组织三个方面进行社区公共空间的营造,以期建立公共空间的良性生产机制,形成符合当前社会发展的交往性空间,促进社区社会关系再生产,对同类型社区的空间营造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城市社区居民满意度评价研究——以高档商品房社区和旧居住社区为例

城市社区居民满意度是评价社区建设与管理的重要标准之一.文章以高档商品房社区和旧居住社区为例,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了城市社区居民满意度评价指标及权重系数,高档商品房社区更注重时“社区管理”和“居民期望”的评价,旧居住社区则侧重于“居民生活性需要”和“社区管理”的评价.在此基础上,对盘锦市的两个社区进行了实地调研.调查结果显示,高档商品房社区居民的满意度明显高于旧居住社区.但是,高档商品房社区居民的参与程度和时社区的感知程度普遍不高,而旧居住社区的居民生活性需要和社区管理仍然存在着较多的问题.     

从封闭小区到开放街区：城市社区重组与治理重建

以陈家湖社区的街区制改革实践为例,分析从封闭小区到开放街区及基层治理转型过程中的矛盾、困难和问题及其化解之道。小区开放及开放街区建设不仅是小区物理空间的开放,也是社区社会空间、组织空间、权力空间、管理空间和认同空间的重构;不仅涉及到居民生活便利与安全,也涉及到居民的权益和社区的公共产权和治权;不仅需要对社区组织、管理、服务以及资源和权力的重组和创新,也需要城市基层治理体制和治理方式的变革。     

从居住共同体走向新生活共同体 ——社区安全治理的反思

现代社区“大传统”与“小传统”治理基础的解体导致社区安全治理面临严峻困境,转型期以“追求理性和利益”为核心的功利主义和以“数字网络”为代表的信息时代加速了“生活共同体”意涵的消逝和“居住共同体”社区形态的形成,瓦解了社区安全的治理基础。以社区安全治理作为切入点,推动城市社区从“居住共同体”走向“新生活共同体”,可以通过“利益主导,提供服务需求”、“凝聚共识,增强社区认同”以及“信息共享,搭建信息平台”等具体策略重构社区安全治理基础。     

农民集中居住区社会样态研究:基于 Wirth-Redfield 模型的分析———以江苏省镇江市平昌新城为例

基于Wirth-Redfield 模型以江苏省镇江市平昌新城为例,将农民集中居住区视作一种乡土—都市连续统的特殊地域社会类型,从公共空间和社区意识两个维度考察该地域社会类型都市性嵌入与乡土性嬗变的实践逻辑。 首先,公共空间结构转型,一方面社区公共空间的营造使得社会交往趋于公共化且打破了基于地缘关系的社会互动模式,实现基于村庄认同社会互动到基于社区认同社会互动的转型;另一方面社会认同转型在改变乡土世界运作规则的同时也使得后乡土中国的农民公私观念发生微妙变化。 其次,社区意识悄然崛起,一方面社区环境商品化增强社区归属感和家园意识;同时,房屋产权明晰化使得业主身份建构成为可能;另一方面通过社区基层组织与村组织有机融合引导村干部逐步向社区干部过渡,干部管理社区化既是社区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的主要议题也是重构社区组织认同结构的必要路径。 最后,Wirth-Redfield 模型视角下的乡村都市化不仅仅是人口聚居模式和社会样态的显性变化,更是一场隐形的文化转型,其核心是要告别乡土社会实现一种新型的城乡文明关系。     

基于居住邻里的城市社区景观空间设计策略研究——以宁波市为例

在这个人人关注生活“幸福指数”的时代,城市社区的居住环境、邻里关系是两项重要的检验指标,而城市社区景观空间则承载着实现这个重要指标的任务。以浙江沿海开放城市——宁波为例,结合宁波城市社区景观空间的发展现状,从“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出发,在居住、邻里交往空间合理营造的基础上,研究城市社区景观空间设计策略,构建合理的社区景观空间建设理论体系。     

社区问答

问:本人在社区工作,有个问题想在居委会换届选举时明确一下。一是人户分离人员能否参选;二是,不是本社区的居民,即人不在本社区居住,户口也不在本社区的人员,是否可以参与选举与被选举,能否被聘用为社区工作人员?浙江省台州市蓝星社区答: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社区人口流动频繁,既有在同一个城市的不同社区之间流动,也有在不同城市、社区之间的流动,还有从农村流向城市社区的大量外来务工人群。这就出现了一种情况,即居住在某个社区的居民,户口却在另一个社区,甚至是农村户口。人口流动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     

信龇为大社区发展找到了出路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美湖社区是蠡湖街道的大型农民安置型社区,社区有居民3500多户、7000余人,其中租住户341户,流动人口2013人,预计社区今后居住人口将达1．5万人,而与之匹配的社区工作人员只有20名。近年来,针对社区内拆迁安置居民多、外来租住流动人口多、住户类型多、     

探索大型社区多元共治新途径

2013年2月1日,经安徽省合肥市委、市政府批准,合肥市包河区滨湖世纪社区服务中心正式挂牌成立,6位社区居民代表共同参与揭牌活动,实现了由传统街居管理模式向现代社区治理模式的转变。目前,滨湖世纪社区辖区面积约6平方公里,社区居住人口近10万人,饱和人住人口约18万人。     

中新生态城大型住区居住舒适度的评价方法

中新生态城住区居住舒适度评价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摆脱通常大型居住区设计过程中对居民真实需求考虑不足的窘境。居住舒适度就是居住区满足居民各种层次需求的水平以及居住区可持续发展的水平，它具有矛盾性、芜杂性和模糊性的特点。中新生态城居住舒适度评价体系通过引入多角度评价方法，揭示出居住舒适度各相关内容之间的联系与矛盾；通过采用“无纸化”自动评分表，使芜杂项目的统计处理变得更加高效；通过整合居住区各项建设的参考指标和相应的设计范例，使其成为控制性详细规划指标制定的参考性依据。     

陌生人融合成“熟人社区”

上海市宝山区探索通过居民自治,实现"居民事自己管,小区事大家管",不仅化解了各种"疑难杂症",还让来自五湖四海的陌生人逐渐构建起邻里相帮、互让的"熟人社区"。随着上海经济辐射效应不断延伸,一些郊区新城、新镇导入人口迅速增加,不少大型社区居民结构复杂、利益诉求多元化,这给基层工作提出了     

影响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居住因素分析:居住隔离抑或社区社会资本?

近年来,流动人口的居住长期化和家庭化趋势凸显,研究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运用2017年在我国8座城市进行的大规模问卷调查数据,对影响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居住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除住房产权、住房质量及社区类型外,居住隔离和社区社会资本也是影响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重要因素。社区社会资本在居住隔离与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之间发挥着显著的中介效应,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居住隔离状态影响着他们在社区内与本地人的社会交往,进而对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发挥作用。     

基于公共价值视角的城市社区治理绩效反思

20世纪末起,社区成为中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重构的重要载体和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空间。围绕着"城市社区如何治理以推动社会的发展",理论界与实务界都进行了积极探索。采用文献分析、比较分析的方法回顾理论与实践,发现城市社区治理绩效评价存在着社区中行政与自治配置何以最优、政府行动与居民需求何以对接、"碎片化"的实践绩效与学术评价何以整合的现实困惑。基于公共价值的视角反思认为,作为地域型社会生活共同体的社区,社区治理的绩效不仅仅是政府自己生产的,而是多元主体合作的产物,必须以反映广大社区居民集体偏好的公共价值为基础。     

文化建设:城市社区治理的路径选择——基于武汉市T社区的实证分析

在市场经济构建过程中,人员流动性增大,城市社区居民间关系淡漠、社区共同体意识式微、治理主体缺位的被动局面阻滞了社区治理的有效实现。对武汉市T社区文化建设的实证分析表明,多样化的社区文化建设功能不仅体现为文化自豪感、文化认同的强化,更着重表现为居民在共享文化意识中可能形成的超越个人私利的关注公共利益的集体意识、自治意识等公共精神,并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社区治理格局。因此从调动居民参与、突出社区文化个性、系统化社区文化建设、强化居民公共精神等方面来提升当前社区文化建设的高度,以期激活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社区治理,不失为一种好的路径选择。